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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
五、与江青等人的分歧公开化
“九大”以后，政治局内部以军委办事组和原中央文革两派斗争就更加激烈和公开化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批判陈伯达和江青等人企图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而进行。
林彪从内心里是看不起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人的，这一点江青他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但“九大”以前，他们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准林彪。但“九大”以后，江青、康生等人对林彪的不满愈来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后，不论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里，还是在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中，军队干部已经占了一个相当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为了打击军队和林彪的声望，原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以江青为首，开始公然把矛头指向了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在“九大”上作的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林彪以后，林彪表示说：“我从来就不念别人的稿子，我只习惯自己写一个要点，在会议上即席讲话。因为这个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写的，而且经过毛主席的多次修改，我不得不念。但我根本没有念别人稿子的习惯，所以我念得不够好。”后来，当我们向林彪说，张春桥、姚文元到处宣传“九大”政治报告是他们写的，说他们为“九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说陈伯达的笔杆子已经不行了时，林彪对他们嗤之以鼻。
以后，江青一伙人更加得寸进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又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林彪的讲话不突出阶级斗争，是贬低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彪。这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林彪是可以随便批的吗？这样把林彪放到了一个什么样位置上？真是无法无天！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已经过去半年了，有意见为什么当时不提？再说林彪的讲话，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江青对这样讲还不满意，这真是吹毛求疵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
这时，江青又伙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问题。江青和姚文元对这篇文章，逐段进行了批驳。他们是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之实。
江青竟然想拉军委办事组的人，来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讲话。一次我去外地检查工作不在北京时，江青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林彪的讲话是不对的，要进行批判。黄永胜问她：“要批判林彪的什么讲话，是不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江青说，林彪的那次讲话，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只是个人写了几条，脱口而出，必须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这一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几个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人一商量，就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胜就告诉我说：“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让你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讲，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说：“好！”
果然，当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当时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里，她就开始给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参观了她给毛泽东准备的房间，然后才开始和我谈批判林彪的问题。按照黄永胜的交待，我不对她的话表示任何态度，也是哼哼哈哈地对付。从江青那里回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报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员批判林彪没有得到响应，就又把这件事情提到了政治局里。她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连提了六、七次，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一级单位。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林彪。在这些会议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认为越快越好，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及叶群都一致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占多数。
江青的这些活动，每次我们下来以后都报告了林彪。记得林彪曾有一次对我们说：“现在江青在中央是为所欲为，谁拿她也没有办法。”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江青当时有点意外，但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这样，他们才暂时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动。
在我们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几个人的对立和斗争中，我想说一说周恩来。周恩来一直都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们心目中德高望重。自“文革”开始以后，他一直都在任劳任怨、苦口婆心地顾全大局、支撑大局，处境十分艰难和不易。我感觉到，他和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对江青种种干扰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当时，我们都在辛辛苦苦、实实在在地工作，而江青他们几人却是在不断地找事、发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时常因愤愤不平而同江青等人进行一番争斗，可党性原则强的周恩来，却一直对江青等人的刁难和无理取闹，忍辱负重，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责和批评。像上面那样的情况可以说是少见的。我们心里时常为他感到难过。
与江青等人关系相比，就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事情来看，林彪和周恩来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林彪也非常尊重周恩来。这里，我说两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期间，一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集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九大”的宣传工作。由于我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张春桥的身边。开会时，他俩悄悄地对我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上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这个口号的出现，周恩来要负责任。
散会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打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马上要我去他家。我去了以后，他对我说：“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
我说：“我过去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一些问题的利害关系也不大懂得，谢谢林总对我的关心。我一定记住林总的提醒，一定注意很好地协助总理工作。”
后来，我又向叶群建议，把这件事情告诉周恩来。不料叶群对我说：“我已经告诉周总理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合适的时候，再一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恩来，想提醒他注意江青、康生等人的活动。听了我的话，周恩来只是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
我非常佩服周恩来的这种气度。他非常有涵养，遇事冷静，沉着大度，绝不会为了什么闲言碎语而受到刺激发怒。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值得我好好学习。
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以后。周恩来对林彪也很关心。一次，周恩来要我转告林彪，是不是可以出去走一走，说是出去走走对身体有好处，不要老是住在北戴河或者是苏州不动。我知道林彪的脾气，就有点犹豫，说：“这个话我怕不好说。”周恩来鼓励我说：“你可以去试一试嘛！”以后，我找机会把周恩来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林彪。林彪说：“谢谢总理的好意！但是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现在就连转车也转不了。”以后林彪还是没有出去。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对周恩来的好意是真心感谢的。
周恩来的批评并没有使江青有丝毫的收敛，相反，她的个人野心越来越膨胀，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件事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早上，叶群突然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到江青住处去开会。我们到了钓鱼台十一号楼以后，见到江青同姚文元在闲谈。不一会儿，李德生也来了。李德生来了以后，江青就招呼开会。江青一共召来了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连她自己，一共有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江青说：“今天随便同大家谈一谈，请大家不要作记录。”我们几个都收起了笔记本，只有李作鹏还是在一边悄悄作记录。可一会儿就被江青发现制止了。
那天，江青一个人从上午九点一直说到了十二点，一气说了三个小时。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她首先是吹嘘她自己，从自己的家庭出身说起，说她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县的，以后上小学、中学，还在山东大学旁听过。再以后，又参加了革命，从山东到了上海，与左翼文联搞在一起，支持鲁迅的“大众文学”，反对王明的“国防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在同周恩来一同乘飞机去延安的途中，飞机曾降落在西安，她还去华清池里洗了个澡。
她还对我们说起了毛泽东在延安如何追求她的事情。她说，在未婚以前，毛泽东每天下午都骑着马去找她，亲自和她一同趟过延河水，一起闲游。毛泽东写的文章，都是她帮助进行整理的抄写的。一九四七年撤离延安的时候，她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直跟着毛泽东在陕北打游击。当时，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和毛泽东一起吃派饭。有时汪东兴买鸡给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是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吃。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生了李纳以后，就得了子宫癌。后来毛泽东同苏联商量，请他们派专机来，接她到苏联去治病。她在莫斯科住院以后，做了一次大手术，回国以后就同毛泽东分居一直到现在。
说完自己的事情，江青接着就开始攻击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这一点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文化大革命’中他办错了几件事情，写了检讨，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只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来中央常委碰头会垮了，这才要求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
批完周恩来，江青又批判起了陈伯达。她说：“陈伯达，小人也，读书不少，但是具体事情一件也办不了。当中央文革小组长，不会领导，没有主张，中央文革碰头会办事全靠我和康生出主意。陈伯达在历史上还有问题，他一贯追随王明，公开写文章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在天津的时候，曾经被捕过，还有托派嫌疑。”
江青对康生则半是吹捧，半是批评。她说：“康生同志有远见卓识，办起事来很有魄力。他读书多，有理论水平，看问题看得准，但就是实践经验少，做领导工作不内行。”
在江青一个劲地信口开河过程中，我们几个人都是只听不说。姚文元出来捧场说：“江青同志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高，我们一定要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看到我们几个人仍是一言不发，江青只好宣布散会。
从十一号楼出来，我和黄永胜同乘一辆车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俩在车上就议论开了。对这个会，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江青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不合法，她本身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怎么就有这个权力单独召集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显然，这是背着中央常委搞小组织活动，其目的是破坏团结，动员和拉拢我们拥护她来反对周恩来、反对陈伯达，并损害毛泽东的崇高威信。我们认为，她这样做在组织上不合法，弄不好还会把我们也搞到“小组织活动”里去了。这件事情必须报告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又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应当马上报告林彪。
下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和我一起到林彪家里，把这个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要黄永胜和我两人立即去见毛泽东，并要叶群亲自打电话到毛泽东那里联系。在叶群去打电话的时候，林彪告诉我们：“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林彪刚说完，叶群就打完电话回来了。她告诉我们说，毛泽东同意接见，并在家里等着我们，要我们赶快去。
当黄永胜和我赶到毛泽东的住所时，已经快到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了。由于我们要去参加会议，我们向毛主席汇报的时间很短。黄永胜对会议的情况还没来得及细说，我也只是向毛主席说了一句一向郁积在我心里的话。我说：“江青同志只准演八个‘样板戏’，对其它的戏一概否定，这样好吗？”毛泽东回答说：“‘样板戏’没有一个是她自己搞的，都是别人帮助她一起搞出来的。”
说到这里，叶群来了电话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是不是先来开会，否则被江青发现就不好了。”毛泽东也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赶快去开会吧，周恩来还在等着你们。”
临走时，毛泽东又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了。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说完，毛泽东还嘱咐张玉凤，叫她不要对江青说我们到他这里来过。
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我们原来想，江青的这次活动直接侮辱了毛泽东，并且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另外就是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我们也感到十分不解，如果早就知道他是叛徒，为什么还要委托他这样高的职位，用他去整天大抓叛徒呢？我们认为，陈伯达的历史，毛泽东应该是清楚的，否则陈伯达绝不会走到现在的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江青在造谣。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早就被打倒了，可毛泽东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完政治局的会议后，我们又把上午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也许是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不好表态，周恩来在听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也是一笑了之了。
然后，我和黄永胜又到了林彪那里，把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说：“毛主席、周总理知道就行了，让他们去处理吧。”事情就这样又不了了之了。
再有一件事是“九大”以后，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新华社曾在全国公开发表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前面是毛泽东，后面是江青。发表这张照片的目的，是想表明江青是紧跟毛泽东的。然而，这张照片是假的。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告诉黄永胜说，这张照片本来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的合影，是江青告诉这个记者，要他把林彪和周恩来的影像剪掉，然后把她自己的影像合成到这张照片上去，于是这就成了公开发表时的样子。
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的一天晚上，我正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到江苏厅去开会，黄永胜和叶群突然从后面叫住我。接着，叶群交给我三张照片，并告诉我说，这是江青要那位记者剪贴照片的所有原件。她要我回去把这三张照片复印三份出来，让黄永胜、我与她三人各保存一份复印件。
由于有了上一次向毛泽东汇报的教训，这次我们就没有再向上反映，而是把原件复印一下，留一个证据，也就拉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