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方的九个割据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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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和南唐的更替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圩田的出现　9世纪末，江淮之间先后有高骈部将的厮杀，秦彦、毕师铎和杨行密等人的相互争战，一连六七年都处在战乱的灾祸当中。战争迫使这里的人民纷纷向外地逃亡，致使属于这一地区的“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3]。后来杨行密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吴国，为使这种残破荒凉局面能得到改善，他不得不把战争停止下来，和相邻的割据势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并且采取一些措施，招回流亡的人民，把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起来。

937年，李异灭吴，建立了南唐。南唐的统治者，把地盘扩大到江东、江西、湖北以及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地区。他们仍然继承吴的“与民休息”的政策，鼓励农民多多垦种，栽桑养蚕。有时还提高农产品和丝织品的价格，借以刺激生产。农民得到了能够从事生产的最低条件之后，不到十年的工夫，就使这一地区的大部分荒地重新垦辟出来，凡可以种桑的地方也很少再继续闲废了。而且，在大江南岸水渠较多之地，农民们还创造了一种圩（围）田。江东水乡河身较高，田在水下，这里的农民便在河渠两岸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每一圩方圆几十里，像大城一样。沿堤有许多闸门（斗门），旱则开闸引水入圩，以收灌溉之利；涝则关闭闸门，以避泛滥之灾。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抗拒自然灾祸的能力，使农产物的收成能得到较多的保证。

吴越农业的发展　浙江流域以至太湖周围的13州之地，是在吴越控制之下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时，钱镠在杭州一带组织了地主武装，对起义军进行镇压，到后来，他便凭借这支力量，在上述地区建立了一个割据王国，叫做吴越。钱镠和他的继承人都没有过分地加重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也没有发动频繁的战争，因此，在吴越统治的八十多年中，这一地区的经济得以平稳发展。

从浙水两岸到太湖周围，河渠、港汊、湖泊很多，农民尽量地利用了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一地区的河流大都修造了堤堰和闸门，可以用人工控制水流，使其蓄泄有时。在遭逢水旱灾害时，就可以得到适当的调剂。

吴越地区的农民也同样修造了很多圩田。吴越的统治者还分拨一部分军队去屯驻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和苏州等地，称为“营田都”，把政府在这些地区所控制的水田一律修造了圩岸，从事耕种。

在钱塘江的入海处，两岸的田地经常遭受海潮的冲击，淹没在咸潮中。那一带的农民，早在五六世纪时就已修筑了“防海大塘”，但总是随修随坏，不能持久。到吴越统治时期，他们创造了一种“石囤木桩法”：编竹为笼，把石头装在笼内，积叠为堤，再于其外打大木桩加以维护，是即“捍海塘”。

在西湖和太湖，吴越统治者都设有“撩湖军”，经常负责修治和疏浚工作，这对当地的生产事业也发生了积极作用。

前蜀和后蜀　9世纪末叶，唐朝委派在四川的几个军将，陈敬瑄、顾彦朗和王建等人，彼此兼并吞噬，互相火并了好几年。891年，王建打败了敌对的势力，把四川的绝大部分地区攫为己有。到朱温杀掉唐昭宣帝而建立了后梁（907年）之后，王建也在成都建立了一个割据王国，是为前蜀。

919年王建死，其子王衍继位。王衍在成都扩建宫苑，土木之功，穷极奢巧。他自己荒于游宴，而把军国大政委于王宗弼和宋光嗣。这两人都“但益家财，不恤民事”[4]。有一个应制科考试的举子，在对策中描述说：“衣朱紫者皆盗跖之辈，在郡县者皆狼虎之人。奸谀满朝，贪淫如市。”[5]可见当时蜀中政治的黑暗。到925年，后唐出兵四川，把前蜀灭掉了。

后唐出兵伐蜀，是受到蜀人的欢迎的[6]。但在灭掉前蜀之后，后唐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便剧烈起来。后唐派去统治四川的孟知祥，利用时机，在四川逐步发展其势力，到934年，又在成都建立了一个割据政权，是为后蜀。

孟知祥称帝仅半年即死去，其子孟昶继位。孟昶统治的初期，以前蜀王衍的骄奢淫逸为戒，表示要“与民休息”，但到他统治的后期，后蜀政府的当权者却大都是些贪污腐化的人。例如，宰相李昊“资货巨万，奢侈逾度”；曾做过三任节度使的李处回，也是家资巨万，其财富能抵到后蜀府库所藏的三分之二[7]。

在前后蜀相继统治的五十多年内，政府的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又因四川地区内没有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争，农民能够致力于生产，地主们得以坐享其成而日益富庶。地主家庭都竞相移住城市中，其子弟以至不识稻麦之苗，甚至以为笋芋都是生在林木之上。留在农村中的地主之家，也都是管弦歌舞，酒筵会聚，昼夜相接。

楚　9世纪末在淮南与杨行密争城夺地的孙儒，在宣州城下被杨行密击溃之后，他的部将刘建锋和马殷率师转入湖南。10世纪初，马殷已攻占潭、澧、衡、道等二十几州之地。后梁建立之初，封马殷为楚王，从此湖南就出现了一个独立小王国。

马殷感到自身的兵力不够强大，而四周都是敌国，遂极力结中原王朝为外援，使邻国不敢相犯。他在从湖南到河南的交通要道上的郢、复、襄、唐等州，都设置邸务，卖茶取利。他不征收商税，借以招徕四方商贾，但在境内只铸造铅铁钱行用，外地商贩出境不能通用，只有尽数贩运湖南的物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他又奖励民间种桑养蚕，“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8]。

马殷死后，诸子纷争不已，951年南唐乘机出兵把楚国消灭。不久，楚的旧将周行逢等人又把南唐的军队赶走，周行逢从此控制了潭、朗、衡、永等数州之地，并把治所迁往武陵，依然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

闽　闽的建立者王潮和王审知兄弟，是河南固始人。他们乘黄巢的起义军把唐朝在东南诸道的统治力量打垮的机会，率兵入闽，占据了泉、汀等五州之地。唐昭宗任命王潮为福建的节度使。王潮死后，王审知即自称福建留后。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9]。福建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在这期间都有所发展。

925年王审知卒，其子延翰、延钧相继立，延钧立未久，即称帝建元，国号闽。935年延钧为其子所杀。从此以后，王家子弟内讧不已，945年为南唐所灭。

闽的旧将留从效驱逐了南唐屯守泉州的军队，占有泉州和漳州，继续在那里割据称雄。史称“从效起自行阵，知人疾苦”，还说他“常衣布素。涉猎史传，延纳名士，部内清治”[10]。留从效在泉漳二州的统治，一直继续到北宋建国之后。

南平　朱温在建立后梁政权时，其势力已扩大到荆州。他于即位之初就派高季兴去做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到荆州后不久，又占有归、峡二州。后唐初年，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从此南平也俨然成为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荆、归、峡三州之地物产不丰，高季兴和他的继承人便对四周称帝的各国“所向称臣，利其赐予”。当时吴与南唐相继建国于长江下游，控制了江淮间的交通孔道，南汉、闽、楚诸国对中原政权的进贡和贸易，都要假道荆州，北方商人贩茶也必须到荆州去趸买。荆州成为当时南北交通的枢纽，而且是最大的茶市。南平的统治者对于诸国过境的货物时常“邀掠”，“诸道移书诮责，即复还之，亦无惭色”。因此，诸国都把他们称为“无赖子”[11]。

南平是十国当中最小最弱的一国。

南汉　南汉统治区域内的农民起义　在广东地区，一个因参加镇压唐末农民起义军而起家的军人刘隐，从905年以来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割据势力。随后他又把势力范围扩大，包有潮、容、邕、韶诸州。到917年，刘隐弟刘龔（岩）就在这地区建立了南汉国，并自称皇帝。

刘龔和他的继承人都很残暴荒淫，赋敛繁重，政刑苛酷，因而，从10世纪30年代之初，在广东的山区和海滨都出现了反抗南汉的武装起义。几年之后，这些分散的力量集合在博罗县人张遇贤的统一领导之下。张遇贤建号为“中天八国王”，建元永乐，署置百官，并且出兵攻占了番禺以东的惠州、潮州以及另外的许多县城。

942年，起义军转师北进，这时参加起义的群众已达十多万人。在越过大庾岭后即攻占了虔州（今赣州）的一些属县，屡次打败了南唐屯驻在虔州的军队。

起义军选择了虔州境内一个险要地方白云洞，在那里建造了宫室、官署和兵营，并以此为基地向四周发展。南唐政府急忙增调军队到虔州去镇压，并依靠当地的地主作向导，从白云洞的背后抄袭，又利用起义军内部的叛徒作内应，943年十月，张遇贤为南唐的军队俘获，起义军失败了。

一　五代的更替第二节　北宋和辽的对峙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