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的分裂
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六镇叛乱的三十年间（494—524），荒芜残破、迭遭兵祸的洛阳，再次从废墟中建立起来。《洛阳伽蓝记》所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每户以五人计，有人口五十余万，有庙宇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地商贾云集，丝竹讴歌，楼观出云，“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洛阳逐渐成为中原经济、文化的荟萃之地。但作为首都的洛阳，在政治上遭逢困难。
孝文帝次子元恪继位为帝，称宣武帝（500—515在位）。宣武帝笃信佛教，“每至讲论，连夜忘倦”，又喜营造石窟，供奉佛像，荒怠政事，其时已出现财用不足的情况。而他又嬖溺近幸，逼反弟弟京兆王元愉。宣武帝在位十五年间，社会上爆发了十次规模较大的叛乱，其中四次是“沙门”所领导（孝文帝时有两次和尚作乱），社会并不是很安定。他最重要的“改革”是立太子而不杀其生母。按北魏自道武帝（386—409在位）开始，为防止外戚及母后擅政，乃仿汉武帝故事，立太子即杀其母。宣武帝皇后高氏生子，早夭，仅一女。时常入宫与帝讲论佛教的胡姓尼姑，活动帝之左右说她的侄女胡充华很美，帝纳之入宫，旋即诞生一子（510），充华被封为华嫔。时宣武帝已二十八岁，仅此一子，自特别爱护，两年后立此独子为太子。大约是佞佛的原因，宣武帝竟不杀其母。宣武帝之子即位时年仅五岁，史称孝明帝（516—528在位）。幼主即位，势必引起太后（胡充华）“临朝称制”。胡太后统治期间，朝纲混乱，后引起六镇之乱，使北魏一蹶不振。
中国史家传统上对“女主”当政的评价，多强调其个人生活“淫乱”，以之为评判准绳，似欠妥洽。如胡太后“逼幸清河王怿，淫乱肆情”，北魏后宫类似之事甚多，不只胡太后一人如此。我们认为列论女主，不当丑化其乱搞男女关系这一点。主大政的人，无论男女，均宜凭其施政以臧否之。评述胡太后、武则天或慈禧太后等历史人物，应持如此观点才公平。胡太后当政约六年，因笃信佛教，大肆营造，“费用不可胜计”。“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二十余年），寺夺民居，三分且一”，自然民怨沸腾。再加上她施舍佛寺，赏赐宠幸，“动以万计”，国库耗罄，乃预征田地赋税六年！同时加重捐税，于是“百姓怨苦，民不堪命”，这是致乱的主因。
北魏徵服中原全凭武力，设置六镇以防柔然的主力，仍是以拓跋氏原有的那批剽悍武士的苗裔为骨干。迁都之后，到中原已经华化的宗室华胄享受富贵荣华，留在边疆捍卫国土的将士戍卒，逐渐由不受重视到受轻视，被视为“厮养”，“有同奴隶”。“而本宗旧类，各居显荣，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尤有进者，这些“本宗旧类”的“凡才”，被政府委派到六镇做镇将，他们视半开化的同族为贱民，“专事聚敛”而已。孝明帝八年（523），柔然入侵，变乱遂起。
六镇变乱爆发时，胡太后已被权臣元叉所幽禁，故她对此次变乱并不负直接责任（525年始再临朝）。元叉将他的政敌于景贬去做镇将，及柔然入寇，镇民请粮，于景不肯给，镇民不胜忿，遂反，执景杀之，“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叛军蜂起，拥众建国者、称王称帝者，计有二十余人之多。六镇叛变，无疑是国防军全叛。孝明帝束手无策，乃诏今山西北部一带世代均为“领民首长”的尔朱荣助战。尔朱荣的高祖父尔朱羽健从道武帝征战立功，道武帝“割方三百里地封之，长为世业”，至尔朱荣袭爵时已逾百年。“荣洁白，美容貌，幼而神机明决”，治军严肃，六镇之乱初起，即立军功，声势日益壮大。时胡太后鸩杀其子孝明帝（528），立年仅三岁之稚子为帝，尔朱荣“大怒”，对孝明帝之死提出明目张胆的抗议，并进兵洛阳。胡太后自落发为尼，冀可苟活，亲向尔朱荣“多所陈说”，但“荣拂衣而起”，将胡充华及幼帝均沉之于黄河。太后之心腹大臣两千余人，全部被杀死。尔朱荣另立元子攸为帝，即孝庄帝（528—530在位）。时河北叛军首领葛荣率兵“众号百万”进兵洛阳，尔朱荣“率精骑七千”亲入敌阵，大破葛军，生擒葛荣于滏口，数十万“大军”全是裹胁而来的平民，一哄而散。尔朱荣之声威已达顶点，进位太师，颇有董卓第二的作风。年已二十四岁的孝庄帝不甘做傀儡，乃计杀尔朱荣于宫中，尔朱荣时年三十八岁。尔朱荣的侄儿尔朱兆率兵复仇，破洛阳，孝庄帝被俘而死。尔朱兆才能逊于尔朱荣远甚，无力负起澄清变动局势之责任，野心家相继崛起，中原分裂为两国。
原为尔朱荣部将的高欢，奉尔朱兆之命抚辑原属葛荣的六镇降众。高欢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出身贫苦，但饶有野心。与尔朱兆决裂后，高欢进兵洛阳，另立一位皇帝，自称“大丞相”。六镇之一武川镇的大部分戍卒于变乱起后由今陕北一带南下，后归属宇文泰，泰据长安，亦称“大丞相”，另成一势力，与高欢抗衡。此后数十年间，高欢在邺，宇文泰在长安，各拥一个傀儡皇帝。史称东、西魏。其嬗递如下：
北齐于577年为北周所灭，三年后杨坚代北周，中原分裂了四十余年复归统一。中原在少数边疆部族统治扰攘了二百七十余年后（304—581），占绝对多数的汉人重新掌握政权。
东魏的高欢颇知笼络汉人，他起兵时即以“不得欺汉儿”为誓。其号令鲜卑军士谓：“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妻为汝织”，鲜卑人的衣食都依赖汉人，为何还要欺凌他们！因此关东的汉人大世族都与他合作，其结果是巩固了他以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苏北一带为基地的政权。他死后不久，其子高洋于550年废东魏，自称帝，史称北齐文宣帝（550—559在位）。东魏、北齐有人口约两千万，农产富饶，又收盐铁之利，是当时鼎立的三个国家中（南朝梁末陈初）最富足的国家，由于均田制仍然被实行，故民生安定，国库充裕。但新得势的鲜卑豪宗，“聚敛无厌，淫虐不已”。北齐最初十年尚能秉承高欢政策，与汉人世族合作，此后排汉与汉化两大势力在朝廷中斗争，互有消长。鲜卑权臣贵胄之排汉者，动辄称“汉儿文官”或者“汉狗”，均认为须将后者“杀却”。他们对汉民更是恣意奴役和剥削，“赋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于是朝廷开始“卖官”，买得官位的人，上位之后“竞为贪纵，民不聊生”。皇位的争夺，益加深了北齐的危亡。北齐二十八年的历史中，除高洋在位九年，余下十九年换了五个皇帝，可见政局之不稳定。
反观西魏、北周，情况则与之迥异。宇文泰的先世是鲜卑的贵族，于北魏时居六镇之一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境）为将，至宇文泰时已居该地四代。六镇叛变后，北魏欲借柔然兵平乱，柔然攻占六镇后烧杀掳掠，残破之余，饥荒踵至，宇文肱全家赴河北就食。宇文肱旋即参加叛军，不久阵亡。其三子宇文洛生参加葛荣军队，以功封王，后为尔朱荣所杀，宇文洛生之子宇文泰被收编进尔朱荣部将贺拔岳部，时年十八岁。宇文泰随贺拔岳入关中，至贺拔岳被杀，其部属均来自武川镇，故宇文泰被众人推为统帅，后逐渐扩张，遂拥有关陇之地。初时宇文泰的军力不过万余人，因自武川逃到关中的人数亦不多，只有招募汉人充当，其军队本质上遂有了变化，为后称“府兵制”的起源。
543年，宇文泰为高欢所败，军力损失十分之六。为了重振军力，宇文泰只得广募关陇人为兵，不分胡汉，由各大世族的领袖率领，亲选乡亲为军。宇文泰恢复鲜卑旧日的八部制，设置“八柱国大将军”统率之（实际上只有六柱国，有二柱国并不统军，只有称号），每位柱国大将军统兵八千人，下设十二“大将军”各统四千，共计有精兵四万八千。为了消除种族界线，统帅中的鲜卑人已改用汉姓者，一律改为鲜卑的复姓，汉人统帅也改鲜卑姓，如部将李弼被赐姓“徒何”，杨忠被赐姓“六茹”等，这与孝文帝之改胡姓刚好相反。士卒则一律以主帅的姓氏为姓氏，这是复古到部落军团制度。军士的地位比六镇时期“役同厮养”的军士的地位提高了许多，这些军士被称为“府兵”。这是一支直属于皇帝的禁卫军性质的劲旅。后来政府在农民中三丁选一充当府兵，因为有事才出征，无事则每年服役一月，且作为府兵可免赋调，故农民乐为之。北齐是有事征发农民为兵，北周是选择农民，加以训练。由于这个差别，军力的强弱自见，唯两国亦有一相同之处，即军队已非胡人独占了。
宇文泰竭力笼络中原大世族，笼络关陇的世族自不必说，对于关东的大世族他也尽量招揽。八位柱国大将军及十二位大将军结成一个关系紧密的集团，对后世政治影响深远。柱国大将军李虎的孙子即李渊；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四女即李渊的母亲，七女是柱国大将军杨忠的媳妇，即杨坚的妻子，隋炀帝的母亲，所以李渊和隋炀帝是姨表兄弟。这个所谓的关西世族，对隋、唐两代的政治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宇文泰又乘南方有侯景之乱，于553年取得蜀地，次年攻破江陵，缢杀梁元帝，将势力南伸到今湖北一带。他在征服蜀地时，驱僚族数十万口，占领江陵后掳百姓十余万口，均送入关中为奴，以增加生产。宇文泰早已是事实上的皇帝，但他表面上仍奉拓跋氏为帝，直到556年逝世为止。其子宇文觉立即代魏，史称北周。北周最有影响的是武帝（561—578在位），他是宇文泰的四子，即位时年十八岁。在他统治的十八年内，有三件大事值得一提：一是改进府兵制，将农民收容于府兵中，前已提及；二是普灭佛道；三是灭北齐而统一中原。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分南北两个不同的方式发展：南方寺庙虽也发达，但由于南方有北方带去的魏晋老庄思想的传统，所以南人穷研佛经，探索其经义，使佛教成为“三玄”之一。南方僧尼虽多，但地广人稀，并未引起严重的经济问题。北方则不然。佛教在北方所传为“大乘”，偏重因果报应轮回之说。“五胡乱华”初期的匈奴人如刘渊等人，虽染中华文化，但陶冶不深，而士卒则不然，一旦得势，野性难驯，凶残淫虐之性，恣意发挥无余。佛教的轮回因果报应之说，使这批暴戾嗜杀的蛮族，恐怕死后入地狱受酷刑而有所节制，因而成为无法无天情况中的一种无形的法律。西域僧图澄即以此戒石虎、石勒的凶残性行。石虎更加上民族的色彩，认为佛是“戎神”，他是胡人，“应兼从本俗”。在这种形势下，佛教大盛，庙宇营建，出家者众。这些人的出家动机复杂，有的只是求佛庇护，有的则是求温饱，一些公卿们则因君主笃信佛教，逢迎上意而已。来自西域的鸠摩罗什宣扬大乘，学行优异，深得众信，声势浩大，后秦主姚兴（394—416在位）复大力倡导。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徒自是良莠不齐，奸宄混匿。与此同时，五斗米教亦仿佛教脱胎换骨，而另成一个争取显贵与群众的集团。所谓“道教”，虽奉老子为教主，但并不阐发老庄哲理，而以炼丹求药致长生不老以取信于人，也能迎合半开化的君主及一般人的胃口，于是在中原遂有了佛道之争，与南方的佛道哲理交相激荡融通不同。
第一次佛、道的冲突发生在北魏太武帝二十三年（446）。太武帝笃信道教寇谦之的“仙化”之说，宠臣崔浩亦信道。是年太武帝到长安，知一座寺庙中的和尚饮酒，搜索之下，发现私藏大批酿酒用具。又有“密窟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并藏有武器及官吏富室寄存之财富，数以万计。崔浩进言毁佛，于是太武帝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敢有隐匿沙门者，诛满门；又通令全国（时已统一中原），“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有少数和尚逃到江南。这道禁令厉行了六年，太武帝死后（452）才被废除。经此浩劫之后，中原的佛徒公然组织民众武装叛乱，见于记载的有四次。孝文帝曾诏令：“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政府令民间不得收容这类游方和尚，盖恐怕酿成赤眉、黄巾之祸。
北周武帝的禁佛与上述的原因不同。他本人信儒，想用理说服释、道两教。北周武帝八年（568），他曾在大德殿召集百官、和尚、道士等于一堂，亲自为众人讲解《礼记》；次年又在同一地方两次召集同样的两千余人“讨论释、老义”，亲评三教优劣存废；四年后再集众辩三教先后，结论是儒、佛、道的次序。数次辩论之后，北周武帝乃于574年下诏“普灭佛、道二宗”。他要消灭的不只是佛教，道教也在内，与北魏太武帝主要站在道教的立场上有别。
北周武帝普灭佛、道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孝文帝时中原的僧尼总数约八万人。五十年后，僧尼总数增加到二百万人左右，差不多占全国人口的十五分之一，很显然是“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贫农太多之故。中原分裂为两国之后，北齐僧尼的人数在二百万左右，北周约为一百万，但北周总人口少于北齐，物产也远不能与北齐比拟，相形之下，社会因僧尼逃避役调而加重了很多负担。北周如欲征服北齐，必先充实国力，强迫僧尼还俗，是增加劳力投入生产的最佳办法。当时即有人认为有德的穷人要纳调赋，无行的富僧却免一切赋役，实在是不公平。有人建议僧侣必须服兵役，否则纳免役费，但未提到寺产缴赋调的问题。所以几经在学理上的辩论后，北周武帝下令将全国寺庙的资产全部没收，近百万的僧侣全部纳入均田户，投入生产，壮丁编入军队。他未如北魏太武帝“悉坑之”那样恨沙门，因为动机不同。道教的命运也是一样。
普灭佛、道之后，百姓负担合理，生产增加，军力充实，所以三年后（577）北周武帝伐北齐，完成统一中原大业。自北魏分裂为二后，东西对峙，常有战争，互有胜负。北周与南陈之间，也有交往，因南陈欲消灭据长江上游今湖北一带的后梁（为北周附庸），故与北周常有冲突，也互有胜负。至571年，南陈宣帝（569—582在位）遣使入北齐，欲联军攻北周。齐人弗许。次年北周遣使入陈，说合纵以攻齐。陈宣帝心动，想借此收复淮南之地，乃与北周联盟攻北齐。北周武帝于普灭佛、道后，实力增强，加上“不度德，不量力”的南陈助长声势，于576年十月率大军伐齐，次年正月入邺，北齐亡。南陈欲乘机攻取淮北，于是年九月北伐，为北周所败，溃回长江，淮南悉入北周版图。
北周武帝是一位杰出的君主，可惜统一之后仅年余即英年早逝。子继位，荒淫无度，两年而崩，年八岁之子宇文阐立，由杨坚辅政。杨坚是八柱国大将军之一杨忠的儿子。杨坚辅政，准许佛教再合法化，并发还部分寺产。小皇帝继位不到三年即被废，杨坚即位（581），史称隋文帝。隋、唐的发展，转入中国历史的另一阶段，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笔者将在第四编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