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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学与理学
唐中叶以后，研究经学的风气大变，学者多抛弃传统的注疏，而自以新说解经。这种疑古的风气，到宋代仍然盛行。王安石训释《诗》、《书》、《周礼》，号称“新义”，可知其解释与传统的注疏不同。此外如欧阳修、苏轼等，对古代某些经典的部分内容，抱怀疑态度，自然也都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这种风气的持续，所以如此之长，主要由于唐宋时代的政府和社会，崇尚文学，明经并非士人的惟一出路，加以当时思想比较自由，学者不愿死守传统的经注，而思自创新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佛学深入中国的学术思想界，而使之发生变化。这种风气，最初是怀疑古经，渐而形成一种新学派，即所谓“理学”或“道学”。理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儒学，理学家的最初目的，本在中兴儒学，抵制佛道。但他们所讨论的若干问题，如心性和宇宙问题，都是先儒所不常谈的，因而无形中蹈袭了佛道的理论和方法，尤以佛家的禅宗理论，对理学的影响最大。
宋代理学的初兴，约在真宗与仁宗之际。初期的理学家，以周敦颐、邵雍、张载为最著。周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从他起，宋儒才开始谈宇宙问题，就宇宙的本体，而推到人生的正道。他以《易》、《中庸》二书为骨干，杂以佛老，建立其本体论。他的《太极图说》，可称为代表作。此外，邵的《皇极经世》、张的《正蒙》，都是这方面的名著。周邵之学，渊源于五代末年的道士陈搏；张载少时，对佛老曾用过功夫；他们的著作，无疑已注入不少佛道的精义。周于讨论宇宙问题之外，更阐发心性义理的奥秘。他所谓的“人极”亦即做人的最高理想，是仁义中正。修养的方法，在静与思，静始能无欲，思始能通微。通微可以渐达于无思，无思始合于诚，合于诚者便是圣人。张载在这方面，也有甚多的发挥。他认为圣人视万物为一体，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亦即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以此推之，人体即宇宙之体，人性即宇宙之性。吾人应以宇宙为父母，众人作兄弟，万物为同类。自亲亲之道，扩充至大公无我，泛爱一切，始为对宇宙万物应有的态度。周，道州（今湖南道县）人，学者称濂溪先生。邵，洛阳人，学者称康节先生。张，郿县（今陕西眉县）人，学者称横渠先生。
继起的理学家，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二程洛阳人，少时曾受学于周敦颐，博览诸家，出入释老者，将近十年，然后研习六经，发为学说。他们都不喜探讨宇宙问题，而着重于内心的直证。因为人对宇宙的了解有限，由宇宙论转到人生论更觉牵强，不如直接从人生的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理论，这是二程在理学上的最大贡献。他们以“持敬”、“致知”两点为学说的主旨，主张存养在诚敬，致知在格物。他们都在人的实际生活上和内心的经验上，以教人在修养上选择自己的方向，而求身心与道一致。宋代理学，到他们才开始确立系统。二程的学说，大同之中，也有小异。例如程颢主张“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以为学者须先认识“仁”的原理，然后以诚敬保持之，自可到达“仁”，亦即天地万物合一的境界。这种理论，实开南宋陆象山心学的端绪。程颐则主张“涵养须用静，进德在致知”，比较注重格物穷理，可以说是南宋朱熹一派学说的先驱。二程均有语录，程颐并有《易传》一书，为毕生精心之作。学者称程颢为明道先生，颐为伊川先生。
朱熹，佚名绘。
到南宋光宁时代，理学趋于极盛，最著名的理学家为朱熹。他是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学者称晦庵先生。少时从大儒李侗问学，侗学则渊源于程颐。熹平生著述极富，包罗至广，为学侧重致知，认为求学必先穷理，穷理至于其极，则可豁然贯通。他所谓的穷理，乃是“推究天下万事万物的究竟”，亦即《大学》所谓“致知在格物”，程颐“进德在致知”之意。他又以为天下的物理精蕴，已具于圣贤之书，因此教人以信古人、读古书为格物穷理的入手方法。古书又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最重要，定为“四子书”，他的退五经而进四书，实是当时学术界的空前创举。
与朱熹同时而学说立异的，有陆九渊。九渊金溪（今江西金溪县）人，学者称象山先生。他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教人要先发明其本身，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他的修养方法，以为人性至善，首应明白本心，然后加以发挥，即可到达至善的仁的境界。至于穷理工夫，并不必要。他曾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见《宋史》卷四三四《陆九渊传》］与朱子读书穷理的见解，大异其趣。朱学博大精微，而教人的方法，则极平易浅近，因此能集宋代理学的大成，为众流所归，历元至明初，学者不能出其范畴。直到明代中叶的王守仁出，陆九渊的思想，才发扬光大。
南宋理学，又有“道统”之说，所谓道统，亦即是“道”的一脉相传，犹之政治上的所谓正统。朱熹定《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四子书，特为作集注与章句，认为以下直接周、张、二程。他的道统说，虽是继韩愈《原道》一文的主旨而扩延之，但从他起，道统说才正式确立。
理学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可归纳为下列几点：一、宋儒因专讲修养，砥砺名节，至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这个说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不特男子重视节操，女子夫死而守节不嫁者，也自此而盛。二、宋儒对个人修养，主躬行实践，但把道与事分开，除个人修养外，对世事并不注意，对政治社会，更无远大的计划和理想，正如韩愈所说的“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末代理学家之居官者，莫不洁身自好，操守出众，但大都反对政治的革新，主张保持现状；对外虽亦有浓厚的民族意识，但反对战争，仅求苟安。因此节操虽励，无益于政治的进步，夷夏之辨虽严，而不能报仇雪恨，恢复故土。三、理学者重思考，不受古代经典文字的拘束，此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前人盲目尊古的弊病，对后人也有所启发。四、书院因理学而发达，直至元明，愈演愈盛，为教育史上的大事。五、金人因受宋儒的感染，也崇尚理学。
宋代学术，除以理学为正宗外，尚有主张“经世致用”的学派，以薛季宣、吕祖谦、陈亮、陈傅良、叶适为领袖。因为他们都是浙东人，故称“浙东学派”。他们反对理学家的高谈心性，认为不切实用，而以经纶当世之务相号召。此派对朝廷的偏安一隅，士大夫的晏安苟且，深为不满。叶适、陈亮，尤主恢复金瓯，以雪国耻。他们的议论虽较为笃实，但在学术思想上的影响，远不及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