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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章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
四、分组讨论
24日下午分组讨论，我和叶群参加中南组。临开会前，吴法宪转给我一份陈伯达搞的有关论天才的几条语录。当时，小组会上的发言者内容都比较一般化，一致拥护林彪讲话。有的年轻中委旁敲侧击，顺带提到老同志应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新鲜事物，努力保持晚节等等。
下午的小组讨论快结束时，我做了一个表态性的简短发言。主要也是拥护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我在讲话中曾笼统地说了一句：“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毛主席是天才’我认为完全正确，反对提‘天才’是不对的。”在我的发言中既没有点名，也没有引用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当天下午中南组的讨论很平静。
除华北组之外，其他各组情况大同小异。
据我所知，陈伯达、汪东兴参加华北组的讨论，他们讨论情况很特殊。陈伯达在发言中，点破“有人”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说成是一种“讽刺”；“有人”反对在宪法上写“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
在汪东兴的发言中，他说“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完全同意陈伯达同志的发言”。他又说：“宪法肯定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非常重要，这是宪法的核心，是灵魂”；“现在我们党内仍有阴谋家、野心家，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坚决斗争到底！”
发言中，汪东兴还突然脱离对林彪讲话的讨论主题，说：“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是中央办公厅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建议修改的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又说：“有人不仅不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陈伯达插话说：“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一定会手舞足蹈，非常高兴。”
如果说陈伯达的发言是挑明了中央“有人”反对“三个副词”，那么汪东兴的发言，除坚决拥护林彪、陈伯达的发言外，又完全违背政治局早已通过的决议，在华北组突然提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强调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因此，实事求是地说，林彪的开幕式讲话用了很少篇幅谈了他对“三个副词”的理解和态度，知道内幕的人也清楚，林彪的这段讲话是有分寸的，完全符合毛主席“不点名”要求的批评了张春桥的论点。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则是借林彪开幕式讲话点了一把“有人”反对“三个副词”的火，而汪东兴的发言，除在陈伯达发言的基础上“借火泼油”外，则更是借林彪开幕式讲话，另点了一把与林彪讲话毫无关系的“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火。两把火在华北组烧了起来。
会议秘书组把这些内容写成当天华北组的简报，于当天深夜，由李雪峰、郑维山、解学恭、吴德签字印发全会。
8月25日早晨起床后，秘书就把收到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送给我，当我看完了简报，不觉吃了一惊。
简报说：“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地愤慨，……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简报中还说，小组会上，大家一直拥护和赞成汪东兴提出的，宪法中要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和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的建议。
我拿着简报反复看了几遍。边看边想：汪东兴的发言，强调设国家主席问题，为什么这样突然又采取这么尖锐地方式提出来呢?这不是故意违背政治局决定与中央唱对台戏吗？而且，设国家主席问题与“有人”（指张春桥）反对“三个副词”并无直接联系。
汪东兴的发言，我当时就很反感。我在参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工作期间，知道毛主席多次表示不愿担任国家主席，林彪也两次申明不愿担任国家副主席，政治局也已通过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决议，林彪的开幕式讲话中，也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汪东兴处于什么想法、什么目的，在中央全会上突然又提出设国家主席问题呢？当时我真是不理解。
由于汪东兴的特殊身份，他的讲话迷惑误导了一大批参会的中委。
早餐后，我仍到中南组参加讨论。此时，人人都看到了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大家情绪非常严肃，非常紧张。对陈伯达、汪东兴所指的“人”，也非常愤怒。会议气氛与24日下午的小组讨论完全不一样了。
讨论一开始，中委们就争先恐后的报名要求发言，每人发言态度与昨天下午情况也完全不同了，有点像红卫兵那样，声音大，调子高，措词激烈。“机关枪”、“大炮”、“刺刀”、“手榴弹”同时使用，形成一场闻风起哄的混战，大家群情激愤地“一定要揪出阴谋家、野心家，揪出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但具体斗争目标是谁，要达到什么结果，谁也不清楚。尤其是那些壮年中委，他们火气特别大，极左思潮异常浓厚。
中南组有一批老一辈的革命家，例如：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蔡畅、张鼎承等等，他们经历多，见识广，比较沉着稳重，虽然也有上当受骗讲错话的，但多属于一般性质。
午餐后，我准备再去参加下午的讨论。吴法宪到我驻地同我和邱会作两人打招呼（邱住在我的隔壁）。主要讲了两点：１、汪东兴来电话说，设国家主席问题，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一定要坚持。２、汪东兴让我（指吴自己）向空军中委打招呼，要他们在小组会议上积极发言表态。让你们（指李、邱）也应向海军、总后中委打招呼，要他们积极发言表态。
我听了汪东兴的传话以后感到，虽然汪在主席身边工作，知道的事情多，但可以肯定这个意见是他自己的。因为国家主席问题，我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和决心，为什么还要去干扰？我决心坚持不再提。关于向海军中委打招呼，他也是没有道理的。中央委员不是你海军的私产，也不是你的下级，你和他们都属于中央，只有中央有权指挥，你有什么权力去指东道西，干扰中央。因此我没有跟海军任何中央委员打招呼。
这里，我还要提一下汪东兴。我和汪东兴虽同是江西老表，但并不熟悉。“九大”后，我到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工作，才与汪东兴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虽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经常不参加政治局会议）。
记得大约是1970年春，汪东兴曾邀请黄、吴、李、邱到他中南海的家中做客。当时汪对我们讲了毛、江关系，他说：“主席对江青有讲话，主席说：‘江青，我也不说她很好，也不说她很坏’。”又说：“主席和江青的生活关系不好，长期分居两处，主席住某某处，江青住某某处。主席到外地视察，从来不带江青”等等。汪东兴又谈到主席对样板戏的看法，他说：“主席对样板戏有批评，样板绝对化了，现在不再提样板了，改叫革命现代戏”，“样板戏中，主席只喜欢沙家浜，说沙家浜还有些故事情节”等等。谈话中，汪东兴透露了不少毛泽东与江青工作与私人的关系。
之后，汪东兴的话题又转到了修改宪法中，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他说他拥护林彪建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他又说他和陈伯达在家中谈话，“陈伯达不是坐在沙发上，而是躺在沙发上与我谈话。”以表示他与陈关系的密切。
与汪东兴的谈话，多数时间我们只是听，没有更多的插话。当时我感到：第一、汪知道不少外人极少知道的毛、江关系；第二、他对江青是反感的，是支持陈伯达的；第三、他坚决拥护林彪，坚决拥护设国家主席；第四、他所以向办事组的人谈这些事，也是在表示，他完全同意军委办事组抵制和反对江青抓军队的指挥权。他还说：“我经常与叶主任（指叶群）通电话，通报情况。”
闲谈中，汪东兴突然对我说：“我的几个孩子，有的在陆军当兵，有的在空军当兵，都表现不错，只有在你们海军当兵的儿子，不知为什么，党也入不了，五好战士也评不上”。我知道这是他对海军的不满意。
文革初期，确实有不少部队的老同志找到我，要求解决子女当兵的问题。我当时的态度是：想当兵是好事，凡是愿意到海军当兵，又符合条件的，海军都接收（汪儿子到海军当兵不是通过我）。但入伍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事后，我让海司军务部查了一下，知道汪的儿子叫汪春平，在北海舰队的通信站做报务员。我把情况告诉了舰队领导，不久，舰队领导向我报告，已将汪春平调到快艇支队导弹快艇大队，又过了一段时间，汪的儿子不仅入了党，还提了干部。
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他的政治地位是很重要的，他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很微妙的。我认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直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应该忠于毛主席，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但是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他的言谈始终与毛主席再三强调的“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驰。在庐山会议上他更是突然发难、煽风点火、上下串联、极尽能事，违背毛主席的意图，歪曲林彪的本意，推翻了政治局的决定，利用了参会中央委员的热情，直至将庐山会议演变成埋葬林彪和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坟墓，汪东兴真是首恶元凶！我直至今日不明白他的动机与目的。当毛泽东后来痛批林彪、陈伯达设国家主席是“反党政治纲领”时，他摇身一晃，成了无事人一样，事后仅轻描淡写地检讨一番就过关了。在汪东兴的问题上，我真的搞不明白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真相、真实、真理。“九•一三”事件后，他又爬上了中央副主席的位置。1997年，他竟然写了一本《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利用他的高位，对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事情，扯下弥天大谎，隐瞒自己的错误，蒙骗全中国人民。对于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党竟然听之任之，到底为什么？至今在我心中仍是个谜。
25日下午，继续参加小组会讨论，我先到，叶群后到。我看下午会议情况仍同上午差不多，觉得“温度”太高。因此在叶群来到后,我就在沙发茶几上的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字“降温”。她看了片刻后，就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就同当时主持会议的召集人曾思玉、刘兴元建议，让几位老中委提前发言。这样会议的激烈紧张气氛略有缓和。
离休会还有约一小时，我发言了。我的发言是按照“降温”精神表态的，没有按照原来准备的内容讲，所以陈伯达搞的有关天才语录，一条也没有采用，并且尽量缩短时间，只讲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主要是拥护林彪的讲话，紧跟林彪开幕讲话的调子说：“党内有股反马列主义、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同时在插话中也讲了：“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也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最后是叶群发言，她讲的时间比较长，引用了大量陈伯达摘录的语录，证明天才论观点的正确，并慷慨激昂地说：“林副主席所讲毛主席是伟大天才的话，坚决不能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收回！”
宣布休会后，叶帅小声问我：“点名不点名？”我回答：“不点名。”接着曾思玉又纠缠着追问我：“究竟是谁？”我说了两个字：“东方。”
当晚深夜，大会秘书组把中南组当天讨论情况的简报整理好了，曾思玉派人送我审阅。这个简报一般地反映了小组讨论情况。在简报的最后说了一句“叶群、李作鹏发言，另外整理”。我看后，把“叶群、李作鹏发言另外整理”之句删掉了，并给叶群写了一个便条，连同简报一起送给叶群过目。便条的原文如下：“叶群同志：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地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过目。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
因为我感到华北组的讨论精神与林彪发言的精神不合拍，与主席的态度也不符。在当时小组讨论时，我的发言，是否有过火之处，有些吃不准和隐隐的担忧。对于叶群的做法，我内心并不是很欣赏，她的背后是林彪，任何时候都应该稳妥为好，故而写此条。
其实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的指导思想是：1，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不再提“国家主席”问题；2，我反感搞串联的做法，我没有联络任何中央委员搞什么动作；3，我有自己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原则，不会随随便便地跟着跑。不论什么“表忠心”还是什么掉眼泪的过分举动，我从来不搞；4，对自己的言行要负责任，敢做敢当。
其他各组讨论情况大体与中南组相似。据说，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也非常激愤，边讲边哭，引起不少人一起掉泪。主要讲的是修改宪法中，有人反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提法，及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与吴法宪所讲的内容基本相同。康生在西北组，听了邱会作发言后，还称赞说:“你读了不少马列的书，水平高。”
晚上政治局开会时，周总理也对邱会作说：“你今天在西北组放了一炮！很有分量。”（邓颖超在西北组，可能是她向总理反映的情况）邱会作以点头作回答。李先念紧接着问：“是批评谁呀？我怎么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当时谁也没有回答先念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