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情况
截至“五胡乱华”，中华民族已在中华世界成功地发展出灿烂的文化，与那辽远的“罗马世界”的文化互相辉映，照耀古今。因此我们需要对到晋代为止的中华文化做一概述。秦以前我们视之为“古代文化”，两汉的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的雏形，中间虽经“五胡乱华”而演变到唐代，民族文化新陈代谢，经历五六百年（4世纪到10世纪），中华文化的基本形态并未改变。所以我们要对这四五百年文化方面的发达做一概述。
中华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因素是农业，所谓“民以食为天”，“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实乃至理名言。衣食足后才有余闲从事文化工作，所以我们先谈农业。中国自“五帝时代”（前2674—前2070）即开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到“五胡乱华”为止，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所以纯就农业而言，其生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本节只做一综合性之叙述，无法缕陈细节。
先谈一下直接与农耕相关的农业技术。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当时已有农书九种，计一百一十四篇，可谓相当丰富。耕田的器具，有耜、镰、椎等八九种之多，除极少数贫苦的农民所使用的农具为木制之外，大多数农民使用的农具均为铁制。用牛耕田的方法在黄淮流域极其普遍，故牛为农村的动力。耕田的方法是二牛三人为一组，二牛各挽一犁，二人执犁，一人在前导牛，两犁平排并耕。也有一牛挽三犁，三人各执一犁的耕田法。据说用此法，每日可耕田百亩。人们还在犁间置盛种子之器，且耕且摇，种子漏下入土，即犁即下种，效率很高。汉武帝伐匈奴需要大量牛肉以供军食，耕牛缺乏，或遇牛瘟（后汉章帝时有大牛瘟），则另有人耕之法。田地间町垅的划分、栽种的距离、覆土的厚薄等，均有定制，甚至已经有“休耕”和“轮耕”制。这与20世纪中期，西方农业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以前的农业情况几乎一样，可见当时农业技术进步的情形。
农民也有副业，如养鸡、猪、牛、羊，或种蔬、果、桑、麻等。农作物自以稻、麦、小米为主，间或有新品种传入，如胡豆、胡麻、胡桃等物，新传入的作物均冠以“胡”字。
水利灌溉与农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竞相修筑沟渠，并常有以水利作为对付邻国之武器的记载。秦始皇开郑国渠及李冰父子在成都平原的治水，都是兴水利以利农事的先例。两汉筑水塘、修石洫（沟渠）、开水渠以利灌溉之事，史不绝书。最有名的是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的穿渠引水，汉武帝之建白渠，规模也很大。此外汉代人还知道“掘堰储水”“凿井出水”“筑堤节水”等寻求水源与节约用水的方法。到后汉中叶，水利工作与牛耕开始扩展到江南，更进而传到珠江流域。当年的水利工程遗留到今日的，最著名的为秦李冰父子所修建的都江堰。即使以现代的眼光去评价，它也是工程浩大、技术高超。
农业向西北扩展推广的屯田政策，也受重视。汉初的“陵寝移民”，主要是平衡东西经济。为防御匈奴，边疆必屯驻大兵，大兵所需粮糈，不能全靠后方供应，因为所需粮糈数量庞大，运输很困难。所以文帝时晁错建议实行屯田政策，即所谓“移民实边”，即在西北荒凉的边区建筑城堡、修筑房屋，将罪人、奴婢、饥民或无地可耕之人，连同其家属，徙移至新筑之城，并给他们发放耕牛、农具及种子。这些移民平时垦耕城堡附近的土地，有警则防守城堡。无配偶者，县官“买予之”，以便其子子孙孙均屯田戍边。
汉武帝时屯田政策更为重要，屯田规模因而急剧扩展。从匈奴新获的土地，多先施行“军屯”，军人垦殖一年有积谷之后，再发中原无业游民及囚徒等，包括各地的“恶少年”去接替耕殖，土地即为耕者所有。当时西北边防军有六十万众，悉就地屯田，粮食力求自足。军屯制扩展到今青海、新疆等地。到汉武帝末年，朝廷大规模移民至西北，有一次竟徙关东贫民及奸猾吏民七十二万五千口到西北地区，使农业文化在西北地区扎下根基。边防军之给养即靠屯田农民的赋税。
后汉继续实行屯田边区的政策，唯对匈奴的控制动摇。新崛起的羌人对屯田猜疑，故自汉顺帝（126—144在位）起，遂复无边境屯田之事，但农业文化已扩展到西北。
与农民切身利害相关的是土地分配与赋税问题。秦末天下大乱，农民膏锋刃者不下数百万，又益之以荒年，米贵达一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故汉初无主荒地甚多。天下底定后，亡命深山残存的孑余与退伍的士兵均复员为农。政府亦竭力培养生产劳力，轻徭薄赋是汉初黄老之治的基本政策。但这种少干预的政策，导致了土地兼并。盖安分守己的农民，在狡民滑吏、强宗豪右的巧取豪夺之下，逐渐失去耕地，只得变卖妻子儿女乃至自身为奴。政府任令这种情况自由发展，不加干预。故董仲舒形容当时的农民“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文景之治”的轻徭薄赋，得到实际利益的是地主而非真正的农民。
汉武帝的改革并不彻底，其主要目的在于抑制垄断盐、铁、酒的大商人，以补助支出浩繁的军费，对于农民生计，政府只施行移民实边的消极政策，并无根治的方策，所以才有王莽的土地改革。
王莽改革的失败，引发了持续七八年的战争与灾荒，汉王朝的人口大量减少，从某种程度上暂时纾解了土地问题。但后汉新兴的宗室功臣，却趁此时机大量兼并田地。光武帝的外戚樊重即拥有田地三百余顷（每顷百亩），权贵巧取豪夺土地之事在后汉极为普遍，外戚窦宪甚至以贱价强购公主的田园。汉明帝知道此事后大怒，他说贵为公主者尚被“枉夺，何况小人哉”！但这种现象并未消失。灵帝二年（169）益州刺史的弟弟侯览，曾先后夺人住宅三百八十一所，田地一百八十顷，并起立宅第十六所，真是骇人听闻。后汉末年的仲长统（179—220）曾经在他的《昌言·损益篇》中提出“欲张太平之纲纪”，只有实行井田制，可见当时土地分配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黄巾军起兵时（184），仲长统已五岁，他自幼身经战乱，提出实行井田制，大概是有感而发吧。
两汉的田赋最初是沿秦制十五而税一，汉景帝二年（前155）改为三十而税一，后汉光武帝初年十而税一，不久仍恢复旧制，为历代田赋最轻者。“算赋”（丁口税）规定民众年十五至五十六，年纳一百二十钱，称为一“算”。“更役”是力役，民年二十三至五十六有接受军事训练的义务，此役至光武帝时被废除。“口赋”规定七岁到十四岁之人，年纳二十钱；“户赋”是以户口为单位，每户年纳二百钱，是纳奉与食邑的王侯。一般来说，农民的负担并非过分沉重，但据《汉书·食货志》的分析，汉代农民的生活很困窘。一个五口之家耕田百亩，岁收粟米一百五十石，纳税十五石，五口年食九十石，余下四十五石，折合钱一千三百五十。春秋之祠用钱三百，衣每人费三百，再加上其他支出，余下不足四百五十。不幸遭遇疾病死丧，便只有负债了。如果再遇上荒歉，只有借高利贷，最后出卖土地，卖身为奴，或铤而走险，流为盗贼。王莽时的绿林军、赤眉军，汉灵帝时的黄巾军，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中国农民的三大敌人：兵祸、天灾、剥削。其中以兵祸最为可怕，庐舍为墟，尸积如山。安土重迁的农民，只有任由他人蹂躏与屠宰。其次是天灾，但中国地势辽阔，全国同时连年遭遇荒歉的时候不多，可以互相调剂。唯有兵祸再加上天灾，才是致命伤，而二者有时又互为因果。至于剥削则是司空见惯，狡民滑吏与强宗豪右都以善良的农民作为剥削的对象。先用高利贷，再巧取豪夺田地是最常有的手段。汉武帝创立刺史，纠劾郡国守相“六条”的前三条，叙的正是农民被压迫的实情：
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二、“不奉诏书，倍公向私，旁招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三、“烦扰刻暴，制削黎元（民众），为百姓所疾。”
如果上述三个敌人同时出现，便是野心家利用农民铤而走险的时机。野心家多不是农民，只是利用农民之人。野心家多用迷信、宗教作为凝聚的力量。所谓的“农民起义”，再造成连年兵祸，为其他善良的农民带来悲惨的命运——遭到大杀的仍是农民。兵祸天灾之后，人口减少，复员安定，若干年后，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这便是在历史的一治一乱中中国农民命运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