七、滨海养伤和反扫荡总结
我的伤口虽经十多天治疗，但因行军作战环境、医疗条件简单，仍未明显见好。回到滨海地区后，组织上决定，不让我参加工作，专门养伤，同时卫生部也决定由我的妻子董其采专门为我治疗和护理。
在我们回来的第二天，其采就来到我处，夫妻见面，悲喜交加，百感交集。据她说，事先谁也没有正式告知她我负伤的消息，但通过察言观色，耳闻只言片语，隐隐觉察到似乎我又负伤了，可是具体情况不便深问。当时她的焦虑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谓是“长夜织寒衣，孤灯思战地，风闻伊负伤，心酸暗泣泪”。当她见到我的伤情不是要害部位，心里千斤重负顿时落地了。经过她和卫生机关协同治疗，约半月左右，伤口就基本上愈合了，她也心绪愉快地回卫生部工作去了。
回到滨海地区后，师机关对近两个月的反扫荡斗争进行了总结。
当时我是师直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对于袁仲贤指挥部队在大青山突围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问题，党总支也进行了讨论，并决定给袁仲贤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组织指定由我通知袁仲贤并指出其指挥上的错误。
我按照总支讨论精神找了袁仲贤谈话，他承认造成大青山战斗严重损失应负一定的责任，服从党给他的处分。但他有三点申述，第一，敌人的情况不明，我们只有一个连兵力无法应付；第二，我们的行动方向是师首长指定的；第三，我们指挥没有侦察通讯工具。我认为他讲的意见是事实，因此同意他保留自己意见，并可以向师首长提出。他以后是否向师首长提过，我就不清楚了。
在养伤期间，我曾反复考虑过，这次沂蒙反扫荡，师指挥机关用号称五万之众的强大敌人，长时间周旋战斗，是否正确？在留田突围分成两个梯队，由袁仲贤指挥的梯队向情况不明的蒙山地区转移，是否正确？我对这两个问题持否定的态度。如果敌人尚未形成合围之前，在青驼寺时师指挥机关和分局机关同师后勤机关一起转到鲁南去，就不可能有大青山的损失。如果留田突围时，不分成两个梯队，师指挥机关和分局机关一起向南突围，也不至有大青山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