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经济社会
宋承五代战乱之后，特别重视“劝农”以“尽地力”。农村设有“农师”，教导农民耕稼之法，并监督农民之勤惰，有“饮博怠于农务者”，可告之于州县治罪。宋太宗尝亲自检察汴京近郊青苗的生长情况，并告诉群臣，农民太辛苦，如果不是“兵食所资”，他真想免征租税。他曾“亲耕籍田，以劝农事”，可见其对农业的重视。“澶渊之盟”后，四方无事，农村开始繁荣，但“天下废田尚多”，朝廷乃设法鼓励流民耕种。迨生齿日繁，废田已尽，朝廷遂有开垦荒地之议，包拯即以辑抚流民屯田有功。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宋太宗时，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余顷（每顷百亩），宋真宗时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余顷，至宋神宗时，天下垦田已逾三千万顷，故农产品丰盛。南宋高宗即位之初，农民逃亡者众，乃“诏有司招诱农民”，给予赈贷或免税之优厚条件。时黄淮流域饱受金人迫害的百姓纷纷逃至江南，也对充实江南农村极有帮助。宋高宗曾谕令：“淮北之民襁负而至，亦可给田，以广招徕。”开垦荒地的农民，政府均不加税，故无“旷土”。
水利是发展农业的要务，两宋都很重视。开辟荒地，增加耕地，都与开沟渠有关。稼穑的两大敌人水患与旱灾，亦可由兴水利而减轻其危害程度。有关两宋兴水利工程的记载很多。宋太宗时即发诸州戍兵一万八千人，筑堰六百里于福建，引水溉田。太宗还遣派专人到各地兴水利。宋仁宗下诏（1044）制定对官吏兴水利成绩的惩奖条例，对振兴水利、开垦田畴有功者有不次升赏，不力者从重黜罚。王安石将兴建水利工程当作急务，宋神宗为兴筑陕西渠堤，不惜动用内藏钱。南渡后，江南多水田，水利尤其重要，兴水利被视为官吏的天职，官吏对于陂塘沟泽的整理浚疏，莫不尽力而为之。总之，两宋有“民生性命在农，国家根本在农”的观念，故朝廷对水利之兴建，灾荒之赈济，均全力以赴。
农业隆兴是社会繁荣的基础，史称宋代“百姓康乐”，当系事实，因为一个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社会，无由创造出两宋辉煌的文化来。
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工商业自亦发达。宋代的工业技术已很进步，当时已可以利用水力推动安装有三十二个锭子的大纺纱车；指南仪器、胶泥活字印刷术、火药武器等都有长足改进。宋代的主要工业由官方经营，工人分为兵匠与工匠两大类，制造的产品种类繁多，亦可分为供应皇室日常用品与武器两大类。产品自织绣到铁甲，应有尽有。汴京皇室工厂有一百五十余所，兵匠与工匠合计达两万三千余人，可见分工之细与规模之大。宋神宗十三年（1080），朝廷全年铸铜钱五百余万贯（一贯为一千文），铁钱八十余万贯，为唐朝极盛时代（玄宗时）的十八倍，铸造技术一定大有改进。与武器及铸钱平行发展的是矿冶工业。北宋时年产银最高约三十吨，铜约九千吨，铁约三千七百五十吨，以七八百年前的标准而言，产量已是惊人矣！民间工业的规模不大，但成品的质与量，都足令后世钦羡。其中以纺织品、瓷器、漆器及造纸最盛，如成都的蜀锦，景德镇的青瓷，定州的白瓷，温州、杭州的漆器，宣州的宣纸，台州的玉版纸等均负盛名。
工业兴盛，贸迁有无的需求增长，商业由是活跃。商业中心分布全国，北宋时代，今浙江、山东、河北中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的商业最发达。今浙江及太湖一带稻、布帛、工艺产品丰盛；今山东一带出产绢绸，有海口与南方及外商如高句丽商人贸易；今河北一带因与辽通商，亦有商业中心。苏北盛产盐、茶，故贸易兴盛。广州、福州、泉州为对外贸易中心，自五代时即已如此。宋代对外贸易设有市舶使，对内各地均设有征税机关，称为“务”或“场”，征收过往物品商税。宋神宗时全国有务场一千八百五十处。南宋时务场更多，其密如网，可称之为“商税网”。有不及八十里路程，设有务场三处者。有行二十里而纳税三次者，一斗粟、一束薪都要纳税。虽然如此苛扰，因为税率只有百分之三，开店铺的税率为百分之二，故商业仍然很发达。宋代对商人的歧视较前代为轻，不似唐代规定坊（住宅区）、市（商业区）分开，市有一定的营业时间等种种限制。宋代只要纳税，任何地区、任何时间均可设店营业，并有夜市，可营业到清晨。还有“草市”的兴起，即设在城郊定期的市集，后逐渐发展成为永久的市镇，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即变成州县。唐代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不过十余处，到宋徽宗时，此种城市全国增加到五十余个，这与商业的兴盛有密切关系。
促进商业发达的另一主要因素是货币。宋代的货币数量多而又划一，交易起来自是方便。宋真宗初年四川出现“交子”，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因当时川陕地区有民变，政府乃停止在四川铸钱，试图阻止变乱扩大。货币减少有碍交易，所以四川殷商发行“交子”，亦称“会子”，以弥补货币流通之不足。宋仁宗元年（1023），政府在四川设“交子务”，次年发行交子一百二十五万余贯，以后逐渐增加。交子到南宋时便很普遍，流通全国，这对贸易的扩大极为有利。奇怪的是，北宋货币虽多，似未造成通货膨胀。据专家研究，北宋一匹绢的平均价格反较唐代的低。
宋代虽对商人的歧视与营商的限制较前代为轻，但视商为“四民之贱”的传统仍然存在，士人对“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甚不以为然。但钱能通神，商人可以用钱贿赂地方官，改变职业，也可以交结宦官权要，夤缘入仕。声名狼藉的商人朱勔即是例子。朱勔的父亲朱冲本微贱，为人佣工，以卖药致富。因交结蔡京，再识童贯，朱勔遂官至东南部刺史，以搜刮花石进贡宋徽宗，最终激起方腊之变。也有自身耻为贩夫，发财后延名师教导儿孙而登版籍者。一般小商人，则永为贩夫，为士所贱。
在农村富裕与工商繁荣互为表里的情形下，全国人口自亦增加。宋徽宗时（1110），北宋有两千余万户，约一亿人口（宋代统计人口，妇女不在内，故《宋史》记只有四千六百余万口），较唐玄宗时增加一倍。一百一十三年后（1223），南宋有人口六千余万。南宋偏安江南，而人口超过唐的极盛时期，可见南方此时的开发程度。
南北经济发展的情况悬殊，北方必需南方运粮接济，自唐以降即如此。晚唐藩镇割据，在军阀的统治下，运河淤塞，粮运不济，有些史学家认为此乃唐朝覆亡之主要原因。后周世宗平定淮南后，立即疏浚运河，故北宋开国即可利用运河。每年由南方运到汴京的漕运米有六百万石，有时达八百万石，足见中原匮乏的现象已很显著。金人占据中原后，权贵豪强肆意强占良田。金人有“猛安谋克”之设置，猛安意即千夫长，谋克为百夫长，为驻屯占领区的军官名称。其所属士兵除镇压外兼屯田，故良田多为其所有，由其耕种，赡其身家，所谓“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是也。这些军户，不知稼穑之道，亦不耐其苦，故雇“贫民代耕，而收其租”，以供其“酒食游宴”。民不堪命，时有反抗。以金代最贤明君主金世宗（1161—1189在位）时为例，在1167年到1183年的十六年中，共有变乱十次之多，可见社会之不安定。生民痛苦，社会凋零，故人口日减。
隋文帝统一中国时，北方人口近五千万，经安史之乱至五代的战乱，北方人口锐减，后周世宗末年（959），统计人口不及一千万。南方政治较安定，孳息人口大增，与北方的情况适成鲜明对照。宋神宗十三年（1080），朝廷统计全国人口约三千四百万，南方有两千三百余万，北方约九百三十余万，此时南方人口已超过北方两倍有余。至蒙古灭金（1234），所得仅孑存四百七十五余万人，与南宋所得人口近两千万，南北相差近四倍。人口萎缩，是社会经济衰颓的标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北方战乱频仍，藩镇各自为政，辽、金不重农务，水利失修，水灾迭至，黄河已从中国文化的摇篮变成中原之大患。淮河流域本是中原富饶之区，但自宋仁宗二十六年（1048）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后（至清嘉庆时始改今道入海，历时七百七十余年），亦泛滥成灾。大好膏土，成为溃决灾区，此为北方人口减少的主因之一。至于金人之戮杀，猛安谋克制之摧残，避祸民众之南逃，均是使得北方经济被毁坏衰落的原因。所以到南宋中叶，南北社会经济荣衰的情况，已相差悬殊。这种趋势一直发展下来，直到20世纪东北开发后，始略呈转机，但枢纽所在，仍是水利问题。
两宋三百一十余年的历史，国境内大体上是和平的，农业隆盛，工商业繁荣，绝大多数人享受物康民阜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熙熙和和，常为后世所钦羡。北宋之汴京，被形容为“舳舻相衔，千里不绝”，此语虽略嫌夸张，但其繁荣程度可以想见。至于南宋的都城临安府（即杭州），自五代吴越以来，即已成为江南文物中心，南宋定都后，更趋繁荣，据说人口已达百万之数，以至“接栋连檐，寸尺无空”。《马可·波罗游记》所描述的杭州富庶繁华的情景，可作见证，据称“世界诸城无能与比”。其他大城市如北宋时之长安、洛阳，南宋时之广州、苏州、泉州、成都等大都会，均为人所艳称不绝，海内外物产荟萃，有如“山积”。外国商人如蒲寿庚（阿拉伯人的后裔）富甲一方，且曾任南宋泉州市舶使及福建安抚使（后降元），也足见南宋海外贸易之盛（有人认为《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为蒲寿庚之后裔，唯尚乏确证）。
两宋历史有其光明的一面，也有其极为后世所诟病的一面，即缠足与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两件事，这两件事本互为表里，兹分述之。一般说法是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喜爱妇女弓纤之足，遂命宫人以帛缠足，使之纤小，是为缠足之始。李煜只做了十五年国君，缠足限于成年宫人，并未普及。北宋时始由“宫样”染及歌妓，到北宋中叶，中原缠足之风已盛，“瘦金莲”也随着高宗偏安而盛行于江南。富翁所有的家妓已有“稳小弓鞋三寸罗”的“脚绝”了。此后这种陋习逐渐被普及并强化，妇女必须要缠成“三寸金莲”才不为世人所耻！要使脚达到纤小弯弓如月的目的，必须自四五岁时即开缠，使其肌肉腐烂，足骨变形，其痛苦可知。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之说，绝非过甚其词。笔者幼时乡居，半夜亦常为邻近缠足之痛哭声所惊醒。这种摧残幼女肢体的残忍行为，普遍行之近八百年，直到20世纪初季始消灭，其贻祸之深远，较之明代“八股文”犹过之。
缠足并非全为反常之“审美”变态心理作祟，亦另有原因，即贬抑妇女之社会地位。中国虽有孔子所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传统，但并非仅只鄙视妇女，因“小人”是指部分男士。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尚高，守节的观念很淡薄，改嫁之事很常见，卫道之士韩愈的女儿也曾改嫁，唐公主可以再嫁三嫁，亦无人非议。北宋亦然，名臣范仲淹的母亲即改嫁淄州朱氏，范仲淹显达后始归宗姓范，所以他在原籍义田规定族人妇女改嫁者，尚有资助。王安石的儿媳失和，王安石乃为媳妇择人而嫁之。法律也准许长期无丈夫音息的妇女改嫁。丈夫死后贫苦者，一百日即可改嫁，亦可纳一人为夫，称为“接脚夫”。可见当时并无所谓的“守节”观念。北宋女儿可继承父母的遗产，甚至已出嫁的女儿亦可继承部分遗产，足见妇女的社会地位尚未低落到南宋、明、清时代，如果夫亡再嫁，连陪嫁财产也一并丧失的程度。
宋代思想的主流是理学，亦称道学（见下节）。理学家讲求理教，为人类生活制定了若干规范，其中最重要的是男女之防嫌，这是根据圣人“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而来。最严格倡导和执行此教条的是朱熹，他是当时最有声望的学者，宋高宗召见他时也降阶以迎。他曾在福建做过地方官，为了防止女性私下去幽会男友，故命令在女人的鞋底装上木头，使行动不便又发出声音。他认为唐代不重贞节，是因唐室源于“夷狄”之故。“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一女不事二夫”的观念，也由这些道学家鼓吹而成为金科玉律。一位女子因亲手接受男子之物而被父亲视为“失节”，被逼令自杀，时年六岁！道学家的礼教很多，表面上律己很严，但矫枉过正，违反人性，逐渐流为虚伪做作。清代一名理学家由家至城市，有一捷径，唯途中必须跃过一横沟，故宁可不惜路远，绕道而行，时人重之。某日见四顾无人，竟一跃而过，为沟中玩嬉之儿童所见，大声惊呼。道学家忙给钱塞口，使勿张扬。后因小孩的母亲逼讯钱之来源，其事乃泄。故世称道学先生，必冠一“假”字。撇开理学家的哲理不谈，他们的礼教，特别是对妇女“失节”的严谴，其对中国历史影响的功罪，自有客观评估。总之，南宋哲人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成为此后七百余年中国人立身行事的最高准绳，今日中国人心目中的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的“形态”与“心态”，都是在这个偏安的时代奠定的，虽然都自有其悠久的渊源，但将其塑成具体楷模是在南宋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