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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章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
五、全会休会
25日下午，毛主席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除中央常委外，各分组召集人均参加。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具体情况不了解。据说，毛主席严肃地批评了陈伯达：“不请示报告，在华北组发难，搞突然袭击，搞分裂活动”；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了九大精神，违背了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问题了，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会议决定各小组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六号简报。毛主席要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进行检讨。当时我仍在中南组参加讨论，我和叶群发言后不久，小组召集人（大概是曾思玉）回来后宣布：“立即休会。什么时候复会，听候通知。”其它什么也没有说。人们的思想情绪立即发生变化，猜测为什么突然休会？为什么不说明休会原因?各人有各人的考虑和估计。
从26日开始，全会休会。在休会期间，各组均未进行集体活动，大部分中委在住处反复阅读会议各种文件，独立思考问题，思考会议形势，思考自己在小组发言中的正确和错误程度，也思考其他人的发言内容。也有部分壮年的中委，他们性急坐不住，仍然保持红卫兵互相串联的某些老习惯，到自己上级、或到小组召集人或相识的朋友那里，探听“动静”，打听消息，了解究竟发生什么性质问题，交换对会议形势的看法。
在休会期间，毛主席尤其忙，不少老一辈革命家要求去看望他。据许世友和我说，他见了毛主席，问候毛主席健康情况时，毛主席说：“目前这个问题把我的手脚都整得发凉。”
据我所知，在休会期间毛主席处理的主要问题有这样几件：
第一、找林彪谈话，批评了林彪性情太急躁。并说：“对张春桥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再观察两年呢？”林彪当即承认毛主席批评正确，检查了自己性情急躁的错误。
毛主席指示林彪，要他召集一次小型会议，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参加，主要批评陈伯达，教育其他人。林彪很快（大概是8月28日）在他的驻地召开了这个会议。首先谈了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并作了自我批评。林说毛主席批评他，对张春桥为什么不可以再看二年，批评是对的。同时批评了陈伯达旧文人、旧知识分子习气很大，清高散漫，文人相轻。最后讲了几句：“解放军要特别谦虚，防止骄傲，军队要同地方搞好关系，老干部要注意团结新干部。”
第二、要黄永胜立即上山。全会召开之前，经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决定黄永胜在北京看家。黄永胜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上庐山参加会议，总理没有同意。现在庐山出了问题，牵连到解放军，因此毛主席决定黄永胜立即上山。黄永胜到达庐山后，当天就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略谈了会议情况，重点是批评了解放军有骄傲情绪，“背上背了两个大包袱，一个是打仗有功的包袱，一个是支左有功的包袱，经常在这两个包袱上滚来滚去”。
黄永胜上山后，在林彪那里得知，康生曾到林彪那里说：“吴法宪报告的关于修改宪法小组所谓‘天才’问题、‘指针’问题的争论，根本没有这回事，是吴法宪扯谎进的馋言。”林彪回击康生说：“吴法宪这个人我观察了二十多年，还没有发现他扯过谎。”因此黄永胜告诉吴法宪说（当时我和邱在场）：“这个问题，你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是扯谎，否则林副主席开幕时的讲话，就站不住脚。”
第三、找陈伯达谈话。休会第二天（26日）我们接到陈伯达电话，请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他驻地去有事相谈。我们到齐后，陈伯达说他刚从毛主席那里谈话回来，已经报告总理同意，向你们传达一下毛主席对我的批评。这时他的情绪似乎有些恐慌，加上满口福建方言，说得越快，我们越听不懂。因此他就一边讲，一边写，大意是毛主席批评了他搞宗派分裂，参加了军事俱乐部。但毛主席态度很好，离开时毛主席面带笑容的和他握手。经毛主席同意，他又见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征求批评意见，康生批评他把林副主席绑在自己战车上。
当时我听了之后，最深刻的感到“军事俱乐部”这个提法意味深长，思想震动很大，估计可能要牵连相当一批干部。后来事实证明，这并非杞人忧天，果然未出所料。
第四、8月31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严肃批评陈伯达唯心论的先验论，及煽风点火，制造分裂，进行突然袭击，唯恐天下不乱。这是一篇短短的、但具有重大作用的文章。文章中还多处把林彪和毛主席拉在一起，用“我和林彪同志认为”如何如何的口气，似乎两人意见始终“一致”和“亲密无间”，迷惑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为了使读者正确了解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很好配合的领袖。这里例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的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们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这是唯心论、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起，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在休会期间，政治局会议更加频繁，讨论处理日常许多重大问题。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几个问题是：
第一、决定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三人要向全会做出认真的检讨。当时吴法宪思想压力特别大，心情紧张急躁，自己写不出检讨提要，秘书帮助写，又写得不像样子，很难过关。我和邱会作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安，因此利用一个夜晚，同吴法宪共同商量检讨内容。把检讨轮廓确定后，由邱会作亲自执笔，我就回家休息去了。邱会作写成后，又把我叫醒，修改定稿。
8月底，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首先听取陈伯达的检讨，因为陈伯达讲话多数人听不懂，张春桥自告奋勇充当翻译。陈伯达讲一句，张春桥翻译一句。陈伯达检讨完毕，接着吴法宪、汪东兴作检讨。主要是念稿子，时间都不太长就念完了。以后有若干人发言进行批判，即算初步通过。会议结束时，江青等“上海帮”特别兴高采烈，连走路都不像一般走法，简直像跳快步舞一样向前跳。他们鱼贯而行，满脸春色，同每个参加会议的人握手。
第二、讨论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9月初，这次政治局会议是由林彪主持的，讨论虽然严肃认真，但并不很深入。多数是表态拥护，联系陈伯达进行批判。我原来打算除表达拥护之外，还想作点自我批评。黄永胜知道我的意图，临开会时劝我不要急于作检讨，因为叶群没有作检讨的准备，我与叶群又同是在中南组发言，如果我作了自我批评，势必迫使叶群作自我批评，使叶群陷于被动。我接受了黄永胜的劝告，在我的发言中，取消了自我批评那一段。
第三、决定成立会议公报起草小组。会议开始时，政治局会议指定由陈伯达负责组织几个人起草会议公报。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经毛主席批准决定改为由康生负责，张春桥、姚文元、叶群和我组成起草小组。实际上我只参加了两次讨论，一次是在康生住处，讨论公报应写些什么内容。根据毛主席说的：“这次庐山会议闹了一个大笑话，什么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什么是唯心主义先验论，都搞不清楚。因此公报重点应提倡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指示精神，确定了公报基本内容。另一次是公报草稿写出来之后，几个人在一起,逐字逐句逐段审查定稿。
在休会期间，政治局若干委员的活动也很忙碌。康生和江青很快把各组记录集中到他们那里进行审查。康生看了陈毅发言记录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公然骂陈毅说:“这个老反革命，嗅觉真灵，遇有机会就跳出来”。当他们没有查到叶群的发言记录时（叶群把自己的发言记录已取走了）立即报请总理迅速追究。
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问叶群：“你的发言怎么收回了？”叶低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我：“你的发言收回了没有？”
我说：“没有。”
毛说：“那你是‘英雄’。”
此时康生指着我插话说：“你的发言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内容是尖锐的。”
我知道，毛对我的发言也是不满意的，而康生则是兴灾乐祸，落井下石。
“上海帮”的几个人经常在一起研究会议形势，研究各种对策。吴法宪检讨后，办事组的几个人，也常在一起议论会议形势，估计可能出现的后果。叶群甚至担心别人来抄她的家，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保住林副统帅。她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锅里有米小锅里就有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