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文化
唐代留给后世最伟大的遗产是文学艺术，诗又为其中翘楚。清初所辑《全唐诗》，共集诗篇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两千两百余人。经历七百余年，轶亡之诗必很多，犹如此丰富，可见唐诗之盛。清高宗二十八年（1763），蘅塘退士（可能名孙洙）再就其中选为《唐诗三百首》（实为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最脍炙人口者，童蒙均可朗朗上口，人所尽知。关于唐诗之品赏评鉴及其类别，历来文章很多，笔者不赘述。明高棅编《唐诗品汇》，将唐诗分为四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笔者循此分期，略作叙述。
初唐约一百年（618—713），大体沿袭南朝遗风，“不过嘲风月，弄花草而已”（白居易致元稹信）。初唐之诗讲求音韵对偶，没有超出骈文的模式。经过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改进，唐诗成为规模严格的律诗。律诗是唐代首创的一种诗的格式。陈子昂独倡复古（魏晋以前），作有《感遇》诗三十八首，因早死，影响甚微。
盛唐时五十余年间（713—766）的李白与杜甫是世人公认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701—762）的祖先于“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我们由此推算，他的祖辈在西域大约居住了近百年。李白出生于西域，神龙初，应是705年左右，随父入居剑南道绵州（今四川绵阳境），时年四岁。及长，“击剑为任侠，轻财仗施”，十足北方豪迈拓落的性格。年二十余始出川漫游名山大川，触景抒怀，发为诗歌，壮丽瑰琦，成为千古绝响。当时名人贺知章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帝赐食，亲为调羹”，可见宠遇之隆。传说李白任翰林学士时，尝与玄宗共饮，醉后命高力士为之脱靴，其超尘出世、目无世俗，一至于此。李白与友合称“酒八仙人”，“自称臣是酒中仙，长安市上酒家眠”。他的抒怀诗，平淡自然，有如顺口道出，韵味无穷；他的写景诗宏丽浩渺，极尽苍穹，超越亘古规范，自成一格。安史之乱后，李白生活坎坷。唐代宗即位（762），欲召之入朝为官，可惜李白卒，年六十二。李白留下的诗约千首，以乐府、绝句最多。
与李白差不多同时的杜甫（712—770）是初唐诗人杜审言的孙子。杜审言恃才傲物，冠绝于世，他曾替侍郎苏味道写判词，“出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惊问其故，答曰：‘彼见吾判，且羞死！’”其狂诞如此。他的孙儿杜甫，却是拘谨审慎的人物。杜甫“少贫不自振”，三十二岁时在洛阳遇见长他十一岁的李白，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友好，结伴漫游各地。分别之后，两位大诗人相忆难忘，杜甫曾有《梦李白》两首，“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等句，读之均令人酸鼻。杜甫在那时已知李白将有“千秋万岁名”了。杜甫一生贫困，至唐玄宗四十三年时（754）尚“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他穷到“床头屋漏无干处”的程度，安史之乱时，他的“娇儿”之一竟死于饥饿。后杜甫避难到成都，依附节度使严武，在成都西郊筑草堂以居。他极富同情心，但“性褊躁傲诞，尝醉登（严）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仍有祖父遗风。代宗九年（770），杜甫由成都到耒阳（今湖南耒阳），困于大水，绝粮十余日，县官救出，馈牛炙白酒，大醉而死。这位一生颠沛流离，“弥年艰窭”的绝代大诗人竟如此谢世，令人悼伤不已。
李白与杜甫所处的大时代相同，同时生活在唐代极盛时期，同时遭逢“天旋地转”的“安史之乱”，但由于禀赋及身世迥异的原因，他们对时代巨变的反应迥然不同。李白有“五花马，千金裘”以换美酒的气概，杜甫却只是“双照泪痕干”，“寂寞养残生”而已。前者享受人生，欣赏自然的瑰美，以飘逸奔放的才情描绘成诗；后者颠踬困顿，备尝人世丑恶，以“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辞句，将人世间的感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世号诗史”，信不诬也。其实盛唐以后的诗人的很多诗，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可许之为诗史。韩愈从不轻易称赞他人的文章（因他很自负），至于诗歌，则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我们有同感。李、杜两人吟咏的对象不同，但他们有共通之点，即反对初唐时代言之无物、吟风弄月之艳辞。他们为诗歌另辟蹊径，开创了文学的新天地，使诗歌的境界扩大、充实。
中唐（763—835）约八十年，有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772—846）被贬为江州司马（唐宪宗十年，815年）时，曾写信与他的挚友元稹论诗。他虽推崇杜甫，称其“贯穿古今，诊缕格律，尽工尽善”，盛赞杜诗之能反映现实，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但认为此类诗在杜甫的诗作中不过占十之三四，仍嫌不足。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讽喻诗”和“感伤诗”。当时天下传诵的《长恨歌》，是他自己最轻视的作品，因为那不过是游戏文章，没有反映社会实况与民生疾苦。情景深切，文字浅易流畅，才是理想诗歌；无病呻吟，堆砌文辞的作品，均不值一顾。他的代表作如《秦中吟》《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篇，大家都已耳熟能详。它们刻画出官吏与宦官的贪婪、百姓的悲惨以及战争的残酷，历历如绘，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读之令人发指，也使人悲戚。白居易不愧为中国写实文学的翘楚。他活到七十四岁才逝世，留下的诗有三千多首。他的文章也很有名，史称他“极文章之壸奥，尽治乱之根荄”。
晚唐（836—906）约七十年，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等可为代表。他们并没有承继李、杜、白的传统，反而趋向初唐的雕琢堆砌词句，吟咏的题材亦转入风花雪月和绮靡的艳情，唯格律更严谨，词句更精致。如李商隐的“一树碧无情”“寒云路几层”；温庭筠的“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沙”“楚腰纤细掌中轻”等，均是例子。晚唐的诗歌，对宋代的诗与词，有极深的影响。
韩愈、柳宗元等人，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们在文章体裁上反对唐朝初期辞藻瑰丽的骈文，提倡恢复朴质抒情、叙事、说理的两汉文，即所谓的复古运动，主张文以载道，要言之有物。这种文学改革的趋势，远在西魏宇文泰时已由苏绰开其端，隋文帝继之，曾诏令天下文章务必踏实。泗州刺史马幼之曾因为文华过艳而获罪。但三百余年的积习，很难由政府下令去除。唐初四杰仍然承袭六朝遗风，风靡一时，虽有陈子昂之反对，但无实效。及至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写实诗歌出现后，风气为之丕变，华而不实的骈文始为大家所轻鄙，逐渐流为应酬之应景文体。白居易的奏议文章，已开古文之先河，韩、柳承其余绪，发扬光大，蔚然成风。所谓“文起八代之衰”，指自曹魏到隋八代的“衰文”（骈文）自此而始式微之意。
唐代在学术思想上亦有贡献。唐是承袭北朝儒学传统而统一的，故相当重视经学。唐太宗“尝叹《五经》去圣远，传习浸讹”，乃令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考定”之，经过儒者多方辨驳，订为《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唐高宗二年（651）朝廷又修订过一次。这一次的整理工作，对儒学在中国的复兴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自后汉末年以来三百余年儒学已非显学，沦为诸子百家之一，不足与佛、老并称。例如隋代的王通（584—617），隐居讲学，号“文中子”，自著《王氏六经》，即《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等，均摹“六经”而成，又仿《论语》而成《中说》，用“子曰”回答质疑，“王子”自视可代替“孔子”。如此狂妄，而《旧唐书》《新唐书》均称之为“大儒”“名儒”。他门下的弟子，有名的如杨素、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徵等，足见其影响之大。王通只活了三十三岁，有如学术界的一颗流星，其著作今存者仅《元经》与《中说》两种。他在当时可以独树一帜，可见儒家并无特出地位。在儒家地位变得神圣崇高之后，王通才成为离经叛道之徒，连《新唐书》中的《王通传》也被人删除了。
韩愈、李翱等人对儒学进行了发扬，由于韩愈的文章雄伟磅礴，说服力强，故儒学的地位日益尊崇。韩愈的《原道》《原性》、李翱的《复性书》，都是“攘斥佛老”，重振儒家的名著。事实上韩愈自身也受道家的影响，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他那种逸世隐居的遐思，与晋田园诗人陶潜《归去来兮辞》境界类似。李翱的大文中也带有强烈的佛学色彩。韩愈、李翱受了佛、老的影响而提出的“道”“性”“情”等概念，经过宋儒的阐研精发而成为糅合儒、释、道哲理的“理学”。
中国史籍，本由史官负责，自司马迁自撰《史记》而后，私家修史之风大盛。如班固之《汉书》、陈寿之《三国志》、范晔之《后汉书》等，均为著者私家修撰。至隋文帝十三年（593），朝廷下令禁止私人修史。唐高祖时朝廷设立史馆，任命宰相大臣主持修史，今正史中的《晋书》（包括东晋）《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六种均为唐代官修史书。唐朝并未禁止私人修史，如李延寿述南北朝之《南史》与《北史》，均被列入正史。唐人所记唐史，称为“实录”，即皇帝起居注。惜唐代各帝实录今存者，仅韩愈所撰《顺宗实录》五卷，收于其文集中。顺宗在位不过八月，不足道。
正史之外的史学重要书籍如《唐六典》，汇唐代典章制度于一炉，成为研究唐史之要籍。杜佑（735—812）的《通典》，叙述自先秦以迄唐玄宗天宝年间的政制、经济、法律、地理沿革、边疆等，纵综成书，成为类似政治史的专史著作，所谓“九通”，是它开其端。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历史学”名著。他批驳世人奉为经典的《尚书》和《春秋》，直斥孔子的虚妄以及所谓大史家如陈寿之流的卑鄙。关于他的卓识，古今有不少学者论列，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史学界伟人。
唐代绘画、书法、雕刻方面的成就也很高。画家以阎立本的人物描绘最为著名。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绘自汉昭帝以来十三皇帝，最后一位是隋文帝称为“全无心肝”的陈后主陈叔宝。阎立本将陈后主轻佻浮薄的神情画得栩栩如生。原画为卷轴，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只展出后半段（至少笔者旅居该地两年间是如此）。另一位著名画家是吴道子，亦工人物画。可惜二人流传下来的作品都很稀少，山水画只记载上有，无作品留世。东晋王羲之的草书有如神运尽人皆知，唐太宗竟将王羲之的名作《兰亭序》殉葬，可见其动人之深。唐代承其余绪，益以文房四宝之改进，书法精进，多所创发，成为艺术。有名的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均能各出新意，创造独特的体格，使书法成为高级艺术品。雕刻的进步远迈前代，“昭陵六骏”的浮雕，置之任何时代，均是杰作。
唐代糅合中国南北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及意识形态，兼容并收各族的特色，创发出一个崭新的文化，所以它能在豪迈之中不失穆静，飘逸之际仍见严谨，雄伟之余重染艳靡，奔放之下夹杂氤氲。它是新陈代谢的，也肩负起承先启后的功能。许多秦汉以来的传统事物在唐代消失了，或改头换面出现；若干传统所没有的文化，也在这个时代以崭新的面目呈现。读唐代二百八十九年的历史，无论著作政治、经济、文化等哪一方面，均宜做如此观。
在讨论唐代的历史时，我们不能忽视宗教在各方面的影响。自魏晋始，到唐初为止，约四百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亚及印度到中国来的僧侣约六十人左右。中国僧侣西行求法者亦夥，逾数百人，其中悟空（731—812）留印度四十年为最久，但最有名的是法显与玄奘。玄奘于唐太宗二年（628）赴印，留十七年始返国，他来回均取道陆路，与两百余年前的法显不同。玄奘带回各种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诏令房玄龄等人“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在弘福寺翻译佛经，并修正以往华译的讹误。656年，唐高宗令许敬宗等人“润色”玄奘所定之佛经，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佛经翻译工程，佛学由是大为兴盛。盖玄奘精通梵文，能直译与意译，故其译文流畅达意，与以往之艰涩难解迥异。玄奘对佛学与佛教之传播厥功甚伟。佛学十宗中最盛之四宗，即法相宗（唯识）、天台宗（法华）、华严宗与禅宗均已具备，法相宗系玄奘所传入。佛学与佛教应分开讨论。
至于佛教，唐高祖时，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许多“猥贱”“浮惰”之徒为“苟避徭役”而剃度，凡属此类僧侣，均勒令还俗，从事生产，京中只留寺三观二，天下诸州，各留一所。诏令虽下，但并未执行，因为天下佞佛以求解脱或修来生之人太多，何况他下此诏不久，即有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即位后立刻改变对佛教的政策，此后唐代的皇帝，除唐武宗外，多佞佛不衰。他们虽然引道教的教主老子（姓李）为同宗而加以敬崇，唐高宗且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但主要仍是迷信其长生不老丹药而已，并无所谓道学。从唐宪宗开始，有五位皇帝均因服食丹药而亡，所以唐代的道教与北朝的近似，不似南朝的研阐老庄哲理。唐代亦有少数以老庄之术讨论时政的人物，如元结、无能子等人，但他们与道教无关。道教的炼丹也有副产品，早期火药配制的方法，即首载于一本道教的丹经之中。
唐朝对各民族文化一律大度包容，故各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全都可在中国流行。景教乃基督教支派，于唐太宗九年（635）经波斯传入中国。唐太宗以其“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为之在长安建寺一所。据明代出土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叙述，他们常受皇帝宠遇，“安史之乱”时曾“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助弭乱有功。至唐武宗（841—846在位）崇道，始废其寺。祆教亦名拜火教（后又称明教），源起波斯，北魏时已经西域传入中国，高祖时亦在长安为之立寺，唯禁百姓祈祭。摩尼教亦兴于波斯，回纥人多信奉之，但朝廷亦禁百姓信奉。除以上三种宗教之外尚有回教。回教初由海道传入杭州、广州等地。上述四种宗教，除回教外，余均在晚唐逐渐消失，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甚微。我们提及，只在说明唐代天下一家政策的实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