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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霖的字。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的说法

刘春霖晚年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卖字。好在他一是字写得确实好，二是毕竟有个“状元”的头衔，所以前来求字的人络绎不绝，维持生计倒也不成问题。

只是，置身事外，还是不能抵御病魔的袭击。

1944年，刘春霖因为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享年72岁。

他并没有等到他希望看到的那一天。

馒头说

先来说两个人的故事吧。

第一个人，叫朱汝珍，是1904年那一科的榜眼。他后来和刘春霖一起，被公派到了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学成归来后，他参与拟定中国第一部“商业法”，前往各地商埠调查现代商业操作习惯，之后提交了长达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后来他在“逊帝”溥仪的小朝廷里做了13年“南书房行走”（可以视为溥仪的老师之一），后移居香港。溥仪建立“伪满州国”之后，曾邀请朱汝珍去助一臂之力，但他婉言谢绝。香港沦陷后，朱汝珍移居北平，曾多次资助抗日义士。1943年，朱汝珍因中风去世，享年73岁。

第二个人，叫商衍鎏，是1904年那一科的探花。他同样也被派往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又前往德国任教，正好与辛亥革命擦肩而过。从德国回国后，他担任过一些诸如顾问、秘书、咨议这样的虚职，日本侵华后，曾多次怒斥日本人的暴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衍鎏于1960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所副所长，1963年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商衍鎏的后人和弟子中出了不少著名学者，而他自己也根据回忆写了一本23万字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为后世了解清朝科举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看完了这两个人的故事，加上刘春霖的，似乎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哪怕贵为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的一生似乎也没有太多显赫的事迹。如果在太平盛世，他们的境遇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我曾接受一本杂志的采访，采访的记者告诉我，她对我写的那篇《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印象颇深，她问我：“你怎么看待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

我觉得，刘春霖他们的境遇，或许给出了一个答案：在滚滚的时代洪流面前，个体的抉择确实显得微不足道，哪怕你贵为状元，也只是一朵被推着前行的小浪花。

但是，真的聚焦到每一个个体，难道连一点抉择空间都没有吗？

1904年的那一科进士，出了王揖唐那样的汉奸，但也出了沈钧儒、谭延闿这样颇为著名的政治人物，哪怕像刘春霖、朱汝珍和商衍鎏，看似平凡，也至少都有一个共同点：守住了自己的气节。

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下，刘春霖他们的脚步只要稍微放慢一些，可能就会显得有些“落伍”（朱汝珍也说过“绝不吃民国饭”），但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恰恰是时代才能检验出个体的本色。

时下流行一句话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确实，有时在不能控制的大环境下，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无力感。

然而，即便是一座山压下来，怎样来面对这座山，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的：坚强、乐观、麻木、逃避、投降，都是选择。

更何况，当每一粒灰的共同选择凝聚在一起，放到时代面前的时候，难道，不也是一座山吗？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清末科举考试亲历记》（商衍鎏，《岭南文史》，1983年第1期）

2.《刘春霖生平事迹考》（刘超，《兰台世界》，2018年第1期）

3.《试析末科状元刘春霖的政治观》（杨猛，《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4.《刘春霖〈甲辰科状元策〉探源》（于素敏，《保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5.《科举史上“第一人中最后人”》（刘继兴，《江淮文史》，2013年第3期）

6.《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刘春霖》（邹典飞，《艺术品》，2018年第6期）

[1] 资政院为清末立宪运动的议会准备机构，各省的地方议会机构为咨议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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