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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
二、中央文革碰头会进一步分裂
毛泽东常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就开始对军委办事组不断寻机闹事，从而导致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始分裂。
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一派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至于陈伯达、汪东兴、李德生、温成玉等其他人，则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或逐渐向两派分化，或保持“中立”。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只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负责，不对中央文革负责。于是江青就认为黄永胜对她不够尊重，认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够理想。相反，黄永胜则认为江青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立场上的不同，到了五月份就出了事情。
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执行任务，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这样的报告上要写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阅读完毕，所有的人都画了圈。兵力调动才能够实施。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象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使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由于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江青心中在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的报告如何上报，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无权作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他们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到了，但因黄永胜坚持不作检讨，江青就是不让黄永胜出国访问。由于时间紧迫，而且外交部早已经将代表团的成员通知了阿方，临时换人也来不及了，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话了，他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传给江青，江青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见江青当时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黄永胜回国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召开会议。在江青没有到会以前，毛泽东对我们说：“你们怕江青，不敢抵抗，你们没有错，而是她错了。我历来对她的方针是，她对的我就采纳，她不对，我就批评。今后你们不要全听她的，她做得不对，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不久，江青到了场，毛泽东就再没有说这件事情了。
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
我们来到江青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
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不断地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当晚十一点就散会了。
过了三、四个小时，大概是次日的凌晨三点左右，我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之间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通知，，要我们立即到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我们到达十六号楼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他一个一个地嘱咐我们说：“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我们作出检讨。”之后，他又特别向我们强调说：“江青检讨，你们就不要说什么了。不要再反驳他，听她讲就是了，她说完就散会。”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还好，就是黄永胜因吃了安眠药，脑子糊里糊涂，说话也不清楚，是闭着眼睛由警卫员扶着进的会场，坐在了周恩来的身边。
会议开始以后，江青说：“我近几天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烧、说胡话，神志不清，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同志道歉。请你们不要见怪，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一起共事。”
我听了以后，忍不住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汪东兴也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
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这件事情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与江青等人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大了。江青对我们的不满，林彪看得很清楚。一次林彪对我说：“江青说了，第一步是拿掉杨成武，第二步是拿掉你吴法宪。”
江青为了分化我们，就想方设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她看中了温玉成。还在温玉成刚刚到北京，江青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向毛主席提出，让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当场表示了赞同，并说：“我也有这个意思。”这样，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事情就算通过了。我想这也是江青和毛主席事先商量好的。也就是以后所说的掺沙子。
接着，一九六八年五月，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样了！”黄永胜有个秘书叫李必达的，原来是温玉成的秘书。他这个人很有心计，平时对我们说的话都暗中留意，听到我们说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就记下来，集中起来，写成个小“小报告”，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他把这个“小报告”送到温玉成那里，温玉成便转交给江青。之后，江青又将这个“小报告”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未作任何批示就转交给了林彪。林彪就又转交给了黄永胜。
黄永胜看了这份“小报告”，十分生气，认为温玉成太绝情，竟然在我们中间使用特务手段，把这样的报告送给江青，险些酿成大祸。于是他和我商量，决定对李必成采取措施，由我派飞机把李必成送到广州去软禁起来。
到了此时李必成仍然不死心，在被送往广州的飞机上，他又悄悄地把一个《毛主席语录》本丢在他的座位底下，上边写了几行字，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希望检到这个语录本的人，能把它送给江青同志，并希望江青同志能救救他。飞机到达广州以后，机上的服务员在搞卫生时，检到了这个语录本，回到北京就立即交给了空三十四师师长胡萍，胡萍又交给了我，我马上转给了黄永胜。
在这件事情上，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这一事件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在我们同江青的矛盾公开化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逐渐转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时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潮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汪东兴也是同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至于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两个对立的阵营就逐渐分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