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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商业与交通
唐代手工业已甚发达,主要的产品,则有苎布、纸及丝织品等。宋代手工业更有进步,且有分工专门的趋向,制造技术,也因之益加精巧。宋代的手工业品,最普遍的为衣料,其种类则异常繁多。如丝织品,即有绫、罗、 、纱、 等类,每类又分若干细目。其他如纸张、瓷器、漆器,都是当时著名的产品,与丝织品同为重要的出口货,甚受外国的欢迎。元自太祖起,即奖励工艺,每于战争中俘获工匠,必予以优待。世祖仍然重视工艺,因此当时工部的组织庞大,设官特多,也可想见当时手工艺的兴盛。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世祖时来中国,仕于元廷,累官至枢密副使。他在中国居留达十七年,始返意大利。返国后,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盛道中国的富庶。据游记中说,当时中国手工业的发达以及产品的精良,都远过欧洲。这部书不久轰动全欧,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兴趣,他们争来东方,以达成其通商、传教和其他种种目的。
由于手工业的兴盛,商业也随之发达。唐末藩镇及五代割据诸国,均重征商税,以自赡给,因此商业遭受严重的摧残。宋太祖开国之初,即厘定税则,积极整顿,商业的发展,才步入正轨。其后商业日益发达,社会风气也日趋奢侈。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都是当时大商业都市,其繁华绮靡,为史书所盛称。南宋时,同业商人已有“团”、“行”的组织,类似现代的同业公会,用以保障其自身的利益,抗拒外来的侵犯,这是商业发达后的必然现象。元代的国际贸易,其盛况更超越宋代。
北宋时,西夏崛起,中国与西域的交通为其断隔,双方的贸易也因而停顿,但南方海港的贸易,仍不逊于唐代。南渡后,海上贸易益繁,泉州(今福建晋江市)、秀州(今浙江嘉兴市)、温州(今浙江温州市),均为当时著名的通商口岸。及至蒙古大帝国兴起,地兼欧亚两洲,其间若干小国,都被消灭,因此中西交通,较前便利得多。而蒙古人又为了军事的和政治的原因,异常重视交通的设施,诸如建筑官道、设置驿站以及增修交通线上的守备等,更加增进交通的畅达。因此西域人及欧洲人由陆路或海路来华的,络绎不绝。元世祖时,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县南)、杭州、广州、温州等地,均设有市舶司,而以泉州的商业为最盛。当时的出口货物,仍以绸缎、瓷器、漆器等为大宗,入口货则有香料、珍珠、宝石、毛毡及波斯绘画等。
元代交通的发达,与驿站制度的完善有关。元代驿站,创于太宗窝阔台时,蒙语称为“站赤”。其法于道路沿线设站,每站设置驿马,以供政府运输。其时察合台、钦察诸汗国,也于境内设驿站,相互衔接,交通称便。世祖灭宋后,更通盘筹划,制度益臻完备。除原有的驿站外,更设一种“急递铺”,专司递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急速文书。又创海上运输的办法,自江南运粮,以给京师,每年运粮达三百余万石。国际交通,约有三线。海道自泉州出口,远航爪哇、马来、印度、锡兰、波斯及君斯坦丁等地。陆路有二道:一自敦煌经哈密及天山北路的察合台汗国境,然后贯穿钦察汗国,西至克里米亚(Crimea)半岛诸港;一自敦煌经天山南路,越葱岭,然后至波斯诸城。这三条路,维持着东亚与西亚乃至欧洲间的交通,其盛况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