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科技
人类为了满足自身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欲望而做出的努力的总成果，我们称为“文化”。因此，我们可将文化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部分来叙述。本章前两节所述的可称为物质文明，下面拟概述这四百年间中华世界所创造的精神文明，包括学术、历史、文学与科学。
两汉的学术思想，大体上不脱离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范畴，由于项羽焚书及汉初挟书律的存在（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始废挟书禁令）。挟书律在秦始皇时代事实上只实行了四年，在汉代倒实行了十六年之久。我们从汉高祖将儒者的帽子拿来盛小便的故事，便可推想到汉初学术界的地位。据说当时天下的书，只有占卜之书而已。此后（前191），时人根据残篇断简加上个人的记忆，陆续整理出许多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也逐渐完备。可以说两汉是典籍修补与整理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典籍自然出现分歧，互诋对方错乱纰缪之事，在所难免。经过澄清，留存传下来的《尚书》有两家，《诗经》有三家，《论语》两家，《春秋》三传家数更多。
武帝用董仲舒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就政府对学术的辅导政策而言，只是政府不再设立主讲百家之博士而已，没有钳制思想的意思，百家学说照样在民间流行。故汉武帝时代是思想绝对自由的时代（第六章第二节）。刘歆整理国家图书馆所著的《七略》，包罗百家学说。其后班固在《艺文志》中记有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名七家，三百六十篇；墨六家，八百六十篇；纵横十二家，一百〇七篇；农九家，一百一十四篇；小说家十五，一千三百八十篇；杂二十家，四百〇三篇。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百家言之兴盛，证明汉武帝从未钳制思想，汉儒整理旧籍很辛勤。这是他们在学术上的伟大贡献。关于今古文之争与乎谶纬之说前已略及（第七章第二节），笔者在此处不再赘述。
两汉的经学大师，如董仲舒、孔安国、刘向、刘歆、马融、郑玄、何休、服虔等，除极少数在理论上有所补充发挥外，多属疏证训诂专家，“传业者浸盛，枝叶繁滋，一经或至数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中的这几句话，可谓一语破的，道尽了汉代学术风尚的真相。
汉代的史学，为后代立下规范，应受重视。按《尚书》只是史料，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也只是将史料与历史混为一谈的说法。孔子修鲁史作《春秋》，以主观道德标准写历史，毁誉兼有，至少开私人撰史之风。《左传》《国语》记当时各国大事，事为一篇，各自独立，并无体系连贯，亦可视为史料而非有体系规范之历史著述。有体系规范之历史著述，自司马迁之《史记》始。
司马氏自周宣王（前827—前782在位）时即为史官，传至司马谈为汉史官。司马谈自称“太史公”，因不能参加汉武帝封禅的盛典，“发愤且卒”，临死前泣告儿子司马迁，望其能承父志，继续孔子修《春秋》的志事。父亲死后两年（前108），司马迁为太史令，他“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黄帝），下至于兹”而成书。按司马迁在父亲去世以前即漫游大江南北，足迹远达巴蜀等地，对于历史上有的遗迹多做实际考察。他为太史令后，得亲炙“金匮石室”之典籍，前后至少十八年（前109—前91），中间遭李陵之祸。他受腐刑“而无愠色”，盖在忍辱完成他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共有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六十九（不含《太史公自序》）、自序一篇，共一百三十篇，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世家是以帝王、公卿、诸侯为主体，叙述萦绕其中心之史事。列传分为三类，以一人或数人合传者五十三；以各人特质分类的列传者十，如儒林、货殖、游侠、酷吏、滑稽等，每篇七八人不等；另有匈奴、东越、南越、朝鲜、西南夷及大宛外国列传六。班固虽然也批评《史记》，但亦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十篇年表，考核精密，贡献甚大。至于书八篇，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综述自黄帝以迄汉初两千余年来法制、社会、经济、天文、地理之变迁，包罗万象，令人叹服。《史记》本身是不朽巨著，尤其重要的是它开创了历史著作的体例，此后中国的史书（二十四史），均以之为蓝本。司马迁可以被尊为“中国史学之父”。
《汉书》是经四人之手完成的，前后凡五六十年。班彪是首著汉史之人，他受光武帝之命，撰写汉武帝以后的历史。“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班彪于光武帝三十年去世（54），其子班固于汉明帝初年受命为史官，继续父亲未完成的工作，至汉章帝七年（82），历时二十余年，成《汉书》一百篇，纪自高祖以迄王莽二百三十年间事。但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即受窦宪之事的牵累入狱而死。班固的妹妹班昭，夫姓曹，世称曹大姑，奉汉和帝（89—105在位）之命就东观阁藏书续成之。班昭的学生马融推荐其兄马续“继昭成之”。《汉书》的体例全袭《史记》，但只述汉史，故称为断代史。以后各代修史，师法《史记》的体例，断代为史却宗《汉书》。故汉代的史学被中国后世史家奉为圭臬。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品质进步的表征。汉代承继春秋、战国传留下来的文学遗产，特别是《楚辞》《诗经》及《庄子》瑰丽飘逸的文章，汉人在和平盛世优裕环境之下，充分发展他们的文学长才。
两汉最发达的辞赋，主要是由《楚辞》推衍而成的一种文体，是一种堆砌辞藻、雕饰词汇、铺张浮蔓而成的韵文。赋只求文采靡丽，对仗工稳，对于内容，并不讲求；只是描绘太平盛世的荣华壮丽、奢靡享受而已。《楚辞》因著者身处离乱之世，不自主地抒发自己对社会民生疾苦的至情，所以有人比喻汉赋有似翠华满头、艳装繁饰的贵妇，楚辞则是淡妆轻抹、临轩幽思之少妇，二者不同，时代背景使然。汉赋的著者辈出，著名的如贾谊、司马相如、刘安、扬雄等二十余人，据记载有四百余篇之多，甚至汉武帝本人也曾作赋两篇。流传下来的汉赋很少，因为它们只是美奂绝伦的木偶，没有灵魂，没有感情，但汉赋对后世的文风与文体极有影响，从后汉末年一直流行到唐朝韩愈（768—824）“文起八代之衰”后才逐渐消逝的骈体文，便是受汉赋影响而成的文体，其遗风延续了七八百年，令人震惊！不过骈体文与汉赋也有差别，亦不乏具有至情与内容者。
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很重要地位。诗是汉代始创，虽然它导源于《诗经》与《楚辞》。《诗经》与《九歌》本是民歌民谣，是大众抒发感情的心声。最初的歌谣，只不过唱出他们内心的喜乐幽怨与希冀，后逐渐发展成为五言诗。五言诗没有平仄与“绝”“律”的法则，很像信口道出的歌词，流传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可为代表。那种朴实爽朗的风格，与辞赋的雕琢浮夸形成对照。如左思的《咏史》诗：“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该诗直如说话一般，道尽不平之气。诗的发展，到唐代而规模灿然，成为中国文学的瑰宝。
与诗平行发展的还有“乐府”。主持皇家音乐的乐官，为皇室吉庆典礼所奏的歌谣，配上乐调，即为“乐府”。我们现在只知道当时的乐章有清调、平调、瑟调、楚调四种，合称“相和四调”。乐调已失传，歌辞传下来的也很少。后世的“歌”，如李白的《将进酒》与宋代的词，很难说与乐府没有关联。
两汉的艺术品，流传至今的很多，如彩色壁画、板画、石雕、铜铸钟鼎、浮雕等。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这些艺术品至足显示了当时技艺的进步；从纯艺术的眼光来看，只能就艺术发展的历程去作评价。
两汉的科学成就也值得一提。历法与农业的进步有密切的关系，历法的精确，则倚赖天文学，故汉代的天文学很发达。最著名的天文学家是张衡（78—139）。他的宇宙观是“天”包“地”，天为圆形，地在其中，与另一派认为天在上覆盖下面的地的理论不同。前者被称为“浑天说”。我们现在看浑天说当然很幼稚，但地的四周都是天的想法，却接近事实，在当时，浑天说确是大胆的假设。张衡“穷研阴阳”而作“浑天仪”，能相当准确地测出若干主要星辰的移动。他后来又制造出“候风地动仪”，可以测出远地的地震。据记载，张衡远在洛阳能测出甘肃的地震。史称他的地动仪，“验之以事，合契若神”。浑天仪的制作法，没有记载；地动仪有一百四十余字的描述，是用铜制成，极尽玄机之妙。能够创造出如此精密的仪器，自可见张衡的科学素养之高，特别是数学能力之强，也显示了后汉的技艺水准之高。最令人惊异的是，张衡还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他写的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思玄赋》，脍炙人口。张衡又曾任太史令，兼通史学。
两汉及魏晋历史的演进，使中华文化奠定雏形。到“五胡乱华”之后，中华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整个中华历史展开了崭新的动向，此后的历史笔者将在下一编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