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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赋税与货币
宋代赋税，主要有五种：一、“公田之赋”，即国有田地交人民耕种而收其赋。二、“民田之赋”，即百姓私田的租赋。三、“城郭之赋”，即宅税、地税之类。四、“丁口之赋”，即成年人口税。五、“杂变之赋”，即牛革、蚕、盐等类物品的税课。租赋所征的物品，又分四大类，即谷、帛、金铁、物产，各按规定缴纳。至于缴纳的期限，则仍沿唐代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此外，又有所谓“折变”和“支移”的办法。百姓所输的物品，本有一定，如政府不需用，得临时命令，改输与原输物品价值相等的其他物品，谓之“折变”。百姓输纳租税，本有定所，如所输的地方，不需其所输之物，亦可命令百姓转输他地，并以户等的高下，定道里的远近，谓之“支移”；不愿支移者，须另交运费。这两种办法，极为扰民。
赋税之外，又有“差役”，也是宋代出名的秕政。差役是征调百姓，为地方政府服役，并分乡户为若干等，以定其服役的重轻。差役的名目，甚为繁多，诸如公物的供给运输，赋税的督课追偿，盗贼的逐捕，公家的给使等，莫不由乡户负担，人民不胜其苦。王安石变法，创免役法以革其弊。司马光执政，又复差役，即旧党中人也有对此举表示不满的。其后，役法屡有变更。孝宗乾道五年（1169），处州松阳县（今浙江松阳县）首倡“义役”，即由民户轮流充役，未充役的民户，须各出田谷以助役户。此法实行后，人民称便，因而推行日广。这种办法，后来经政府正式承认，凡不愿义役者，始行差役。但义役之法，是否一直维持到南宋末年，则不得而知。
宋时对若干产物也实行专卖制，以盐、茶、酒、香、矾为主，其余有曲、醋等。这些物产的专卖，为政府赚得庞大的利润，尤以盐、茶、酒获利最丰。
盐分两种，末盐及颗盐（又称解盐）。前者指海盐以及四川等地所产的井盐，系以盐水煮制而成；后者指今山西省解州及运城两盐池所产的盐，系以盐水经日晒而成。政府于末盐产地，设置盐场，并征百姓为亭户，户有盐丁，专司煮盐鬻盐事宜；每年由政府课税，严禁百姓私自煮鬻。颗盐则由政府于产地征民户为“畦夫”，从事制盐，予以廪给，并免其一家的赋役；所得之利，概归公库。全国盐务，由盐铁司主之，其下有京师榷货务，以掌首都盐政。每路盐政，则由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主之。解盐产地，另设提举制置解盐司，直属三司，专主解盐事。茶的专卖办法，是在产茶区的要会之地，设场置吏，总名曰“山场”；人民之以采茶为业者，均隶属于山场，从事制茶工作，谓之“园户”。制成的茶，可以一部充租赋，其余由政府收买，然后再以高价出卖。酒则于各州城内，设厂酿酒出卖；县镇或乡村，则许民自酿，而定其岁课。矾由政府指定制矾者为“镬户”，一切制成品皆入官市，禁止私售。香即香料，又称“香药”，在指定地区中（如泉州等地），由政府专卖。
此外又有商税，诸州县皆置官征收，凡过路商货，谓之“过税”，每千钱课二十，如于当地出售，谓之“住税”，每千钱课三十。至于国际贸易，宋初曾置“市舶司”于广州，其后又于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市）、泉州（今福建晋江市）等地置司，专司与大食及今南洋地区国家的贸易。两宋国计，依恃市舶者甚多。宋末，阿拉伯人蒲寿庚掌市舶司达三十年，于端宗景炎元年（1276）在泉州降元，宋室的军资船舶因之大感缺乏，遂不能立足于闽土。北宋时代，曾于邻近辽夏地区，设置榷场，以便互市。南宋也曾于盱眙等地，与金互市。此外又有矿税，凡金、银、铜、铁、铅、锡等矿，均由政府设置“监冶场务”，监督开采，并加以征课。以上所说，只是最重要的几种赋税，其他苛杂，尚不在内。比较起来，北宋的赋敛，较南宋为轻。南宋时，国土减削一半，但时赋收入，较之北宋时岁入的最高额，犹有超出，可以想见其赋税之重。
北宋钱币 宋钱以年号为主，每种年号钱有多种形式，按字体有楷、隶、草、篆；按钱文有元宝、通宝和重宝，是中国历代货币中品种最多、版别最繁复的钱币。
宋代货币，可分两大类：一、硬币，有铜钱、铁钱、夹锡钱及金银等。二、纸币，有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硬币以铜钱为主，南宋时，铜钱数目渐少，交子、会子、关子乃继之通行。
交子，北宋时期四川印刷的纸币。
五代时，多承用唐钱，又以铁钱与铜钱相辅而行。宋初，仍以铜、铁钱为主。太祖初铸钱，文曰“宋元通宝”，重量以唐开元钱为准。太宗时，更铸“太平通宝”、“淳化元宝”等钱。仁宗时，曾铸当十的铜、铁钱，以助军费，而盗铸者甚多。神宗时，改为当二，盗铸始息，是为“折二”及“铁折二”。其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徽宗时，蔡京主政，铸“当五铜钱”、“折十铜钱”及“夹锡钱”。夹锡钱以铜夹锡合铸而成，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百姓多不愿用，因而严令通行。宋室南渡，颇少铸钱，仅宁宗曾铸“当五”钱。金银亦可通用，有时政府征收岁赋，若干地区限令缴银。
真宗时，四川始用纸币，名曰“交子”。当时张咏镇蜀，以蜀人嫌铁钱笨重，不便贸易，因而召集富民十六户，发行纸币，是为交子。一交值一缗，以三年为一期而兑换之。其后富民乏赀，不能兑现，转运使薛由、张若谷乃建议中央，于益州置“交子务”，主管其事。仁宗从其议，规定每期发行交子，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其后陕西等地，也渐通行交子，但因钱少，无法兑现，以致交子的价格大跌。徽宗时，又发新钞，名曰“钱引”，流通甚广。高宗末年，政府又发行“会子”。会子又称官会，兑换期仍为三年，其票额有一贯（千文）、二贯、三贯三等，后又增发二百文、三百文及五百文者。其发行额，孝宗时不过一千万贯，理宗时竟增至三亿二千九百万贯，可见发行之滥。关子是“见钱关子”的简称。最初是沿边榷场与京师间的汇票，后来也作纸币之用。北宋末期，陕西一路发行关子四百万贯。其后又发行金银关子、铜钱关子，但因滥发，不能十足兑现，价格亦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