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 >
- 李作鹏回忆录 >
- 第七篇文革前期之我见 >
- 第三十八章“九•一三”事件
二、政治局紧急会议
刚刚躺下两个多小时，秘书就来报告说，政治局通知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到人民大会堂。由于睡眠不好，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就赶往大会堂。
到大会堂后，政治局委员们都陆续来了。周总理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周总理报告林彪13日凌晨“外逃”的经过。
我从周总理的讲话中，了解当晚的大致情况：12日晚21点左右，是林彪女儿林立衡发现了林彪、叶群要离开北戴河住地的异常情况，首先报告了担任住地警卫的8341部队负责人，由8341部队负责人用电话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立即报告了总理。总理曾打电话给叶群劝阻不要夜航。13日0时20分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住地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后，由北戴河开汽车到达山海关机场，8341部队曾派车在后面追赶，但无济于事。林彪的汽车开到三叉戟飞机旁边，很快就上了飞机，0时30分左右，强行起飞。总理说：“1点55分，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中蒙边境越过边境线向外蒙方向飞去了。”当时尚不知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迫降时已机毁人亡。会上，周总理估计林彪是投奔苏联去了。总理要求：“目前此事要暂时绝对保密！”
原定当天上午我要到体委参加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乒乓球邀请赛领导小组会议，因为总理指定我是组长。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我向总理请示，是否还按计划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总理说：“一切按正常进行。”
因为离开会的时间还早，我在大会堂吃了早点后，坐在沙发上想睡一会儿，但睡不着，脑子里很乱，对总理刚才的讲话，我真是异常惊讶！一是林彪“叛逃”，太出乎意料了；二是原来总理在12日夜早已知道林彪如此详细的情况，但是却没有向我透露任何蛛丝马迹，把我蒙在鼓里，茫然不知所措的处理机场问题。
上午参加完体委会议后，我回到西山家中吃午饭。刘秘书又报告，政治局通知下午三点在大会堂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上，周总理宣布：军委办事组暂时离开西山办公。总理问黄永胜：“林彪去过西山你们办公地点没有？”黄永胜回答：“去过。”总理说：“为防止苏修导弹袭击，军委办事组人员分散一下，黄永胜、吴法宪在大会堂同我一起处理军队日常问题，办事组其他人员回家（各自单位）办公。”为什么如此，大家是心照不宣的。我当时被指定住在京西宾馆。总理讲完话会议就结束了。
14日晚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通报了两件情况：一是14日下午，我国驻蒙古使馆就获得了我一架大型客机于13日凌晨2时半，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坠毁。我情报侦听部门也从蒙方通信中证实这一点。后又接到蒙古外交部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有一架中国民航飞机，侵犯蒙古领空，在温都尔汗坠毁。随后，我驻蒙古大使馆，向我外交部来电报告：有一架中国民航飞机在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二是会议上总理又讲了另一件严重事件：13日凌晨3点左右，空军一架直升飞机从北京的沙河机场起飞，机上除正副驾驶员外，还有三名空军的干部。飞机一直向北飞行。中央命令拦截此飞机。该机之后在怀柔某地降落，已查明该机驾驶员死亡，三名空军的干部中两人自杀死亡，一人被俘。
会议还确定了全军新的作战部署。其中决定，海军各舰队就近归大军区领导。海、空军的机场派陆军部队进驻。虽然我已感到这是对我政治上的不信任，但我仍表示坚决执行。
15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宣布：“经情报证实，三叉戟飞机确实坠毁并起火燃烧。林彪、叶群、林立果全部烧死。”又说：“已指示外交部与蒙方交涉，尽快安排我使馆人员勘察现场。”
18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宣读了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经毛主席批准即将下发全党的中央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中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18日傍晚，我驻蒙使馆人员在蒙方安排下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及拍摄现场照片。22日派人送回北京。当时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都看了这些照片。机毁人亡的原因，蒙古方面认为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进行紧急降落，试图用飞机腹部着陆失败，引起爆炸燃烧”。我驻蒙古大使馆调查人员认为，从坠机现场周围并无高大目标，迫降场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滑行了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燃烧不重等情况看，飞机不像空中爆炸后解体，而是着地后爆炸解体并起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