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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禁酒令的后期，整个美国社会已经呈现出一种荒唐的状态：
本来想通过禁酒提升美国国民的健康水平，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喝了品质低劣的酒甚至假酒，频频被送进医院。
本来是想通过禁酒稳定社会，降低犯罪率，结果却让黑社会茁壮成长，整个社会安全系数大大降低。
本来想通过禁酒提高人的道德水准，降低贪污腐败的概率，结果整个政府体系却迅速堕落，警务系统甚至已被黑社会腐蚀得不堪入目。
当然，禁酒令也对美国的酿酒产业造成了致命打击。禁酒期间，一半的啤酒厂倒闭，解禁后也没有再恢复。美国的啤酒至今仍被人诟病没有个性，只是大众消费的产物。葡萄酒方面，全美的葡萄酒正规产量（不包括自酿）从禁酒令前的5500万加仑（2.0820亿升），骤降到3.5万加仑（13.2万升）——最关键的是，葡萄酒从一种精致的酒品，开始转为禁酒期间一种粗糙的、可以解馋的低劣产品（都是自酿的），这个状况在禁令解除后很久也没有恢复过来。
人们开始游行示威，反对禁酒令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当初大力支持禁酒法案的美国人，也慢慢开始质疑当初自己的抉择正确与否了。
这时候，压倒禁酒令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经济大萧条开始了。
1929年开始的那场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让整个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举国士气低迷甚至委顿的背景下，谁还去考虑喝酒究竟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从农业来看，酒精的生产，可以扩大粮食的消费，拉动内需。从商业来看，多一种商品的流通，市场的流通性也就随之增加。从经济来看，美国政府禁酒损失的酒类税收，一年就高达5亿美元。
哪怕什么都不管了，单对于哀伤的美国人而言，给他们一点酒精的慰藉，又有什么不妥呢？
于是，1933年，一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总统竞选人，把“废除禁酒令”也放进了竞选纲领，表示如果当选，一定废除这项法案。
然后罗斯福就当选了（当然不仅仅因为这点），然后他就践行了诺言——
1933年12月5日，施行长达14年之久的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也就是禁酒法案被宣布废止。
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废除的宪法修正案。
禁酒令解除后，疯狂“报复”的美国人
馒头说
2003年，我去美国采访女足世界杯，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
其间有几天，是住在洛杉矶附近的小城市卡森。有一天，我去超市里买啤酒。当我拎了一打啤酒到收银台结账的时候，柜台的墨西哥阿姨看了我一眼，向我伸手：“证件或护照。”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买酒要凭护照。
我问为什么。她说，我们这里规定，21岁以下不能买酒。
当时我带着世界杯的采访证，我谄笑着和她解释：阿姨您看啊，我是中国的记者，来这里采访你们女足的，您觉得如果我21岁以下，报社会派我到这么遥远的国家来吗？
阿姨看都不看我一眼，重复两个字：“护照！”
后来，我步行1公里回酒店，拿了护照重新去买的啤酒。
回国后，我经常向人说起这件事——是当作正面案例说的。
我个人不讨厌喝酒，但我比较反感我们的未成年人，在哪里都能轻松买到高度酒，以及香烟。我也希望，我们的有关部门，能够严格执法，分类对待。
从那时候起，我对美国对待酒类贩卖的问题，就产生了一点兴趣。
禁酒令无疑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段尘封旧事，但据了解，美国各个州至今对酒类的销售和运输有着严格和详尽的规定。虽然再不可能全面禁酒，但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饮酒的场所、酒驾的判罚等，都有了更仔细的、更人性化的考量和制约。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禁酒令给美国立法，包括给其他国家立法带来的积极意义，它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在一些情况下，法律以“全有”或“全无”的形式介入，尤其是在一些有人类强烈欲望驱动的领域，往往未必是一种最佳的方式。我们是否可以采取一系列的调试和分类，最终达到目的？
有些时候，一刀切的政策不是“效率”的体现，而是“懒政”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