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统一的幻象
晋的统一实是幻象，因为总共只有三十八年（280—317）。在这短暂的时期中，再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291—306），八王之乱结束前两年，乱象已萌。晋惠帝十五年（304），匈奴人刘渊已起兵称王，四年后称帝，建国号曰汉（308），是五胡乱华的先声，亦即史称的“永嘉之乱”，永嘉是晋怀帝的年号（307—313在位）。晋实际统一的时间只有十年，所以我们说它的统一是幻象。一个“新”的王朝何以只是昙花一现，除外来的因素外，主要的内在因素有二：一是这个所谓的新兴王朝，事实上是一个已经腐败了的官僚集团，不是来自民间的新兴力量；二是自三国以降，知识分子的精英逐渐由积极的干政与参政，变为逃避现实、脱离人群。腐败的官僚集团，绝不能容纳士人中的精英，最终只有变本加厉地陈腐下去。内伤过甚，外邪一侵，王朝便如摧枯拉朽般崩溃无余。
晋的王业开创于司马懿（179—251）。司马家族上推四代均为仕宦，司马懿的曾祖父、祖父均为郡太守，父亲司马防官至京兆尹（首都市长），司马懿少年时即负盛名。汉献帝十二年（201），曹操欲征司马懿为官，司马懿以病辞，再征之，始入朝，初出任文学掾，后被任为曹操丞相府主簿（主任秘书），可见他之受器重。史称他“聪亮明允，刚断英特”，大概是事实。他与曹操所立的“世子”曹丕（即魏文帝）结纳，因而“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曹操对这位“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有雄豪志”的司马懿却不放心，他曾警告儿子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曹丕不信，事事回护司马懿；司马懿也善收敛，勤勤恳恳治事，甚至“夜以忘寝”；因此曹操不再有去除他的心思。
魏文帝代汉后，司马懿自更受重用。文帝五年（224），司马懿首次领军权，时年已四十六岁，到他七十三岁逝世为止，二十七年间，他一直手握兵权，屡立战功。文帝在位六年而崩，遗命以司马懿、陈群、曹真三人辅政，并告太子：“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此后数年，司马懿与诸葛亮数次战争，更增加了他的声望与权势，至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234），他的声誉更隆，后升任为太尉，成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当时他的政敌大将军曹爽任用颇有理想抱负的何晏、邓飏等人，欲对时政有所改变，被司马懿所杀，名流被株连者数十人，均被诛三族（249）。经此一事，司马懿已是魏事实上的统治者，不亚于当年曹操在许昌的地位。两年后他死去，长子司马师承继其权位。
司马懿历仕曹家四代四十余年，前十六年仅参与大政，魏文帝五年始获军权，在文武两途均植有潜力。他积四十余年政治上钩心斗角、挑拨离间、装疯卖狂的经验，真算得上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老奸巨猾的政客。他装病骗曹爽的那一幕很精彩：按魏齐王曹芳任用曹爽、何晏等人欲有所改革，司马懿反对，乃称病不朝（247），暗中却准备对付曹爽等人。曹爽派李胜以赴荆州任职之故，请见辞行，欲探实情。司马懿令两位婢女将自己扶出见客，手持衣落地，用指指口，示意口渴，婢进粥，懿饮粥时，粥皆沿口流到胸前，以示衰弱。又对李胜说：“你既被派到并州，该地近胡人，宜多警备。”李胜告以乃赴荆州，非并州，司马懿仍装糊涂，以示神志错乱。李胜退而告曹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曹爽信了李胜的报告，不复设备，遂为司马懿所杀。由此可见，司马懿是一位上乘演员。
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208—255）与司马昭（211—265）随侍其左右，在耳濡目染、耳提面命的熏陶下，均有二三十年的政治经验。诛曹爽之“深谋密策”，司马师即参与之，而且全靠其平日所密养死士三千人，才成大事。
司马师当权不过五年即逝，由其弟司马昭继之。司马昭秉政十年，灭蜀后两年离世。这十年间，他的政治地位可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语道尽。他死后，其子司马炎承继为晋王，时司马炎已三十岁，即后来的晋武帝（236—265—290）。司马炎出生时，祖父已权倾天下，所以他年仅数岁即被封为北平亭侯。他自幼生长在富贵锦绣之家，交往皆豪门世胄，是一位完全与世间隔离的公子哥儿，也是中国历史上极罕有的并非来自民间的开国之君（元、清两代情况不同），所以他的儿子晋惠帝（290—307在位）才会在听说天下饥荒时，说出“何不食肉糜”那种匪夷所思的话来。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司马氏一家官僚，以权诈狡谋取得权势，他们不代表新兴的领导力量，只是由极腐败的世族所蜕化而成。他们在官僚集团的阴灵中摸索前进，所以人们对它寄予任何光明的期望，都是幻梦一场。
中国的士人对政治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后汉的大多数士人，虽然由汉光武帝提倡名节而逐渐抛弃社会国家的责任感，但对政治的是非，仍有不少士人挺身而出，加以评论，甚至不惜身家性命，慷慨赴义。在后汉末年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类精英分子的令人敬佩的事迹。但到了魏晋官僚当政的时代，若干士人视从政为畏途。为求避祸，他们或放浪形骸，或遗世隐居，前者即有名的“竹林七贤”，后者如孙登、夏统等，隐逸山林，不问世事。且以阮籍为代表，显示他们的特质。
阮籍（210—263）是标准的三国时代的人物。阮籍的父亲曾任职于曹操，颇知名于世。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以身逢魏晋之世，名士多遭诛杀，于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以为常”。曹爽知其贤，召为参军，籍以病辞，归居田里。年余曹爽即为司马懿所杀，何晏等名流均被诛戮，阮籍逃过一劫，“时人服其远识”。司马懿复征为官，司马昭曾为他的儿子司马炎（晋武帝）求婚于阮籍，阮籍连醉六十日，无法交谈乃止。钟会屡次以时政相询，想从他的话中找出毛病以便治罪，“皆以酣醉获免”。所以他的狂饮，完全是为了自卫。
阮籍反对世俗的礼节，母亲的死讯传到时，他正与人对弈，对弈者请停止，他不愿中途而废，既而饮酒二斗，举杯大号一声，吐血数升，可见他丧母之痛苦。他曾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所著《大人先生传》，形容朝廷的大官们与裤裆中的一群虱子相同，那些人躲在裤裆的破缝中、坏絮里，自以为合乎礼法，“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及他凭吊楚汉相峙之古战场，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有真感情，但厌弃虚伪的礼法；有入世的抱负，但以酣醉逃避，始得善终于家。另一位与他齐名的嵇康，因为说话得罪了钟会，为司马昭所杀，不知酣醉逃难，时人哀之。
另一类隐逸之士如孙登，住在郊野土窟中，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为被。孙登好读《易经》，善弹弦琴。司马昭派嵇康去见他，同游三年，终无一语，临行始告康：“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他看准嵇康一定会被杀，原因在于“才多识寡”，所谓“识”，是指不了解其身处之时代也。
夏统是南方人，幼孤贫，及长宗族劝其求仕，他认为此乃“浊代”，只能学沮、溺（孔子时之隐士），从此不再与宗族相见。后因母病至洛阳买药，偶遇当时权臣贾充。贾充奇其才，试以声色犬马诱之，夏统无动于衷。贾充等人皆说他是“木人石心”，任其归会稽，后不知所终。
在当时，像阮籍一样愤世嫉俗或如孙登般遗世独立的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不属于这两类的知识分子，不是如何晏、嵇康被诛戮，便是如钟会等人同流合污，渗入官僚集团成为寄生爪牙。钟会之类的廉耻丧尽之徒的丑恶面目，在五胡乱华时暴露无遗，他们的命运十分凄惨，有谁怜！
王室的陈腐与士风的颓废是晋室统一局面成为昙花一现的基本因素；促成五胡乱华出现的催生剂是司马家族骨肉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
晋武帝代魏为帝后，鉴于曹魏孤立而亡，故大封宗室二十七王国，大国两万户，拥兵五千人；次国万户，兵三千；小国五千户，兵一千五百人。文武各官皆由国王自命，形同割据一方的军阀。晋武帝于统一后十年而崩，次子即位为晋惠帝。
晋惠帝的生母杨艳（杨琼芝）临死前为保护儿子将来继承皇位，向晋武帝推介她叔父杨骏的女儿杨季兰继为皇后。晋惠帝即位后，杨季兰被尊为太后，与媳妇贾皇后不合。按杨琼芝当年为儿子择媳妇时，权臣贾充为巩固权势，使人赂琼芝，求其女贾南风为太子妃。武帝看中卫瓘的女儿，认为贾充女“丑而短黑”，不可，但琼芝固请而允之。贾南风是八王之乱的祸首，即历史上有名的妒忌凶残、荒淫而多权诈的贾后。据记载，她曾手杀数人，“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又曾四处搜寻美男子，载入宫中寻乐，厌即杀之。其中一幸生者形容她“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这位淫荡凶残的贾后擅权后，先诛杨骏，再废杀杨太后，召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昭异母弟）入洛阳，再诛之。如此反复屠杀，最后贾后亦被杀。
八王之乱结束前两年，匈奴人刘渊已起兵称王（304）。晋武帝短视自私的分封宗室所带来的大灾难，使中华民族惨遭蹂躏，使中华文化濒于破灭的绝境。面对历史的伤痛，人们油然而缅怀当年秦始皇不分封宗室时说的那几句高瞻远识、以生民之心为心的话（见第五章第二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