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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中央专案组的交锋
隔离后半年多的时间内，很少见到中央专案组的活动，也没有与中央任何负责人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因此这段时间内，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唯一办法只有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写报告，可是得不到任何回音，听不到任何指示，因此心情苦闷。
从1972年3月到1973年2月，整整一年中，中央专案组七次与我谈话，逼迫我交代问题，与中央专案组的交锋从此开始。
1972年3月12日，春光明媚，大地复苏。看守负责人通知我，下午有中央首长找我谈话。我闻此消息非常高兴，暗自猜测，也许我的问题经过半年审查，已有初步结论。特地换了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擦亮军帽上的五角星红帽徽，摆正军装衣领上的两面红旗，穿戴整整齐齐。
下午1点钟，我与几个看守人员、军医等，分乘两辆北京牌吉普车，半年来第一次出了营门，沿津京公路向北京驶去。看到沿途景色，样样新鲜，心里甚为欢喜。
汽车进到北京德胜门突然向北，沿着北京昌平公路开去。这立即引起我的怀疑。不对！不能高兴的太早，凶多吉少！思想上又翻腾起来，进行种种猜测。
到了清河镇，汽车向西北走了一段，进入空军一个学院的营房，开到该院招待所附近停车，把我带进一个设备相当高级的套间内休息。看守人员告诉我，这是林立果在这个学校安设的一个黑据点，过去他常来这套房间休息和进行阴谋活动。
稍事休息之后，把我带到二楼一个高级会议室内，里面坐有公安部长李震，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另外还有几个不知名的工作人员。他们指定一个沙发位置要我坐在那里。我的对面就是李震。
先由李震讲话，宣布他们是“中央专案组”。
李震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半年了，今天第一次对你审讯。”
我一听“审讯”，就大失所望，心里有气，回答他们说：“你们时间过得快，我是度日如年。”
有人插话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意思不是明明白白，还用解释吗？”
这一下子就把审讯空气弄得紧张起来了。
之后，李震及郭玉峰、吴忠、于桑等人提了一系列问题：有关于毛主席在武汉谈话泄密问题；有关于林彪写的《重上井冈山》的诗词问题；有关于“九大”时你们搞了什么阴谋，为什么不投江青票的问题；有关于庐山会议后，在九江飞机场送行林彪去苏州时，你们搞了什么阴谋的问题；有关于华北会议你们搞了什么阴谋，等等。
我很冷静地将我所知的情况，一一作了回答。
关于毛主席在武汉接见各省负责人谈话失密问题，我将前前后后的情况回答后，李震说：“问题的实质是，刘丰通过你、你通过黄永胜向林彪秘密通报情报。”
我说：“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毛主席在南巡时与那么多地方和军队的同志谈话，他在各地的讲话内容，不只是刘丰一人告诉我，其他人也与我谈过，在京的政治局同志提前一点知道毛主席的讲话，是失密问题吗？至于通过黄永胜向林彪‘秘密通报情报’问题更是谈不上，如果我要向林彪通报情报，我办公室设有各种保密电话机，完全可以直接向北戴河林彪通电话。”
中央专案组的人无言相对。
关于为林彪《重上井冈山》诗谱曲的问题。我答：事情经过很简单，1970年初，林彪从井冈山回北京不久，叶群就把这首词装裱好了，送给我留念。我当时只觉得诗意不错，没有看出其他问题。以后不知怎样扩散到海政文工团，并谱成歌。他们拿此歌录音带放给我听。我听了之后，讲了两点：第一，歌调不那么好听；第二，此词没有对外发表，不能扩散。
李震说：“此词是林彪对毛主席1930年批评他的翻案。”中央专案组其他人指责我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把这首词谱成歌曲，进行广泛宣传，帮助林彪翻案。
我当然不能承认，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林彪写此词是要翻案？有什么根据说谱成歌曲是帮助翻案？纯粹是主观猜想，强加人罪。”
关于“九大”选举，为什么不投江青票的问题。我回答的很干脆：“是有此事，我没有投她的票。”
中央专案组的人又开始指责我：“不投江青票是原则错误！”对此，我坚决反驳说：“党章上并未规定必须投什么人的票，不准不投什么人的票。我承认我没有投江青的票，我想请问，这是什么原则错误？你们又在无限上纲。”对我的反驳，中央专案组的人再次无言相对。
关于在九江飞机场给林彪送行问题。中央专案组的人问：“庐山二中全会后，林彪下山，准备飞往苏州。黄、吴、李、邱到飞机场送行，登上林彪飞机，你们搞了什么阴谋？”
我回答：“在飞机上，既没有谈什么政治问题，也没有谈什么工作问题，坐了一会儿，照了一张像片，就离开了。什么‘阴谋’、‘阳谋’也没有。”
关于华北会议问题。中央专案组的人问：“你们在华北会议搞了什么阴谋？”
我答：“我认为在华北会议搞的都是‘阳谋’，没有搞什么阴谋。”
我又说：“华北会议是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纪登奎、李德生、黄永胜和我是在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下做具体工作的。会议期间曾两次向毛主席当面汇报，听取指示。我认为华北会议开的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你们所指的是什么阴谋问题。”
1980年公审后我认识到，华北会议确实有问题，确实是很不正常。问题就在华北会议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进行的乱批乱斗，无情打击，无限上纲。不正常就是表现在又将批斗矛头指向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批斗重点是李雪峰、郑维山、解学恭、刘子厚等人，并在行动上限制他们的自由，最后把他们撤职，隔离审查。会议如果没有“阴谋”，为什么以后又给李雪峰等人平反呢？但阴谋的制造者不是我们。
这次中央专案组对我审讯，是隔离审查后的第一次接触，审讯过程中我与他们多次发生针锋相对的争吵。
李震、郭玉峰等人指着我说：“你李作鹏至今仍在死保林彪，仍在抱着林彪僵尸不放！仍在顽固对抗，不交代问题！”又说：“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要以为你们的阴谋做的天衣无缝”等等。
我说：“今天，你们除了无限上纲，乱戴又大又臭的帽子之外，有什么具体材料？有什么真凭实据？你们一件证据也拿不出来，这也阴谋，那也阴谋，又是反党，又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天衣无缝，你们为什么不把缝揭开一点给我看看。我倒想知道我搞了什么阴谋！”
我大声地对李震、郭玉峰说：“我怀疑你们无中生有，搞逼、供、信！”
审讯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把我带回到原来休息室吃晚饭。学院为他们准备了宴席，我也沾了一点光，给了我一小盘清炖鸡，一小盘红烧肉。可惜我一肚子火气未消，吃得很少，食不觉味，也就算了。
然后乘车返回通县。晚上睡不着觉，大失所望。但并不悲观，我下定决心，丢掉幻想，准备持久战，准备应付更残酷的折磨。
3月18日，中央专案组来了几个一般工作人员，在我驻地临时设立的审讯室内找我谈话。
首先他们询问了一下我的生活情况和身体情况，并表示生活上需要什么提出来可以解决，医疗问题、药品问题也可以解决，过去给你看病的大夫，可以随时来给你治病。之后，他们又说12日你对中央专案组负责同志的谈话，态度是很不好的，以后应很好注意。
我明确回答他们：“我的态度只能是那样，你们所说的，这也是‘阴谋活动’，那也是‘阴谋活动’，这也是‘反对文化大革命’，那也是‘反党反革命’，还有什么‘死保林彪不愿交代’，什么‘不要以为你们所作所为是天衣无缝’等等。难道这是实事求是吗？你们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是逼、供、信。”
这几个工作人员不承认这是“逼、供、信”，但又说不出什么理由，谈的时间不长就走了。
我知道，这次谈话，他们是硬的一手不行，想来软的一手。但他们又打错了算盘，我只承认真理，我只相信实事求是，其他我是软硬不吃！
经过两次交锋，彼此双方都有了一些了解。我心里也有了底。
1972年3月21日，中央专案组三个一般工作人员，来到我的驻地同我谈话。他们这次态度比较好，我的态度也比较冷静。主要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问题，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
问：“宪法小组争论的真实情况是怎样？”
答：“我参加宪法修改小组多次会议，没有发现重大原则争论。70年8月15日中午，我在徐州接到黄永胜的电话，意思是，宪法修改小组发生很大争论，要我立即回北京。我回北京后，是黄永胜把宪法修改小组的争论情况告诉我。”
问：“你对庐山会议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怎么认识？”
答：“开始我们是准备在庐山开神仙会议，一边开会一边度暑。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使我们感到鼓舞。开幕式结束之后，叶群对我们说：‘林彪讲话内容报告了毛主席，得到毛主席同意才讲的’。这样我们心里就更加高兴。”
问：“林彪的讲话是政变的动员令，你是怎样看法？”
答：“林彪讲话完毕，全场热烈鼓掌。我没有听出，也没有察觉林彪讲话是什么政变动员令。”
问：“林彪讲话之后，你们搞了什么阴谋活动？”
答：“我认为作为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和交流个人看法是正常的，合法的，我不认为这是阴谋活动。”
问：“你8月24、25日在中南小组发言的内容是什么？”
答：“24日下午的发言是表态性的，我拥护林彪开幕式上的讲话，并说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主席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我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认为完全正确。”“25日我发言的时间很短，不超过十分钟。是按照‘降温’的精神讲的。主要还是拥护林彪的讲话，我说了在我们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呢？是反毛主席的风，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在别人发言时，我还插了一句话说，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也反对，说不符合历史。这个问题政治局在北京开会时就发生过争论，周总理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是‘仍按原来提法不变’。我是以此为根据的，我认为我的两次发言没有原则性错误。”
问：“二中全会休会期间，你们还搞了哪些阴谋活动？”
答：“8月26日，陈伯达找吴、李、邱到他的驻地谈话。大意是，毛主席批评他参加了“军事俱乐部”，康生批评他‘把林彪绑在自己战车上’。8月28日，林彪根据毛主席指示，召集了陈、吴、李、邱及汪东兴，在他驻地谈话。林彪自己检查了几句，说毛主席批评他，对张春桥为什么不可以再看二年，批评是对的。林彪批评陈伯达旧文人、旧知识分子习气太重，然后着重讲解放军要同地方搞好关系，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老干部要团结新干部等等。”
“之后，政治局决定，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三人要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检讨。吴法宪的检讨是邱会作起草的，我作了修改。我现在还没有认识到林彪、陈伯达找我们谈话是什么阴谋活动，可能我参与修改吴法宪的检讨有些不妥。”
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谈吗？”
答：“我想一想，以后再说吧。”
半年后的1972年9月7日，又用汽车把我拉到空军学院第一次审讯的地方。中央专案组的李震、郭玉峰、吴忠、于桑等大官全体出马。看着他们耀武扬威的样子，我知道来者不善，暗暗做好了坚决斗争的准备。
这次仍是谈九届二中全会问题。
一上来，李震板着脸，眼皮都不抬的问我：“庐山会议你搞了哪些阴谋活动？”
我面对李震说：“庐山会议，我们两人是在一个组的，你的发言我听到了，我的发言你也听到了。”我反问李震：“咱们两人的发言有什么不同吗？你的发言不是很精彩吗？”此问一出，李震顿时脸色大变，白一阵，红一阵，欲怒又止。其实李震在庐山会议的发言比我的发言还要激烈尖锐。25日的小组会上，他与别人抢话筒，争着先发言，在发言中，他不仅坚决拥护林彪的讲话，而且坚决拥护第六号简报，坚决支持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坚决要把“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揪出来示众”。他是中南组积极参加起哄者之一。
李震原想给我来通“杀威棒”，结果，我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他们出示了8月24日晚，我看了中南组简报草稿后，给叶群写的那张便条。追问我：“写这个便条的动机是什么？”
我向他们说了三条：“第一‘比较抽象’，其意思是同意简报这样一般性的写法。‘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当然是指小组发言中没有提到具体人和具体事的问题，这符合毛主席‘可以讲，但不要点名’的精神。第二‘拟可以发，请她再过目’，其意思就是我同意发，看她还有什么意见。第三‘我们两人的发言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其意思是，原在简报的最后有一句：‘叶群、李作鹏的发言另行整理’，我不同意这样写，把它删掉了。所谓‘不挂号为机动’，很明显我是不同意突出叶群、李作鹏。同时整理后发表不发表，先不要确定。”
可是李震一伙人不愿意听我的解释，硬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党进攻的一个铁证”。硬说“不挂号为机动，就是因为你们搞阴谋诡计，心里有鬼，要躲在幕后看一看形势”。
我当然坚决不能同意他们这种胡说八道，因此我也动起火来。
我说：“小小的便条，竟有如此之大、如此之多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是什么铁证？我看是纸老虎。在这张便条上能证明是‘密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策略’吗？能证明是‘搞阴谋诡计’吗？能证明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进攻吗？’完全是放屁！”我拍着沙发大声重复说：“简直是放她妈狗臭屁！”
我当时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接着说；“你们既然已有了‘铁证’，我又不肯交代，那你们就可以按照抗拒从严处理，你李震不是公安部长吗？你公安部长难道这点常识也没有？你们有本事现在就做结论吧。该杀就杀，该斩就斩，何必多费口舌。”
我用手指着李震的鼻子大声说：“几百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老子都不怕，我还怕杀头？还怕你们的诬陷？”我抱定一死的决心，也要和他们的污蔑陷害斗争到底。
此话一出，李震等一行十几人，目瞪口呆，沉默了几分钟，都没有回过神来。
当时我真是太气恼了！心里想，“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明白白的写着“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一条还算不算数，还有效没效？正式的党的会议，不指名对某个领导人提了批评意见就犯了滔天大罪，就是反党、反革命，党内民主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还存在不存在？
同时，我必须向他们表明我的态度（李震、郭玉峰、吴忠、于桑等人是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我必须让他们把我的态度带给中央）：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是半步也不会退让的，就是千刀万剐我也要坚持真理。
这次，连饭都没有“招待”我，就让我回通县了。
审讯后，我冷静地想了想，中央专案组为什么特别重视这张便条呢？我明白了，因为他们对我在庐山二中全会期间，找不到更重要的“犯罪”证据，想在这张便条上打开我“搞反党阴谋”的缺口，结果仍然是徒劳的。
几天后的9月12日，中央专案组来了七个一般工作人员，与我又谈了两个多小时。可能上次刚谈话不久，我就发了大脾气，中断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谈话内容。
他们首先批判我9月7日同中央专案组负责同志谈话的态度很不好，说他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
李震、郭玉峰等主要负责人不敢再出面了，我也就不发脾气了。我反驳说：“无限上纲，事先定下罪名，然后往我头上压，这完全不是重证据的表现。”
他们再次追问我那张便条的思想动机。
我说：“动机很简单，就是同意那份简报可以发，但不同意突出叶群和我。”同时我也“检讨”说：“中央没有指定我审查简报，我根本不该看，而应退回小组召集人。再有就是我看了不应转送叶群，应将我意见提出后，退回小组召集人去处理。”
我又强调说：“就那张便条而言，也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二中全会上，我没有撤回便条，二中全会后，我也没有撤回便条。这是我在党的全会上的个人意见。当时我不认为有任何问题，现在我也不认为有任何问题，更不承认是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党进攻。”
这一次，他们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入冬之后的几个月，中央专案组的人没有再来过，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1973年初春的一天，突然三四辆卧车浩浩荡荡来到我住地的营房里，把团部会议室当成审讯室。然后把我叫去，坐在指定的沙发位置上。
在我对面坐着一个穿着呢料便衣、架子很大的“大官”，究竟是谁，我不认识，估计可能是公安部副部长之类的干部。
此人首先把一包高级云烟往茶几上一放，然后看看茶杯内的茶叶，大概嫌茶叶不高级，把它倒在痰盂里，再从皮包内拿出一个精致的小茶叶盒，倒出高级茶叶，重新泡了一杯茶。他又是掏烟，又是品茶，足足沉默了几分钟。我端坐在那里，看着他可笑的表演。我心里想：“别看你强装镇静，也掩盖不住你的内心发虚。”
他点上一支烟，翘着二郎腿，拉着长音向我发问：“你是李作鹏吗？”
我说：“是的。”
他问：“你现在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我不懂你的意思。”
他问：“你对你的罪行交待得怎么样？”
我说：“我有什么罪行？我所认识到的错误都交待了，都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了。”
他突然拍着沙发大声说：“你胡说！你打倒苏振华就没有很好交待。”
我压着火回答：“你说话要有证据！是谁决定打倒苏振华？是中央军委决定揪出苏振华，并同意把他交造反派揪斗，我违背中央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决定，把苏振华从群众手中要出来，并把他秘密隐藏起来，是我救了他一条老命！”
“大官”叫起来：“你还狡辩！你无情打击、残酷陷害苏振华。”
我反问他：“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无情打击、残酷陷害？”
我指着他的鼻子大声说：“搞逼供的就是你们，无情打击正是你们！”
“啊！你还想抓我的小辫子？”
我说：“不！抓小辫子算什么水平。我要抓的是大辫子，是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
那个“大官”瞪着大眼、张着大嘴，呆若木鸡，狼狈不堪。
据我看，这帮人来此，根本不是来搞审讯的，而是借审讯之名，来试探我李某人，看看身为阶下囚的李某人如今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风采。没想到我李某人现在是铁了一条心，在事实面前针锋相对，在真理面前寸土不让。
1973年2月12日，中央专案组工作人员三人来到通县我的住地，主要审讯1971年9月12日晚，我处理山海关机场的过程。
他们将当时山海关机场原始电话记录影印件带来给我看，一口咬定我两次篡改周总理指示，一口咬定我涂改与山海关机场联系的电话记录，一口咬定我放走林彪叛逃，并掩盖罪责。
我冷静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详细描述了自9月12日23时起，我与周总理保持电话联系，接到总理多次电话指示的情况和与山海关机场通话及电话记录情况。
不管中央专案组人员如何咬定我篡改周总理指示也好，还是放走林彪也罢，当时我始终坚持两点：
1、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机场，我是海军主要负责人，我又是根据周总理指示，处理林彪乘飞机转场问题，因此不论发生什么问题，不论有多大的责任，我都应该承担。我既不能把责任推给下面，也不能把责任推给上面。
中央专案组工作人员抓住我这种态度，进行高压，逼我承认他们指出的罪责。
2、我特别强调，9月13日下午，刘继祥秘书送我审阅的，处理九•一三事件自始至终的全部来往电话的记录稿，我阅读之后，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上写上：呈送总理批示。总理看完后，划了圈，一字未改的退回给我。我交刘秘书入档保存。总理对此文件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以上我只是写与中央专案组交锋的几个典型例子。
此后，从1973年3月到1976年4月，三年时间中，共审讯了30多次。主要内容是庐山会议和山海关机场问题。其次是武汉谈话“失密”问题、“九大”不投江青票的问题、华北会议问题等等。
每次交锋的结果始终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他按他的主观主义、事先制定好的无限上纲的罪名做结论，我依照事实以理据争。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从1972年开始的近40多次对我的审讯，都是先定性，先做结论，后找证据。早在1972年，中央专案组就先后向全党公布了林彪罪行的《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吓死人的罪名满天飞。仅庐山九届二中全会问题，就有什么“反革命政变”，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向党进攻”，什么“天才论是反党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反党组织纲领”，什么“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什么“反党地下活动，大搞阴谋诡计”，什么“背叛‘九大’路线，背叛新党章，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举不胜举。堪称诬陷有术，无限上纲有术，置人死地有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