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的华化
北魏太武帝（424—452在位）于439年灭北凉之后，已完全统一北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像前秦苻坚一样急忙率兵征服江南，而是一心一意整顿农耕，解决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这是“五胡乱华”后，中原得以复苏的契机，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枢纽。
拓跋氏在未入主中国时，本是“分土定居”，其社会形态为半畜牧半农耕，一切政治组织，均以军事部署为主，另置“八部大夫”以“劝课农耕”，兼监理境内军政等事宜。由于战争的胜利，政府照例将俘虏的敌人赏赐给有功之人。这些受赏的贵族、将士，将赏赐的人口主要分配到圈占的土地上进行耕稼，然后向他们征取定额的收获。随着征服的领地日益增多，这种类似农奴的人口数目也急剧上升。北魏并未废除中原自魏晋“五胡”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部曲”与“佃客”制度，因为太武帝认为“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其目的在于“令百姓家给民足，兴于礼义”。北魏在未统一中原以前，即鼓励百姓“人生在勤，勤则不匮”。举凡畜牧、耕织、工商等，凡足以增加生产、充裕物资之事业，北魏政府无不竭力倡导。政府甚至分发耕牛、农具给缺乏农具的农民，在耕地上标明耕者姓名，视其收获，“以辨播殖之功”。在这种政策的促进下，中原由安定而趋向繁荣。
经过百余年的屠戮、瘟疫、饥荒与流离（到江南），中原的人口减少了很多。后汉末年中原地区约有五千余万人口，到北魏时估计约有三千余万人，人口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中原地区称得上地广人稀，荒芜的田畴触目皆是。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即位后不久，因牛瘟之故，生产受损，乃下令人人均须加倍努力耕稼，并规定成年人每人“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勿令人有余力，地有余利”（477）。这便是“计口授田”的“均田制”之发端。
孝文帝十五年（485），孝文帝采纳主客给事中李安世之言，下诏“均给天下人田”，这个自孟子、王莽以来的儒家理想终于得以实现，而且推行了两百余年，至唐德宗时杨炎实行“两税制”才正式被废除。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李安世，当时只是一位接待南朝遣来使节的闲官，《魏书》及《北史》均将他的传记附于其叔父李孝伯传之后，亦均寥寥五六百字。我们只知他的家学渊源是儒家，父亲李祥历官中书博士、太守、侍郎而已。
孝文帝能实施均田制的首要条件是当时的中原地区地旷人稀。拓跋氏初入中原，仍保持着部分的畜牧生活方式，常将大量民田圈为牧场，这些“苑封”或“苑牧”占地广大，逐渐因生活方式改变而流为浪费，也是实施均田制的因素之一。
均田制的大要是将田地分为“露田”与“桑田”两类，政府将它们分别授予百姓。民年满十五岁者，政府授露田四十亩，露田即不植树的耕稼之田，妇人二十亩，年老及身没则归还政府。同时授桑田二十亩，每亩之上植桑树五十，枣树五，榆三；不宜植桑树者，授“麻田”十亩，妇女减半。桑田均世业，可传之子孙，因农民住宅均建在桑田上。桑田可以自由买卖。所属奴婢不分男女，一律每人授三十亩露田，年老及身没亦归还。“丁牛”（即可耕田之牛）每头授露田三十亩，唯以四头为限，以四年为期。关于奴婢的人数，政府规定：亲王限三百人，嗣王限两百人，二品嗣王及异姓王限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限一百人，七品以上限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限六十人。以此计算，最低级的庶人，最高可受田地一千九百八十亩。亲王最高可受九千一百八十亩。
受田者对政府所纳的税称曰“调”。已婚夫妇岁帛一匹、粟二石；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岁纳帛四分之一匹、粟五斗；奴婢岁纳帛八分之一匹、粟两斗五升。赋税比诸当时惯例，每亩纳税六斗约轻百分之六十。此后虽略有增加，但仍很受百姓欢迎。
实施均田的先决条件是清理户籍。自“五胡乱华”以来，百姓为了逃避苛繁的赋役，多荫附于豪强门下，被称为荫户。或“假称入道，以避课输”。但事实上豪强的保护费也很重，甚至“倍于公赋”。下均田诏之前四年，北魏政府已有整顿户籍的命令。实施均田制之次年（486），北魏政府在地方基层设置“三长制”，即五家设一邻长，二十五家设一里长，一百二十五家设一党长，皆取“乡人之强谨者”为之。然后由“三长”制造户籍册。反对清理户籍最激烈的莫过于遗留在中原的旧世族，但北魏政府严厉执行，“隐口漏丁”，一一附实。在青、冀、定等五州，北魏政府清理出十余万荫户。众人自豪强的征敛下解脱出来，成为均田制的受惠者，“于是海内安之”。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以雄厚之国力重建古都。据杨炫之撰《洛阳伽蓝记》所载，北魏时期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一片富丽堂皇；而“百姓殷阜，年登俗乐”，百姓尽享歌舞升平的生活。均田制的开花结果，于此可窥其一隅。
孝文帝最震撼历史的措施，是运用铁腕彻底实行鲜卑华化的工作，任何反对在所不计，甚至将太子处死亦在所不惜。其原因颇多，但最重要的，应从他的教养中去寻求。他的母亲是中山王李惠之女，李惠是汉人，其妻为鲜卑人。孝文帝“生而洁白”，受冯太皇太后抚养教育成人。
这位冯太后的伯祖父冯跋，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仅有的四个汉人建国者之一（四个汉人政权即冉魏、李暠的西凉、张寔的前凉及留在北方的世族后裔冯跋在今河北一带所建的北燕）。北燕维持了近三十年（407—436），它与拓跋魏对抗不屈。冯跋死后其弟冯弘继位，为拓跋魏败，逃入高句丽被杀，一子一女均被俘，子冯朗降后官至刺史，女为北魏太武帝纳入后宫为左昭仪。冯朗坐事被诛，其女入宫受姑母（左昭仪）“抚养教训”，年十四选为太子妃，太子即位为文成帝（452—465在位），冯女成为皇后。文成帝在位十三年而崩，献文帝（466—470在位）虽非冯太后亲生，但年仅十二岁，丞相乙浑谋逆，“由太后密定大计，诛浑，遂临朝听政”。献文帝后宫李夫人于467年生孝文帝后三年即逝，冯太后对此孙儿钟爱异常（一说是她与内宠李弈私通所生之子，献文帝借故诛李弈，帝即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可见“亲情”之深。
孝文帝即位时年仅四岁，冯成为太皇太后，对孝文帝之教养以及一切朝政，自然全操在她的手中，直到年四十九岁逝世为止（490），时孝文帝已二十三岁。北魏政府颁布均田令时，孝文帝年仅十八岁。
由以上所述，我们知道孝文帝是由一位与鲜卑有世仇，有志匡复华夏文物的中原世家的后裔所教育养大的。冯氏固不一定仇视鲜卑，但鄙视鲜卑文化习俗是毫无疑问的，她的伯祖父及祖父均是留在中原的世族，是志图光复的豪杰志士，她自己也是汉人“皇氏之胄”，国破家亡，委身事敌的弱女。无论孝文帝是否为她与李弈所生的儿子，如果所传属实（史家未有定论），则孝文帝是彻头彻底的汉人。撇开传言存疑不论，孝文帝是由十足中原文化的熏陶而长成的“鲜卑皇帝”，这就不难解释孝文帝为何会用铁腕手段推行全盘华化。
孝文帝在自平城迁都洛阳前（494年以前），已开始华化的工作，迁都后是全盘华化的巅峰时期。自他即位到冯太皇太后逝世为止的二十年间，北魏制礼作乐、修律定制、颁禄秩品，均常提到“周经”“汉晋”，甚至制造车辂，也要“一遵古式焉”！太庙、明堂的建立，与乎皇帝躬耕籍田，均是仰慕古制的举措，均田制更是儒家最高理想的实现，这些均在冯太皇太后逝世前实施。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便大力改革，要彻底消灭鲜卑的习俗文化，希望鲜卑民族与汉族在文化上和血统上完全融合为一。以上是就孝文帝个人来看他大力推行华化的原因。
孝文帝的个人教养背景只是迁都的主要原因，尚有经济、军事、政治等因素，交织激荡而促成孝文帝迁都洛阳、厉行华化。
先看经济上的原因：北魏的勃兴始于道武帝拓跋珪，当时北魏都平城，北疆有柔然威胁，因此北魏设“六镇”以负防守北疆之责（397），六镇在相当于今河北北部及内蒙古一带。每镇设“镇都大将”以统率之，均由拓跋宗王或八族王公担任。驻防将士兵卒，由本族同类或被征服国家的强宗子弟为之。他们被视为国家股肱，待遇优渥。平城自为国都后，人口增加，国都中人多不治生产者，亦需大量供应。承平犹可应付，一遇荒馑则粮食奇缺，困难丛生。道武帝崩后，平城一带即连年有灾荒（409—413），两年后大饥，道有饥殍，当时就有人主张迁都于邺（今河南安阳市北部和河北临漳县西南一带），因非长久之计而止。北魏政府乃遣贫困之鲜卑人南下就食。即令不是荒年，平城也要用牛车将粮食从南部运输给养，其艰难可知。北魏政府曾诏令天下每十家发一牛，以供输粮到平城。孝文帝十七年（487），平城一带遭遇大旱灾，又逢牛瘟，“野无青草”，孝文帝“寤寐思求”，也束手无策。最后，他将宫中衣饰珠宝等物，包括乘具弓矢，“出其太半”，分赐百官士庶及“六镇戍士”，以纾解民困于一时。同时，中原自实行均田制后，生产增加，农业经济欣欣向荣，自较平城在粮食上朝不保夕的窘境要优裕得多。
其次是军事与政治上的原因。北魏的强敌柔然虽然在429年为太武帝所大败，但不久即重振势力，十年后乘太武帝征北凉时（439）进袭平城，使“京邑大骇”。四年后太武帝再亲征柔然，被围于鹿浑谷六日始解围。此后柔然骑兵仍不时掳掠北疆，双方已无大规模战争。450年北魏有南侵企图后，刘宋即思联络柔然以制魏。478年萧道成遣骁骑将军王洪轨（另作王洪范）出使柔然，“克期共伐魏虏”。次年柔然发兵三十万攻北魏，去平城七百里，“魏虏拒守不敢战”。萧道成以初称帝，“不遑出师”。柔然对联南齐以攻北魏的企望很浓，其国相致南齐书有云：“虽吴、漠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扫殄凶丑，枭翦元恶（北魏）。”此事发生在孝文帝十一年（481）左右。平城距柔然太近，始终受柔然威胁，而中原距离平城遥远，一旦有变，只能“轻骑南出”加以镇压，这种“遥控”的情势，很可能腹背受敌。迁都洛阳可以消除柔然威胁中枢，又可以震慑中原，攻防南朝。自拓跋入主中原，南征北讨，对汉人及其他民族，均十分残忍冷酷，反抗之武装行动不断发生。孝文帝即位之年（471），中原即有三次变乱，以后几乎连年爆发叛乱，直到494年迁都洛阳时，西北尚有大规模（十万众）的武装抗变。基于内外军事政治情势的考虑，迁都洛阳实有必要。纯就经济的立场，孝文帝考虑迁都到邺，因为北魏“国之资储，唯藉河北”。494年，他曾在邺宫朝群臣，似曾计划迁邺。但邺在黄河以北的大平原上，暴露在柔然的威胁下，无险可守。洛阳虽然残破，但有：黄河天险，又是华夏政治文化故都，且对南朝及对震慑中原用兵方便。
基于以上原因，孝文帝毅然决然迁都洛阳，又于495年六月下诏“人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九月，六宫及六武，尽迁洛阳”。一个新纪元由是开始。
以上就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文化背景、经济及军事政治因素一一做了分析。孝文帝迁都之后，其华化措施转入革命性阶段，其主要的约有下列数项。
第一是有条件地禁止鲜卑语。任职朝廷之人，年在三十岁以下者，一律从“正音”（汉语），不从者“降爵黜官”。换言之，务公职而年在三十以上者，因“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故听之。民间则不禁，甚至令人以鲜卑语译《孝经》，以教“国人”。事实上，在孝文帝时，朝廷已通行汉语，因为禁鲜卑语之诏令下后，史籍中并无因犯禁而获罪之记载。同时朝廷对六镇并不禁鲜卑语，因为六镇通用鲜卑语“宣传号令”，其他民族服役于六镇者亦多，大体上是汉语、鲜卑语并行。事实上，终北朝之世，鲜卑语仍很流行。颜之推《颜氏家训》那段有名的话，足以证明。他说：“（北）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北齐（550—577），距孝文帝禁鲜卑语已六七十年，公卿仍要解鲜卑语的人“伏事”。北周武帝（561—578在位）仍有时用鲜卑语对群臣说话（他来自六镇），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是改胡姓为汉姓。鲜卑本无姓，开化后始有姓氏，多由部落之名转化而成，多为数个音节，音成汉字，十分不便，且增加了汉胡隔阂。孝文帝乃自将拓跋改为“元”，其他均改为单音，亦有少数例外，如“乙旃”改为“叔孙”之类。例如“独孤”改为“刘”，“须卜”改为“卜”，“吐伏卢”改为“卢”，等等，计一百一十四姓。在此以前即有改姓之事，如孝文帝之父皇献文帝，即将其兄弟七人均改姓，如“纥骨”改为“胡”，次兄“普”改为“周”，再次兄“拔拔”改为“长孙”等。
其他如改官制、禁胡服、倡胡汉通婚等措施，均在迁洛阳之前已开其端，到洛阳后只是更厉行而已。其中胡汉通婚之先例很多，北魏共有皇后二十五人，汉人占十一。孝文帝的祖母冯氏、母亲李氏，均是汉人。孝文帝二十六年（496），孝文帝为他的六位弟弟指定六家汉人世族通婚，要求他们将此前所娶的妻子均改为妾媵（司马光很反对此举），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他自己则同时纳中原“衣冠所推”的四世族的女儿入充后宫。因为他“雅重名门”，实亦有笼络中原名门望族以巩固统治权之用意。他将门第按官位分为甲、乙、丙、丁四等，使这些世族与政权的利害一致。
反对“变俗迁洛”的人仍然有，但势力不大。首先是身体“肥大”“不好读书”的皇太子恂，他因不喜“河洛暑热”，想“轻骑奔代”，事发后被废为庶人，不久被赐死，时年十五岁。此外，有大恩于孝文帝的鲜卑元老重臣穆泰（冯太后曾幽孝文帝，欲废黜之，穆泰切谏乃止）与“早蒙宠禄，位极人臣”的鲜卑名将之后陆睿、元丕等反对迁都，阴谋叛变，史称“代乡旧族，同恶者多”。这批人事先似乎要拥立太子恂，太子被赐死后，他们拟拥立朔州刺史、阳平王拓跋颐为帝，阳平王阳许之，但即密表告帝，故叛变并未发起即被平定，叛党“麾下”亦不过数百人而已。孝文帝英明果决，能控制全局，故虽有反对，均不能影响他的华化政策。可惜他迁都仅五年而崩，年仅三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