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民营工业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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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在抗战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矿企业,经济极不发达。据统计,1937—1944年先后向政府登记设立的民营工矿企业,总数达4657家,后方的军需民用主要靠这些民营工矿企业。但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一响,这些对抗战有功的民族资本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由于胜利的突然到来,物价出现反常状态,从狂涨到暴跌,整个后方市场发生极大震动,直到9月底才稍稍稳住。在这一个多月里,重庆的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0%—50%,多则跌价70%—80%。例如棉纱、生丝、绸缎、布匹、百货、纸张、药材等,跌幅均在50%—60%以上,油糖类跌幅在40%—50%之间,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粮食类跌幅也在30%以上。不仅一般商品暴跌,连黄金、美钞的价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重庆的金价跌了70%,美钞价也跌了60%。物价狂跌,对民族工矿企业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货价暴跌,商品滞销,货币不能回笼,不但无法继续生产,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资金大量东流,市场银根奇缺,债务催逼,周转失灵,战时生产局又停止加工订货,工矿企业以致陷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停产倒闭。据统计,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390家会员厂仅存100家,开工者只20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工厂470余家,停工者达2/3;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1200家工厂,停工歇业者达80%。当时重庆有1405家工厂,停工倒闭者竟达千余家;成都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7月,工厂停闭了2/3;昆明停闭的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60%;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有大小工矿企业1500家,到1945年11月初,停闭的已达60%以上;西安工厂也大量

停闭。国营厂矿也减产停工。据经济部所编后方工业生产指数,1945年第四季度较第二季度下降20.9%,其中机器类下降56%,钢铁类下降45.1%,水泥下降44.7%,酸碱类下降41.1%,日用品类下降18.6%,燃料类下降14.9%。1946年起经济部就停止编制后方工业生产指数了。后方各地厂矿纷纷倒闭的结果是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6万人,昆明约5万人,贵阳约4万人,成都约3万人。

在工矿企业一片停闭声中,民族资本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后方工业界曾为此发表《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又半,吾人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①后方工业是抗战中适应战时环境创建起来的,它的总产值虽只有战前全国工业的11%强,但在开辟内地工业基地和改变工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当时后方交通已开辟,市场已初步形成,且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发挥其优势,必有可为,但国民党中枢无意于此。1945年8月下旬,内迁工厂代表130余人群集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据称院长宋子文答曰:“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②对此,请愿者满腹抱怨,后又求见蒋介石,蒋担心事情闹大,勉强答应贷款38亿元。38亿元贷款分给300个厂家,每厂所得无几。等到各厂贷款到手时,法币币值又江河日下,各厂还得变卖资产,以了债务。


第四节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的困境沿海城市工业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