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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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代创造了极优异的文化,有人誉之为“第二春秋战国”,即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此语虽未必妥洽,但这三百余年间文化造诣之优越,遗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之丰厚是有目共睹的。何以能有如此卓越之成绩,厥故有四:

第一是印刷术的精进与普及。是时虽已发明活字版印刷术,但一般仍用刻版,木板、纸张、墨、雕刻术均极讲究,故宋本成为后世拱璧。宋室倡导文风,故由政府汇编丛书,以享社会,其最大部丛书有四:

(一)《太平御览》一千卷,集六朝至唐代类书;

(二)《册府元龟》一千卷,以历史为主;

(三)《文苑英华》一千卷,辑选南朝至唐代之诗文;

(四)《太平广记》五百卷,辑小说。

其他经、史、子类的书籍,政府亦刻印,包括刊刻佛教的《大藏经》及道家的著作。政府刻印普及各家典籍,毫无偏颇。地方政府亦刊印书籍,称为“公使库本”。民间刻书有两类:“家刻本”,即富有之家自刻其所好;“坊刻本”,即书商刻之以牟利者,此类刻本良莠窳精不齐。书籍普及,与必须手抄一部《汉书》才能开始攻读汉史的情况,相差不啻霄壤。典籍既不为极少数门第世族所独享,普及于一般人士,自极有助于文化进步。当时人士的著作,亦盛行刻印,亦足以鼓励创作。这是两宋文化特别发达的主因。

第二是学校与讲学的兴盛。宋代提倡文治,重视科举,兼及学校。宋太祖初设国子监,生徒额为七十名,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习五经,以后人数增加,但入学资格限制过于窄狭,不符合要求,乃增设太学,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皆可入学。王安石欲废科举,故在太学立“三舍法”,收学生九百人,后增至两千四百人,宋徽宗时有太学生三千八百人,学生皆有生活津贴。南宋高宗十七年(1143),时宋与金人和议已成(1141),于是恢复太学,仍行三舍制,学生待遇优厚。入学采用考试方法,最初报考者六千人,取录三百人,其后报考者众,弊端丛生。宋孝宗元年(1163)朝廷改推选人才为由各地方保举,旋又改为考试,至南宋宁宗八年(1202)时,参加太学生入学考试的人数已达两万七千余人。在朝廷“崇儒”的政策下,读书的风尚大盛。地方的州县也分别立学,入学者可免户役不等,设有“教授”以督导之。

私人讲学以北宋的白鹿洞书院(今江西庐山)、应天府书院(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岳麓书院(今湖南长沙)、嵩阳书院(今河南登封)四大书院最著名。书院起源于唐,自宋而大盛,均设在风景优美之地,藏书丰富,有学者讲学其中。白鹿洞书院有“学徒常数千百人”,朝廷对之十分鼓励,均颁额赐书。书院如有特殊有名的学者,有人会不远千里而来问道,如程颢、程颐兄弟讲学时便吸引了不少人来听。南宋成立的书院更多,可考者有四十余所。两宋教育之发达,读书风气之浓厚,为亘古所未见。

第三是政府的提倡。北宋真宗的《劝学诗》是为代表,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富贵、荣华、娇妻均可于读“五经”而得之。此诗意境卑下,文辞鄙俚,是北宋开国之初所作,但其用心良苦,亦可概见。士人的出路是为官吏,故两宋政府给官员提供的待遇都非常优厚,将官员照顾得无微不至,“酒、茶、厨料”“薪、蒿、炭、盐”等琐细均由政府供应,这自然也是大家勤读“五经”的原因之一。

第四是两宋三百余年大体上和平的时期居多,尤其是大江南北几乎没有大战乱。长时期的和平使农业兴盛,工商发达。富庶的民生,熙和的社会,正是创造文化的温床。何况还有唐代所创发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做根基。

上述四个因素,相互激荡酝酿而使两宋时代在中国文化史上大放异彩,形成文化的黄金时代。不过它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有根本上的差别,我们不可混为一谈。后者是“各持一端”,与两宋理学之限于穷研宇宙论、认识论及礼教不同。前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与途径去发挥所见,而后者只限于在儒、释、道的圈子内阐发理、道、性的各色哲理,例如两宋的学术思想绝未涉及有如墨家或名家的思想。所以就学术的深度而言,两宋极有成就;就广度而言,两宋不如春秋战国时代多矣,何况诸子百家亦各自有其幽邃学理。

两宋时代的文化建树,大体上可分为文学艺术、史地学及理学三项,笔者兹概述之。

宋代文学中最显著的是词,宋词的翘楚是南唐后主李煜。李煜的父亲李璟已向后周世宗称臣,宋太祖即位后,李煜事宋甚谨,得苟延国祚十五年。在这一段时期中,他留下了许多绮丽细腻的艳词。降宋后,李煜留居汴京两年余,为宋太宗所鸩杀(978),年四十二。宋太祖十二年(971),李煜遣其弟李从善入朝于宋,被扣留汴京后,“煜尝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亡国后李煜的作品悲怆凄凉,将内心的感触发露无余,宋词多受其影响。有谓李煜在词的地位,有若王羲之于书法。词之美妙在于音韵协调,所以“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词以抒情见长,有“五音轮二十八调”以资歌唱,故常人也能比较苏轼与柳永两人词的格调差异。宋代大文学家多能填词,一些很严肃的闻人,也有香艳缠绵的词问世。李后主与小姨子偷情的词,早已脍炙人口;欧阳修同他外甥女的那一段旖旎浓郁的感情,也足以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大词人如晏殊、苏轼、范仲淹、欧阳修、辛弃疾、柳永、陆游、周邦彦、李清照、朱淑贞等,都各具风格,留下无数千古传诵的妙词。后两人为中国最有名的女词人,尤其是李清照,有人将她的词与李后主的媲美,认为她的作品达到了抒情文学的最高境界。

宋诗自王安石开始,一反初年只重辞藻华丽,多用僻语的风尚,提倡抒发真情实事的吟咏,走向白居易、杜甫的道路。后世论宋诗,推崇王安石的工整、苏轼的新颖、黄庭坚的奇拔。其中尤以苏、黄最有名。

宋代的诗词有两大特色,一是描绘山川景色,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情的境界,这大约与宋代人才辈出,而南宋又偏安南方有关。江南山水,秀丽瑰奇,容易触发诗人遐思。生长在北方的诗人,无论如何也吟不出“杨柳岸,晓风残月”那类佳构。二是充满民族意识的诗歌很丰富,这自然是人们针对金人的残暴、南宋的偏安愤懑而发。由山东南逃的辛弃疾(号稼轩)所留下的六百多首词中,充满了怀念西北河山,“男儿到死心如铁”的悲愤词句。最有名的陆游(号放翁)是浙江人,他渴求“北定中原”的心愿至死不变。在他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写了一万余首作品,至今留下的有九千三百余首,八十六岁临终时的最后一首诗,中有“但悲不见九州同”。此诗传诵千古,后世多少人为之一掬同悲之泪!

宋代的歌、赋均有独到之处,文天祥的《正气歌》,自与《长恨歌》迥异;苏轼的《赤壁赋》也绝非汉唐以来的赋所能比拟。它们都以崭新的体例和内容出现,抒怀写景,莫不铭刻入微;慷慨悲歌,清新飘逸,均是不朽之作。

自韩愈、柳宗元在中唐提倡古文后,“古文运动”至北宋更加发扬光大,名家辈出,如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尤其苏轼,史赞其文“浑涵光芒,雄视百代”。苏轼本人很自负地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确系事实。北宋文豪甚多,多为后世宗师。南宋文风虽盛,文豪不多,吕祖谦、朱熹之文章,亦有可称道者,唯在韩、柳及北宋诸子夺目光芒之下,黯淡失色。

由于佛经常用“故事”(过去的事)以阐明佛法,故唐代有说故事之人,此即语体小说之滥觞。宋代的职业说故事之人颇普遍,有说历史、笑话的,或说唱兼有者,后者即发展为戏曲。说民间流行的故事,如《宣和遗事》(宣和是徽宗年号之一,1119—1125),到明代演变为《水浒传》;三国故事,汇集成《三国演义》。章回小说即说书人的连续故事。宋代的小说,称为“话本”,今所存者,尚有四十五种之多,均是用当时的语体写出,即今日所谓的白话。

说唱具备再加上舞蹈,便是戏曲,宋人称为杂剧。杂剧很受开化不久的金人所欣赏,宫廷中常有杂剧出演,《西厢》即有名的戏剧,为元初王实甫作《西厢记》之底本。宋金的杂剧均有调子,据以歌唱,后发展而成元代的“曲”。

宋代的书法、绘画也极为后世所称羡。南唐时有人集名人书札,摹刻石上,称为“法帖”。宋太宗命人以枣木仿刻,均可拓印,世人可临帖习字。因为帝王提倡,书法遂成为艺术之一端。宋徽宗的书法以独创一格而为世所重,他的儿子宋高宗的书法亦工整秀丽。王羲之的《兰亭序》,在宋代有一百一十七种刻本,对其一点一画均有考据,可见宋代对于书法之重视。大文豪亦多以书法著名,苏轼即其一例。米芾书画双绝,是宋代最著名的书法家,有人认为其乃王羲之后第一人。

宋廷对绘画极重视,米芾即被召为“书画学博士”。宋徽宗时的《宣和画谱》二十卷,选画家二百三十一人,共计六千三百九十六轴画。南宋一百五十二年间,据记载有名画家一百五十一人,盛况空前。宋代的画流传至今者尚多,内容广泛,举凡山水人物、花果竹石、鱼鸟屋寺,均为绘图对象。尤其重要的是以绘图表达人的意境,效法唐代王维“画中有诗”的境界,以水墨山水为主流。康有为断定西方的油画,亦源出宋代的绢本画。康氏称宋的“寒梅雀兔”及山水画的绢本,“与欧画全同”。姑且无论西方油画是否传自中国,宋代绘画技艺之广博精深,是毋庸置疑的。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不仅为绘画史上的不朽巨作(原本已佚),亦可由之窥见宋代建筑之精美与社会之繁荣。

宋代对历史记录很重视,史籍流传后世者浩繁,大致可分为官修及私撰两大类。官修史籍,记本朝历史者,以各帝“实录”及“起居注”为主,今存者仅钱若水所撰《太宗实录》残本二十卷,刊入《四部丛刊》。司马光奉命作《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历时十九年始成(1065—1084)。《资治通鉴》以按年纪事体裁,叙述自周威烈王三家分晋开始,至五代后周为止,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历史(前403—959),首创编年史的体例。司马光于重要史事之后均附有自己的评论,论述他对于该史事的意见,对后世读史之影响颇深邃。因一切规划,均由司马光一人草创,故亦有视之为“私修”者。

私家修史之最著者为欧阳修之《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及《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原名《五代史记》),对后晋刘昫等所撰《旧唐书》及宋薛居正等所撰《旧五代史》有所改进。此外如马令、陆游分别撰有《南唐书》,未被列入“正史”。郑樵所撰《通志》,原名《通史》,凡二百卷,反对班固以来之断代为史,仿《史记》之体例。其最自负者为《通志》中的“二十略”,即分别对历代之“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典章文物贯通叙述之,类似今日之“专题史”。宋白续唐杜佑之《通典》,有《续通典》二百卷。此外如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刘恕之《通鉴外纪》、李焘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北宋历史)、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之《资治通鉴纲目》、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等,或修纂过去历史,或记载本朝史事,均很丰富。宋元之际的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成于宋亡之后四十余年,应不必列入宋代史籍之中。其他私人的所谓“野史”,种类繁多,不能备举。

宋代地理著述很丰富,最著名的是《太平寰宇记》,记载宋太宗时全国舆地风土人情(原有二百卷,今存一百九十八卷半)。州郡之有志书,在宋代极普遍,观《宋书》中《地理志》《河渠志》的记载相当详细可知。合数州郡而记载者,称“通志”,亦滥觞于宋代,如林世程之《重修闽中记》、王靖之《广东会要》(均佚)。其他的地方志流传至今者如《临安志》三种、《会稽志》两种、《四明志》四种,共计有九种。遗留后世的游记颇多,其中亦透露一些史事。

附带一提的是科学。两宋之科学亦进步,沈括曾穷十二年之力绘成《天下州县图》(1088),他所著的《梦溪笔谈》,讨论天文历算、地质地理、矿冶机械、农田水利、医药动植物,观察与实验并重。他的著作,甚受研究中国科学史者的重视。

宋代影响后世最深邃的是理学(道学),也即“新儒学”,它是吸收道家与佛家的若干精义,用以阐发传统儒家的思想,使之充实完备。新儒学特别深入地探讨了宇宙论及认识论,这些都是以往儒学所隐晦不显的理论,理学则对之穷研精阐,使之成为有系统的哲理,更进而归纳出若干道德的教条,以规范人生。简而言之,理学即以儒学为基础,援用道、佛哲理,融汇而成的一套新儒学。这一新理论体系的发展,可追溯到东汉魏晋南北朝,非一朝一夕之流变。

汉末以来,道家学说盛行,清谈之风尚弥漫,儒学不仅不是显学,已沦为与百家学说同等地位,即位备一家而已。北朝虽重儒者,只重“儒术”以利统治,无视于“儒学”,何况同时有能使人长生不老的道教与轮回修来世的佛教盛行不衰。南方谈玄说老,儒学之中,只有《易经》受重视。隋季“大儒”王通自拟为圣人,虽为后世所谴责,但当时“门人弟子相趋成市”,可见孔子“至圣先师”的地位并未确立。韩愈在唐中叶作《原道》,“攘斥佛老”。他主张“人其人,庐其居,火其书”,即用政治力量使僧、道还俗,废去寺观,焚烧佛、老经典。他的学生李翱虽提“复性”,也是受道家梁肃之影响而释中庸的性情,即被视为宋代理学之发轫。被视为宋代理学先驱的邵雍(谥号康节),曾受学于道家陈抟之三传弟子李之才,其图书先天象数之说,即道家学说与《易经》、纬书融汇而成。邵雍首先提出“穷理尽性”。所谓“理”,是万物所由而生之理,是“天地之理”;所谓“性”,亦是天之性。用理以观察事物,所以其思想被视为理学的萌芽。另一位理学先驱周敦颐(号濂溪先生),杂糅《易经》与道家学说而著《太极图说》,取《道德经》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云太极是“一”,阴阳是“二”,阴阳合是“三”。例如君是一、臣是二,能君君(即个别的“君”做到理想的“君”之谓)即是“合”。所以太极是“理”,阴阳是“气”。在关中讲学的张载(世称横渠先生),其学被称为“关学”。张载特别提到“气”,气充塞天地间,有聚有散,聚则成物(人亦物之一),散则复归于太虚,故气是永恒不灭者,所以他不相信灵魂之说,认为人死即气散。王安石在这方面也有阐发,认为太极是“无”,是“道”,是最早的存在,万物均由之而生。这些哲理,大致渊源于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不过换了名词,“无”称“理”或“道”,“有”称“气”或“象”而已。所以可以说道家是理学的“源头”。

周敦颐的学生程颢(世称明道先生)、程颐(世称伊川先生)兄弟为理学建立了较完整的体系。二程均洛阳人,二人之学,史称洛学。程颢是兄,年五十三而卒。程颢强调“仁”,仁是天地之“大德”,人而能“仁”,即能与天地一体,我之心与圣人之心均相同,所以欲传圣人之道,扩充己心到“仁”的境界即可。程颢的思想可称为绝对的唯心论,接近佛家的禅宗。南宋陆九渊(号象山)承受此说,认为“心即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明王守仁(号阳明)继起,成为陆王学派。程颐享年七十五岁,其学说发挥较完备。他认为一物皆有一理,物不能离理而生,朱熹承受此说,发挥而成较有系统之哲理,世称程朱学派,为后世理学之主流。北宋理学诸子试图融汇佛、道的玄理,使儒学能与佛、道幽邃玄奥的哲理抗衡,更进而排斥佛、道。但他们的设想并未成功,因为他们的很多得意高足后来俱转而虔信佛学了。

南宋朱熹秉承程颐的余绪,对其理论加以充实与阐发,而成为集理学之大成的人物。他认为“理”是永恒超时空的,亦即“道”。“气”是构成宇宙一切事物的条件(材料),先有如是之理,与“气”浑化而后成“器”(物),理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来源,故理在气之先,理与气是分离的。每一事物均有其理存在,因此每知道一事物之理,即足以增加对理之了解,即“格物致知”是也。一事物之理,即该事物标准的理想形态,是谓“极”(端),总合天地一切事物之“极”,称为“太极”。将这种说法应用到人身上,人的“极”,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五常”是人之本“性”,所以人必须“知性尽心”。此外,“三纲”是天理的展开。“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是天理,与春、夏、秋、冬四季关系之理相同。凡人均要遵循仁、义、礼、智、信“五常”(极)。如此等等,朱熹为世人建立了严密的道德体系。

朱熹的另一重大影响是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后两书本《礼记》中的两篇),并加以注释,成《四书集注》。《四书集注》被后世解释儒学者奉为圭臬。程朱学派便成为今后中国思想的主流。由程颢、陆九渊到王阳明一脉相传的学术,因为是唯心之说,很玄奥,明中叶以后传习者很多,对明代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宋两代六百六十二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奠定了基本形态,其间固多渊源于自春秋以来的文化传统,但在实质上及范畴上均较之以往充实而广泛。今日我们自诩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系指唐、宋文化。


宋代的经济社会第五编 中华文化之发展 元明清之长期统一(1279—1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