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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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发展经济

隋文帝在发展经济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是继续推行魏、周以来的均田制。除授予贵族官僚大量土地外，农民一夫一妇规定授田一百四十亩。开皇十二年（592），隋文帝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推行均田法，宽乡农民可以得到足数的土地，狭乡每丁才得二十亩，老幼所得更少。但无地少地的农民终究得到了一些土地。隋文帝又把北周岁役一月的十二番法，减为岁役二十日。又改定服役年限，由北周规定的十八岁至五十九岁，改为二十一岁至五十岁。裁减了服役年限，并缩短了每年的役期。隋文帝还加意农田水利的兴修。①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针对北齐以来，“豪党兼并，户口租调，十亡六七”②的情况，隋文帝进行了户籍整理，以扩大租调收入。他首先制定了保闾制度，畿内以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正。畿外保上为里，设里正；里上为党，设党长。由保长、闾正、族正、里正、党长等办理均田、征税与户籍。开皇五年（585），“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③。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户口检查。在检查中，奖励人民互相举发，凡亲属自“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④。这次检查的结果，得到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为了进一步防止户口隐漏，高颎又建“输（租赋）籍（户籍）之法”，由朝廷制作“输籍定样”，下令各州县依样确定户等上下，减轻税额。“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自此“奸无所容”⑤。这样就使隋廷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户口也迅速地增加起来。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以长安城“凋残日久”，在城东南龙首山创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名叫大兴城。城内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因系国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①，成为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隋文帝鉴于前此币制的混乱，铸造标准的五铢钱，禁用古钱和杂钱。五铢钱“所在流布，百姓便之”②，使货币得到统一。开皇时，又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采冀州刺史赵煛所定的“铜斗铁尺”③，颁行全国，度量衡也统一起来了。至于“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④，这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由于隋初以来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社会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隋书》称：“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⑤这虽不免有溢美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谓“开皇之治”的实际情况。

①参见胡如雷：《隋文帝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②③④《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①《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②《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③《隋书》卷四六《赵煚传》。

④《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隋书》卷二《高祖纪论》。

丁编传记

第一章隋文帝

第一节谋取北周政权

隋文帝（541—604）姓杨，名坚，弘农郡华阴县（今属陕西）人。父亲杨忠是帮助宇文泰开创北周基业的功臣，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母亲吕苦桃，西魏大统七年（541）六月十三日生坚于冯翊般若寺。及长，“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①。凭借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才能，由成纪县公、大兴郡公而继承了随国公的爵位。建德五年（576），杨坚为右三军总管，从北周武帝伐齐，破邺城，进位柱国。又与宇文宪击灭了北齐最后的反抗势力任城王高湝，以功除定州总管。

宣政元年（578），北周宣帝继位，立杨坚的长女丽华为皇后。以坚为上柱国，大司马，不久又迁升为大前疑。宣帝每次出巡，常命外戚杨坚留守京城，因此位望日隆。

北周宣帝是一个荒淫无耻的暴君。他恣情声乐，“多聚美女，以实后宫”。

立了五个皇后。颁布《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外自群臣，内至宫女，被杖打、诛杀的人很多，以致“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①。这种情况对杨坚夺取政权自然极为有利。

本来鲜卑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汉族士人的力量。杨坚系出弘农杨氏，是士族中的高门，拥有宗兵（杨氏私兵）多至三千人。他在政治上是有一番打算的，曾经对密友郭荣说过“吾仰观天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②的话。他做定州总管的时候，庞晃就曾向他建议：“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③杨坚觉得这样的时机虽然还没有到，但所结纳的人自然是越来越多，形成一个有力的政治集团。刘昉、郑译、高颎、李德林等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大象二年（580），周宣帝死了，八岁的儿子宇文阐做了皇帝。于是以杨坚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便乘机进行夺取政权的活动。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等的策划下，矫诏引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同时，以赵王宇文招将嫁女于突厥为名，把北周在外的藩王都征召到京城来，防止他们反抗。这样，杨坚便以左大丞相迅速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

但这时反对杨坚集团的地方势力，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为首，立即发动了武装对抗。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响应。尉迟迥以北周重臣，据形胜之地，众至数十万。“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①，声势至为浩大。杨坚派韦孝宽率重兵进攻相州，并以王谊、梁睿分别进击郧、益两地。这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久已厌乱的人民群众都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尉迟迥“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

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①《周书》卷七《宣帝纪》。②《隋书》卷五○《郭荣传》。③《隋书》卷五○《庞晃传》。①《周书》卷二一《尉迟迥传》。

下者，非有匡合之才”，而“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②，这就可以看出当时人心的向背。加以在军事上的措置得宜，三处的反抗武装，很快就被击破。尉迟迥兵败自杀，司马消难南逃于陈朝，王谦也被杀死。杨坚的这一胜利，稳定了内部的统治秩序。接着便以谋反的罪名，先后杀掉了北周宗室毕王宇文贤、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等、清除了鲜卑族中的反对力量。同时又拉拢元谐、元胄、宇文忻等部分鲜卑贵族。这样就使杨坚集团改朝换代的计划，不再受到任何阻碍。大定元年（581）二月，由随国公晋封随王，“位在诸侯王上”的杨坚，经过一番“禅让”之后，便正式做了皇帝，国号隋③，改元开皇，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他为隋文帝。从此，隋文帝便以汉人天子取代了长期统治北中国的胡人政权。

②《隋书》卷六六《柳庄传》。③隋文帝建国后，恶随字带辶，辶训为走，故去辶为隋。其建国以前所称随公、随王，仍应作随。说见殿本《隋书目录考证》。

第二节改革政治制度

隋文帝在开始掌握北周政权的时候，就一反周宣帝所为，“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①。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②。在这样励精图治的情况下，为了整顿制度，开创规模，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以巩固和发展新建立的隋政权。

首先改革行政制度，以加强朝廷的权力。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废除了北周时代从《周官》抄袭来的那一套古老的制度，命苏威等综合汉魏以来历朝的官制，制定新的制度。在朝廷分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光禄、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十一寺，左右卫、左右领军等十二府。朝廷的五省中，秘书省职掌较闲，内侍省全是宦官，并不重要。政权所寄，全在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尚书省事无不总，是一个执行各种政令的机构。置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统领吏、礼、兵、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六部。六部各设尚书一人，分统三十六侍郎，执行部务。门下省置纳言二人。内史省置内史令二人。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三省六部制度便从此确立起来了。

在地方，隋初沿袭前代的州、郡、县三级制。但当时南北各地均置侨州、郡、县，“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因而造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③的情形。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杨尚希等的建议，废除郡级机构，并省州县，裁减冗官。不仅节省了国家开支，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对于地方各级官吏，统由尚韦省的吏部负责选任，所谓“大小之官，悉由吏部”①。这样就使“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②，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在整顿吏治方面，隋文帝“妙简良能，出为牧宰”。擢“仁明著称”的广汉太守柳俭为蓬州刺史③，以“奉国尽心”的驾部侍郎辛公义为岷州刺史，擢“治术尤异”的临颍令刘旷为莒州刺史④，“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任“达于从政”的房恭懿为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文帝还经常遣使考察地方官吏，褒奖良能，惩处贪污。治书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贪污不称职的长吏二百余人。库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对官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检举了一千多人，隋文帝都把他们发配到岭南去了。文帝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下令“诸州县佐史（《高祖纪》作“吏”）三年一代，继任者不得重居之”⑤。这些措施对澄清吏治，减轻人民痛苦，起了一定的作用。

①《隋书》卷一《高祖纪》上。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③《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①《隋书》卷七五《刘炫传》。②《通典》卷十八《选举》六“杂议论”下。③《隋书》卷七三《柳俭传》。④《隋书》卷二《高祖纪》下。⑤《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开皇初年，隋文帝力矫北周末年“用法深重”、“诛杀无度”的弊政，命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修订刑律。裴政为主要修订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讨论折衷，制定新律。废除了前代的枭首、轘裂及鞭刑，还废除了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杖桄等讯囚酷法。民有枉屈，县若不理，可以逐级上诉至朝廷，凡属死罪，都应上报朝廷，“三奏而后决”，以昭慎重。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刑部的奏报，认为犯罪人数还很多，乃因刑律太严。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多条，从此“刑网简要，疏而不失”①。当然，隋律的职能仍旧是镇压劳动人民，而且相当残酷；但它终究废除了前代许多“苛惨之法”，而且标榜“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立法原则②，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魏、周以来的府兵制度，隋文帝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因为“府兵制初建立时，在主观上是要以军民分治的形式维持种族矛盾，以部曲制度的形式维持部落组织”③，所以起初兵士都是鲜卑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④。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制度也就逐渐发生变化。北周武帝时，“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⑤。开始打破了兵制上的民族界限，但仍然“兵农各籍”⑥。开皇十年，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⑦于是府兵“始一寓之于农”⑧。这不仅使府兵制的民族意义完全消失，并使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对选举制度也作了重大改革。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开皇中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①。这里的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就是唐代制科的由来。还有词科也在这时出现了。如韦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②。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以此推算，他十八岁时，正当开皇十六年。由此可见，明经、秀才、进士诸科都在开皇时设立了。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①②《隋书》卷二五《刑法志》。③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87页。④《北史》卷六○《李弼等传论》。⑤《隋书》卷二四《食货志》。⑥叶适：《习学记言》卷三九《唐书表志》条。⑦《隋书》卷二《高祖纪》下。⑧《新唐书》卷五○《兵志》。①《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②韩国磐：《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隋唐五代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第三节处置民族关系

隋文帝建国之初，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谷浑等每每劫掠边疆，严重地威胁着隋朝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统一，隋文帝采取了武装防御的措施，以求得边疆的安定。

突厥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末年。到木干可汗时，势力极盛，“西破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③，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北周与北齐对峙时，争与突厥结姻好，输财物以求援。北周末年，曾以赵王宇文招女千金公主嫁与沙钵略可汗。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时，沙钵略可汗与营州刺史高宝宁合谋，进拢边地，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千金公主又极力劝说沙钵略替她娘家北周报仇，于是突厥大举进攻。武威、天水、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等地遭到严重的抄掠杀伤，弄得“六畜咸尽”①。

面对突厥的侵犯，隋文帝坚决进行了还击。他派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绩、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行军元帅，分道迎击突厥，打败了沙钵略的进攻。于是隋文帝一面加强防御工事，兴筑长城和沿边的城堡，一面采取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②的建议，利用突厥首领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等人之间的矛盾，进行离间，使他们互相攻击。结果，阿波可汗投归建牙葱岭以西千泉（怛罗斯河畔）地方的达头可汗。此后达头可汗也正式从沙钵略大可汗的统属之下分裂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势力，于是突厥便分为东西两部分。沙钵略在西突厥和契丹东西两面威胁之下，便在开皇四年上表称臣，愿意“永为藩附”③。从此保持了边境的和平。吐谷浑，本为羌族，据有今青海和新疆南部。其首领则为鲜卑人，魏、周之际始称可汗，都于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隋文帝初立时，吐谷浑统治者吕夸也乘机进扰，致使隋文帝一度废弃弘州，给隋朝很大的威胁。文帝命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出击，吕夸战败逃走。但不久又来寇边。开皇三年，汶州总管梁远又大败吐谷浑。到隋统一南北后，势力强盛，吕夸才不敢再来骚扰。开皇十一年，吕夸死，子世伏立，隋把光化公主嫁给他。世伏为部下所杀，弟伏允立，仍以光化公主为妻，“自是朝贡岁至”①，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地处东北的契丹、靺鞨等族，或款塞归附，或遣使贡献，隋文帝

对他们都作了妥善的处置。

隋文帝对周边各族，采取了军事上的防御和政治上的招抚政策，有效地处理了民族矛盾，使各族人民赢得了一个“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②的生活和生产的安定环境，为隋代统一南北，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③《北史》卷九九《突厥传》。①《隋书》卷八四《突厥传》。②《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③《隋书》卷八五《突厥传》。①《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②《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曰》。

第四节平定南方

由于内迁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晋室南移，北方各族统治者互争雄长，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北方经济发展和民族组合的进程。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由于北方人民不断南迁，人口增加，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南方经济也得到了发展。这就使得南北分裂，不但失去了民族斗争的意义，而且徒然给南北人民造成战争威胁，并且阻碍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实现统一便成为当时南北人民一致的要求。

隋文帝取代北周以后，便有并吞江南之志，任用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州（今安徽合肥），以伺察陈国的动静。又用杨素为信州总管，在永安（今四川奉节）大造战舰，以备水战之用。当时群臣竞献平陈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书：“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今江苏六合）、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今湖北巴东）、襄、荆、基（今湖北钟祥）、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①隋文帝看了非常高兴，从此确立了平陈的方略。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因萧琮入朝，遂灭后梁。梁宗室萧岩、萧奔陈。晋州刺史皇甫绩进言陈有三可灭：“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②于是隋文帝便以陈国纳萧岩为借口，发动对陈国的战争。

开皇八年三月下诏伐陈，并且宣布了陈后主的二十条罪状。十月，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于是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都受杨广节制。隋文帝亲自到定城（今河南潢川）誓师，以要必胜。

正当隋军分道进发的时候，消息传到陈朝，施文庆、沈客卿用事，“并抑而不言，故无备御”③。及闻隋军临江，陈后主还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①孔范也说隋军决无渡江之理。这个腐朽的统治集团，在末日已经降临的顷刻之暇，还“奏伎纵酒，作诗不辍”②。

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自广陵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韩擒虎自横江渡采石，进拔姑孰（今安徽当涂）。贺、韩两军东西夹攻建康。陈将萧摩诃被俘，任忠出降。隋军直入朱雀门，城内文武百官纷纷逃散，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躲到景阳宫内枯井中，为隋军所获。

①《隋书》卷六○《崔仲方传》。②《隋书》卷三八《皇甫绩传》。③《陈书》卷六《后主纪》。①②《南史》卷十《陈后主纪》。

杨素与刘仁恩率水军下三峡，大破陈将吕忠肃，乘胜至汉口，与杨俊相会。时建康已破，杨广使陈后主以手书招降上江诸将及岭南女首领洗氏，于是南方全部平定。

隋文帝的这一巨大胜利，使西晋末年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不久，又镇压了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等豪强地主的叛乱，并下令销毁“人间甲仗”，对于江南诸州私造的大船，也“悉括入官”③，进一步巩固了全国的统一。

③《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第五节发展经济

①参见胡如雷：《隋文帝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②③④《隋书》卷二四《食货志》。⑤《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①《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②《隋书》卷一《高祖纪》上。③《隋书》卷四六《赵煚传》。④《隋书》卷二四《食货志》。⑤《隋书》卷二《高祖纪论》。

第四节平定南方第六节隋文帝与独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