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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纠正“军事冲击政治”，海军党委意见分歧
1962年下半年至1963年，海军工作根据毛泽东、林彪的指示，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各项任务，经过海军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各项工作发展比较顺利，成绩显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争创“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1【注1“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1960年10月，军委扩大会议决议要求部队开展“五好战士”运动。“五好战士”标准为：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12月30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又传达了林彪对1961年部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个连队争做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连队”。从此，一个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作为基础建设的内容在全军开展起来。“九•一三事件”后这一运动即告终止。】深入军心。海军党委团结也是好的，全海军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学毛著、学雷锋形成热潮，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出来，整个海军的工作面貌和精神面貌有了新的起色。
1964年1月18日至30日，海军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海军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决议中指出，1963年1月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体现了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林彪同志“三条指示”的精神，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是正确的，今后应继续贯彻执行。
在海军党委三届一次全会上，选举了海军党委常委委员、书记、副书记等。之后经中央批准，萧劲光、苏振华、王宏坤、李作鹏、杜义德、刘道生、赵启民、周希汉、张秀川、张学思十人为常委委员。萧劲光为第一书记，苏振华为第二书记，王宏坤、李作鹏、杜义德、刘道生为副书记。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64年开始的全军大比武，成为党内、军内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全军大比武，是1964年1月下旬由罗瑞卿总参谋长在南京主持召开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2【注2郭兴福：南京军区某部连长。他在步兵单兵和小分队战术训练中，研究摸索出一套教练员战术教学训练时做到“四会”（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并按“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的要求练兵。这套训练方法受到总参和军委领导的重视和赞扬，被誉为“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议提出引起。当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均有负责干部出席，海军是我和刘道生两人参加。
这次现场会议由南京军区事先准备了战术、技术项目进行表演，并且表演得比较熟练精彩，大家看了都认为好。罗瑞卿总结讲话时，要求全军迅速推广，“掀起军事训练高潮”。回到北京后，我和刘道生整理了汇报提纲，并向海军常委们做了汇报。
我当时认为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是正确的。2月初，海军党委下发指示，号召海军各部队行动起来，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热潮。
从此，海军各单位就开始掀起以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军训高潮”，并从下而上的搞起“比武运动”。6月在舟山，海军召开了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尖子”单位进行了表演，贺龙、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总长到会观看，海军有苏振华和我到会。12月在青岛，海军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比武大会，萧劲光、刘道生到会。这样一来，全军学习、推广郭兴福群众性军事训练教学方法，在一些基层部队，就变成个别单位和少数“尖子”的“大比武”活动（实际上郭兴福教学方法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战斗作风培养、贯彻群众性练兵活动等内容），并由局部的小型比武活动发展到全海军性的大比武。
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比武，军事训练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比武。比武仅仅是郭兴福教学法中考核训练成果的手段之一。但在各种舆论工具的大力宣传下，“练兵为比武”、“训练为比武”的空气相当浓厚，而比武、练兵的真正目的倒有所淡化。在海军有些领导也提出“比武压倒一切”，“海军工作的中心转到比武上来”。在大比武中，还发生弄虚作假现象。例如，拼凑“尖子”（将几个单位的技术能手拼凑在一起）参加比武的锦标主义现象和花架子“练为看”的形式主义现象等等。当时，对林彪提出的建军方针和路线，虽然没有听到公开反对，但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空气很自然的逐渐淡薄起来。
1965年初，由罗瑞卿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议，海军照例是我参加。
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林彪对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提出的批评。
林彪批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大比武使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在大比武中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冲垮，结果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林彪说：“一定要突出政治，要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军事工作也才能搞好。”林彪又说：“要研究和接受前几年海军的教训，过分突出军事训练，就冲击了政治。海军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他们后来转变过来了。”
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后，不但罗瑞卿震动很大，对参加军委办公会议的其他人也震动很大。罗瑞卿觉得林彪批评过重，他认为对1964年的军事训练成绩还是应该肯定。他在会上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因此对林彪的批评意见，在向下传达时，是按照罗瑞卿“军事、政治应该并重”的指导思想作了不少修改。
这样修改林彪的批评意见，我心中虽有疑惑，但我们带“耳朵”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资格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这就是后来批判罗瑞卿“对林彪指示进行歪曲篡改，塞进自己私货，力图阻止林彪指示贯彻执行”的情况。
1965年初，全军开始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就海军而言，下面部队问题不大，上面怎么指示，下面怎么执行，同时已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部队战备工作的情况仍然不错。
可是在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却发生了问题。对于全军开始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有的常委态度比较明朗，如萧劲光,但也有的常委态度不明朗，纠正工作不积极，不坚决，采取消极的态度。有的常委借口抓海军装备工作，形成政委不抓政治思想工作，对于纠正海军存在的“军事冲击政治”的工作和措施，不闻不问也不管。有的常委借口海军装备技术复杂，因此对于纠正“军事冲击政治”表面拥护，实际反对。
虽然有林彪对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的批评，但罗瑞卿“军事、政治应该并重”，“气可鼓，不可泄”的意见是以军委办公会议精神传达的，在各级领导的思想中仍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产生新的意见分歧并不奇怪。
1965年夏天，我向萧劲光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建议，开一次常委通气会，发扬民主、交换意见。检查海军党委，对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批评“军事冲击政治”的思想状况和改进措施。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八?六”海战之后，开了几天相互通气交换意见的常委会议。
会上我比较尖锐的讲了一些意见，我指出，在全军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时候，目前常委中出现新的指导思想上的不统一，反映在工作中出现不协调、不配合、不团结的现象。特别指出，对如何落实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如何纠正“军事冲击政治”，常委中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是认真贯彻林彪指示，积极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第二种是对林彪指示既不积极也不抵制；第三种是对林彪指示既消极又抵制。
我提出意见的中心思想是：希望海军党委把思想统一在贯彻落实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纠正“军事冲击政治”上。虽然我在会议上没有点明“军、政并重”论，实际上已表明我的态度。
这一下大概把苏振华刺痛了，很快就把我的发言记录整理后，送给了罗瑞卿。
9月中下旬，有一天我到三座门参加军委办公会议，会议结束后，罗瑞卿叫我留下，并有梁必业、刘志坚、徐立清在座。
罗对我说：“你在海军常委通气会议的发言记录稿我已看过了。”
我说：“可能有错误,请总长批评指示。”
罗说：“要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夹起尾巴做人，搞好团结。问题是否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去扯了，大家集中力量把工作搞好。”
我说：“同意总长指示，目前海军有些情况值得注意，希望总长加以重视。”
谈话结束后，梁必业邀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在梁必业家里闲谈中，我说了一句：“北京情况不太平，军队有人要闹事。”
梁必业追问我：“谁？”
我自悔失言，一直没有敢告诉他，只说：“以后你会知道。”
其实此时我已知道林彪与罗瑞卿有矛盾，几个老帅对罗瑞卿也有意见。叶群、叶剑英也曾向我打过招呼。
我又从小道消息知道，全军中将以上的干部定级方案已报中央，罗瑞卿亲自将梁必业的行政级别由六级提为五级，因此我不敢实情实告。
自1964年底，林彪提出“突出政治”和对全军大比武进行批评后，林彪和罗瑞卿两种建军思想的矛盾逐步公开化。但当时，我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矛盾产生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
当时我认为，政治和军训应该是军队整体工作中的两个方面，我们在具体工作中的体会是，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但是在当时，突出政治是首位的。在林彪和罗瑞卿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发生矛盾的大背景下，海军党委常委的分歧“到此为止”，显然是办不到的。并且进一步由意见分歧发展到行动和情绪的对立。
1965年秋天，海政经过调查研究，组织起草了一份《关于贯彻执行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基本总结》（后称《三年工作基本总结》），送海军党委审查，并提议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进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总结。
海军党委同意海政的建议，确定10月下旬召开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并向下发了开会通知。
可是会没开几天，主持党委工作的海军政委苏振华却拍屁股走人了，他说要到南海舰队检查工作去。一部分会议代表，看到苏振华走了，也借口工作忙或搞四清，不来参加会议。老实说当时我对苏振华的行为是非常气愤的，很明显，他是从行动和情绪上表现出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态度，表现出对林彪批评罗瑞卿的不满，表现出对军委检查团批评海军工作的不满和三年来调整海军建设方向的不满，并把这种情绪公开暴露到全会上，引起部队干部的思想混乱，简直不像个政委样子。
第一书记萧劲光对苏振华的如此行为也不满意，他对我说：“他不在，会议照样进行。”萧仍按原计划主持会议，并组成了会议领导小组。不少参加会议的代表，看到海军党委常委内部这种思想不统一，工作不团结的现象，连海军政治委员都不参加海军党委的三届二次全会，因此在讨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总结中，就不能不谈到海军领导思想分歧和团结问题。
会议通过了《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总结中指出：总的来看，工作方向已经端正，海军工作落后的状况已基本改变，比三年前，有了较大的转变和进步。总结中还提出了海军对“四个第一”是高举、是犹豫、还是反对的三种态度，指出了目前仍存在和需要加强的十五个问题，也分析了今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
全会虽然通过了《三年工作基本总结》，但对总结中提到的存在问题，仍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争论还是相当激烈。我认为这也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反映。
几周后，林彪从全会简报中知道了会议情况。有一天，由林办秘书给我打电话，传达林彪对海军工作指示。记得有三条：一条是说，海军这几年工作有很大进步，不是小的进步。现在的样子与三年前的样子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基层工作的结果。另一条是说，林彪表扬祟武以东海战打的好，在国防部的嘉奖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林彪说这不仅是对海军说的，也是对全军说的。最后一条是要我们把这次全会上，海军领导对近几年落实“突出政治”中的两种思想分歧情况搞一个材料，不用写文章的办法，而用拉条条的办法，并限期送去。
我立即向萧劲光司令员汇报了林彪的指示，他表示完全同意，还决定向会议领导小组传达林彪的电话指示。经会议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由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负责组织写这个材料。大约11月底，他们搞出初稿后，给我送了一份打印稿征求意见。我对该材料作了若干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材料中凡提到“萧、苏认为……”，或“萧、苏、刘认为……”的地方，我都把“萧”字删掉了。我一直认为，萧、苏两位领导虽然在海军工作的时间较长，但1960年后，对落实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海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上，两人的态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原因之一：军委检查团检查海军工作后，特别是1963年1月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后，在端正海军工作方向上，萧的态度是正确的；原因之二：虽然海军在去年（1964年）也积极参加了全军大比武活动，但今年初，萧对林彪批评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要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与苏是不一样的；原因之三：海军这次全会上，对如何“突出政治”，如何落实林彪“三条指示”在态度和行动上，萧劲光也是积极的、正确的。此外，我知道，林彪对萧劲光多次给予好评：１、在中央苏区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２、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几个副总司令中，他是最好的一个；３、对海军的创建工作有成绩、有贡献。
这份准备上报林彪的材料就是《海军党委常委内部争论问题的情况报告》。
12月初，海军萧、苏和我参加了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们仍回海军继续参加三届二次全会。此时我看到，将要上报林彪的《情况报告》中又增加了新的观点,大意为：“党委常委内部争论的实质，是两种建军思想的争论，是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突出不突出政治，坚持不坚持‘四个第一’的争论。是对军委扩大会议、林副主席‘三条指示’、军委检查团报告、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所采取的不同态度问题的争论。”由于刚刚参加了中央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萧劲光和我对这种提法都没有反对。
12月21日，在海军三届二次全会闭幕前，党委常委们基本同意了《情况报告》，并报林彪和军委。
此次海军三届二次全会之后，海军党委常委内部的意见分歧，就更加日益尖锐化，日益公开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