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经济社会
辉煌灿烂的唐代文化，建立在唐代殷庶的农业基础之上。富裕的农业，带动了工艺的发达和商业的兴盛。在这种社会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唐人才能以其充沛的精力糅合南北文化，吸取四方文化的精英，进而创造出崭新的文化，照耀古今。
唐代将儒家的最高理想均田制付诸实行，使得农民生活充裕，益以政治清明，故农村经济殷富，形成“古昔未有”的康乐社会。繁荣农业经济，还要靠农耕技术的改进与灌溉工作的发达。唐代耕稼用的犁很先进，他们的耕犁是由十一个部分组成的，可以分别深耕或浅耕。打碎泥土块、芟除杂草、碾平田面等工作，均有特制的农具，既省人力，又可增加生产。灌溉用的辘轳式足踏汲水车，早已被普遍使用。人们还发明了“筒车”，其形状如纺纱车，沿车轮系以一圈空竹筒，旋转至低处时在水中舀水，旋转至高处时将水泻出，利用水力使之旋转不息。这种“筒车”日夜均可工作，不费人力。车轮直径大的，可以将水引至高地灌田。同样，利用水力碾谷米的技术也很进步。
发展农业的工程，以开河渠、筑堤堰、凿水井最重要。唐代设有“都水使者”，主理水利事务。因为唐王朝幅员广阔，水利工程亦按地理区分。大体北方重开渠引水，以往遗留下来的河渠如郑国渠，均予以重新疏浚。新开的渠道很多，以河套地区的唐徕渠工程最大，受益的田亩最多。该渠长两百一十二公里，有支渠五百余条，习称“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应自此开始。南方因雨量大，故多着重蓄水及引水工程，兴建堰塘陂堤居多。从唐开国至玄宗时为止，一百三十年间，全国各地兴筑的水利工程，可考者有百余处之多。如此重视水利灌溉，故耕地增加，生产随之，人口亦然。到安史之乱前一年（754），全国人口已近五千万，比太宗时增加了三倍，已略超过隋代极盛时之人口。
农业兴盛自然会带动工艺发展。唐代的工业，主要由政府管制和倡导。官营的工业有严密的组织。其主管有三：工部，掌天下百工；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令；将作监，掌全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少府有工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有工匠一万五千人。这些工匠按工作时日分为三类：一是长期工匠；二是每年为政府做工自二十日至三个月不等的工匠；三是临时受雇，称为“和雇”，和雇者亦可能改为政府正式工匠。因故不能如期为政府工作的工匠，亦可出资请人代替。政府负责传授工艺技能。细缕之工要学四年才能毕业，以下三年两年不等；学制冠冕巾帻的，只学九个月。工作不力者，笞四十，开除工籍；私制武器者，处死刑。
唐代的工艺业，主要控制在政府手中，种类很多，如织染业、矿冶业、造船业、制瓷业、造纸墨业，等等，无所不包。择要概述如下：
织染业分布、绢、絁、纱、绫、罗、锦、绮、
、褐十类；练染分青、绛、黄、白、皂、紫六色。成品又按品质优劣分等，以绢为例，便分为八等。从织染业的种类与颜色分类之精密，可见其进步。从当前保存的唐代绘画中，我们可见其仕女服装图案之精美与色彩之和谐，织染业技艺优越之端倪已现。由于农民要纳绢（调）与政府，故纺织业在民间也很发达。
矿冶业以银、铜、铁、锡为主，全国约有一百六十八处矿山开采此四种矿产，其他如金、铅、水银、朱砂等均有出产，数量不大。就产量最多的铁而言，年产量亦不过两千余吨的样子。不过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也颇为可观了。与矿冶有关的铸造工艺很进步。唐代已能金银合铸，镀金、镀银的技术也研制成功。唐代遗留至今的金银器及铁制的农具或其他工具，均能很清楚地显示出唐代铸造技术进步的实况。
造船业公私营并盛。唐太宗欲征高句丽，命人在江南造船四百艘以运军粮（644），四年后亦以欲平高句丽之故，在剑南道建军舰，“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经长江而至莱州。此次造船，因役民过甚，曾引发剑南道民变。
制瓷业是中国最发达的工艺。唐代瓷窑遍布各地，产量很大，以邢窑（在今河北邢台）、越窑（在今浙江绍兴）最有名；前者生产白瓷，后者生产青瓷。“唐三彩”是以黄、绿、青三色为主要装饰颜色的彩色釉陶器，其艳丽生动，早已脍炙人口。纸、笔、墨在南朝已有很大进步，唐代更加改进，宣纸在当时已驰名遐迩。
百姓生活富裕，工艺发达，商业自然兴盛。促进商业发展的几大要素为货币、度量衡制与交通，唐代在这些方面都具备良好的基础。唐高祖称帝后不久，即统一全国货币，废隋的钱币，制造“开元通宝”钱，为此后物价稳定、商业发达奠定优良基础。唐太宗初年一斗米值三四钱，至玄宗时经历一百二三十年，一斗米值十三钱，物价稳定，可见一斑。唐代交易媒介除钱币外，亦可用绢、布等计算。度量衡制分大、小两种，是隋的制度，唐朝沿袭未改。所有尺、斗、秤都于每年八月由官府检定一次，没有差谬，然后使用。唐朝特别重视交通。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辐射到全国的有五条干线，分别到达剑南道、岭南道、河北道、河东道、陇西道。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备车马舟楫等交通工具以及旅舍，供往来商贾及官吏之用。驿站还负有传递政府公文的职责。驿站用马匹作接力赛的方式传递紧急文书，有三日之间将诏令送八百余里远的记录。全国驿道有四万余里，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处，水驿二百六十处，水陆驿八十六处，真正做到了四通八达。“交货往来，昧旦永日（昼夜不停）”，是当时的写照。
当时商业的重心很多，遍及全国，仍以长安为最大。长安是东西长约十八里，南北广约十五里的一个长方形城市，居民最多时达一百万。街道似棋盘交错，东西大街十四条，南北大街十一条。皇宫在北，城南为商业区，东南区是中国商人，西南区是胡商。贯通南北正中的名朱雀大街。各城市皆设“市令”，管理商业，“楚斥非违之事”，规定日中开市，日入前散市，以击三百下为号。各行工业界，有类似行会的组织，定有行规和行神，每行设“行老”主持内外大事。产品均有定价，以免同行恶性竞争。一切均井井有条。
历史记载当时之富商巨贾各地都很多。长安的富商邹凤炽家中“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他对唐高宗说，愿以一匹绢买终南山一棵树，山之树已尽，而他的绢还有余。中国历来贱商，但唐代的富商常招纳四方名流，加以供养，朝廷很多大官，“往往出于（其）门下”。商人甚至还参加宫廷宴会，向皇帝夸耀其财富。中唐以后，商人可出钱买官。江陵富商郭七郎输朝廷数百万钱，买到横州刺史；有的商人贿赂藩镇，以求保荐到朝廷为官。
随着工商业的发达，有些新事物也开始出现。如“飞钱”，即现代的汇兑券；“夜市”原是禁止的，但长安、成都、扬州都有了夜市；市郊临时摊贩曰“草市”，不定期聚贩曰“虚市”。此外，唐朝还开政府放高利贷之先端，高祖元年（618）朝廷设置“公廨本钱”，借贷与商人，借钱五万者，月纳息四千，差不多等于年利百分之百。到商业兴盛后，商人的游资增加，高利贷盛行。“质库”是有抵押品的贷款机构，即当铺的前身。
唐代的税收，常随时而变，大致安史之乱前后有比较大的改变。以盐为例，唐玄宗以前，盐由户部经营，每斗盐值十钱，等于无税。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支绌，乃每斗加百钱出售（758），价一百一十钱，加价十倍；到唐德宗九年（788），每斗盐增至三百一十钱，三十年间，盐价上涨三十倍，于是“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结焉”。产盐地区的大商从中牟利，竟加倍价钱出售。贫者与富人对盐的消耗量相差极有限而负担一律，故“民始怨矣”。
唐初无酒榷，安史之乱后数年，唐代宗下诏（764）征酒税，按月缴纳，随即分税为三等。唐德宗三年（782），朝廷禁止天下私自买卖酒，由政府自设店专卖，“收利以助军费”。民间可以酿酒，称为“酒户”，买卖酒则由“官店”负责，违者处罚很重，甚至会被没收家产，“连累数家”。后来有些地区连酒曲也要征税，都是为了“资助军用”。
茶税也是唐德宗时开征（793）。茶分三等征税。唐文宗问郑注“富人术”，郑注回答是征茶税。于是唐文宗派王涯为“榷茶使”。唐宣宗初（847年左右），有三人私贩茶叶各满三百斤，皆被处死以刑。因茶税太重，私贩很多。数年后，宰相裴休“立茶税十二法，人以为便”，“十二法”尚以为便，可见晚唐茶税之繁苛。
在安史之乱以前，上述盐税、酒税、茶税均未征收。一般工商业如邸店、行铺、炉冶均只按一般租庸调加倍征收。邸，即商人住宅，店是商店；行，即小工厂，铺即店面；炉冶，即炼铸金属之工业。盛唐时期的工商业税收很轻，这也是促成工商业繁荣的原因。自唐肃宗开始，朝廷巧立名目，各种苛杂蜂出不绝，有房捐、贯率钱（资产奴婢交易税）、口算（畜牛羊税）、青苗钱（苗一亩征十五钱）等，民不聊生，故“怨讟之声，嚣然满天下”。至于各地藩镇，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更是肆无忌惮。百姓在暴敛之下呻吟，工商业自然萎缩。所以唐玄宗之后，唐朝不仅政治军事与国势衰象毕露，在社会经济上亦复如此。
唐代经济繁荣，百姓生活水准提高，婚丧娶嫁，多事铺张。普通人结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昼夜集，多至数百人，贫者犹数十”，“杂奏丝竹，以穷宴欢”，一场喜酒，“动辄万计”。丧礼则更靡费。丧家在各项准备未周全时不通知亲友，送葬时力求民众，“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道旁设祭的“祭盘帐幕，高至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镌饰画，穷极技巧，馔具牲牢”。甚至有出丧时演戏以“娱”缞绖者，贤子贤孙，皆“辍哭观戏”！路祭各出心计，“竞为新奇”，柩车暂过，皆为弃物矣。“盖自开辟以来，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
至于一般高官巨贾平日之生活，更是奢侈靡费，一饭之资令人咋舌。宦官鱼朝恩宴郭子仪，“出钱三十万”，折合当时市价可买两千多石米。“闾里无事，乃有堕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上下均如此享受生活。至于文人雅士，更是放纵豪饮。宰相裴度在其别墅“绿野堂”中，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大学者杜佑也在别墅中“与公卿宴集其间，广陈妓乐”。长安的平康坊是妓女集中地，“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这大约是李德裕鄙视进士的原因之一。盛唐是一个歌舞升平的社会，毋庸讳言，尽情享受生活，是其流弊。
唐代的习俗也影响了邻近民族如日本、朝鲜等，前已述及，流传到今的也不少：玄宗生日是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咸令宴乐，放假三日”；花朝日，采百花蒸糕；重阳日登高；八月十五互送“月饼”，“取团圆之义”；茶道，源于陆羽《茶经》三篇；如焚“纸钱”以祈福；如斗鸡、打球、拔河、博弈（玄宗时最盛）等。虽不一定全部创始于唐代，但充实定型，则在此时。
唐代习尚未流传下来的，是其男女的伦理观念。盖自刘渊称王（304）至唐统一，历时三百余年，胡族的君长固多十分华化，但胡人的习俗影响社会很深，其中妇女地位高，男女关系自然，无视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等，是其最显著者。武媚曾以“更衣入侍”唐太宗，唐高宗娶其亡父之妾，且立之为后，并生了四子一女，此子女与高宗的关系是父子抑或“兄弟”，唐人并不计较。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也只骂她“地实寒微”，没有说她牝鸡司晨那类女人不可干政的话。唐玄宗于宠妃武惠妃死后不乐，有人告之其媳妇寿王妃杨玉环很美，这种话在宋朝之后的世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唐代人们竟能建议玄宗不妨找媳妇来代替死去的武惠妃，足见时人心中伦理观淡薄。自唐高祖到唐肃宗，唐室公主改嫁的有二十多位，其中许多公主还是三嫁、四嫁。唐律有“夫妻不相安谐”者可离婚；倡导儒道的韩愈，他的女儿也曾离婚改嫁。不过，未合法离婚而再嫁（重婚），仍为法律所不容。
男女之防嫌，在唐代极为开放。妇女可以骑马代步，不必坐在密封的车轿中。虢国夫人清晨便“骑马入宫门”，“三月三日天气清，长安水边多丽人”，证明唐朝的女性不是被锁在深闺中，可以户外游乐。男女杂座饮宴、郊游亦极普遍，他（她）们初春时到郊外“为探春之宴”。至于文人骚客无视男女之嫌的诗文比比皆是。元稹那些描绘艳丽细腻的诗，固不用提；白居易的《琵琶行》，江州司马可以邀请邻船的经理太太来丝竹谈心，而且发为诗歌，以纪其情；即以较严谨的杜甫而言，也有“公子调冰水，佳人切藕丝”的旖旎风光。
唐代的这种风尚，到南宋以后便消失了，后世之人的伦理观念极重，乱伦者不仅为社会所不齿，且会被处以极刑。男女之防嫌很严，男女授受不亲已成为金科玉律。一般朝野文人，也都道貌岸然，即令背地里做了风流韵事，也不会如元稹、白居易那样扬扬自得地吟咏出来。唐代的这种风尚，自南宋而绝迹于中国，但在日本和朝鲜依稀留有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