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统史书说，商朝起自东夷，而周则起于西夷。
一些学者比如徐中舒先生认为周人出自北狄，是北方少数民族，具体地说是白狄。沈长云先生结合考古与文献资料，认为周族是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后来随着气候逐渐干冷，他们转移到渭水流域的岐山一带。“由于地理优势，他们更容易得到来自西亚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车技术。”[43]也就是说，他们的战车技术要比东边政权的更先进。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军攻伐商纣王，完成了又一次边缘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征服，开启了周朝近800年的历史。
周代和商代比起来，在统治技术上出现了明显进步。
首先，周代把商代创造的分封制度系统化了。
商代虽然发明了分封制，但商王所封的同姓诸国只占商代三千多国中的极少数。而周王朝建立之时，黄河中下游那些邦国原来的土地全部被分封给了周王族的近支亲人。《荀子·儒效》里提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在西周建立之时，天下主要的71个邦国中，周王族拥有的多达53个。周王的近支叔伯子侄，只要智力正常，都成了显赫的诸侯。
周王朝建立分封制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确保周王族对天下的统治。这在“封建”二字的起源上表现得很清楚，“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把亲人们分封到各地，是为了护卫周王。这样周王朝对天下的控制力比商朝要强很多。
其次，商代虽然建立了分封制，但是没有制定相对应的完善的礼仪和宗法制度，这就导致商代的政治比较混乱。商王传位，很多情况下是“兄终弟及”，因此中丁之后出现多次争夺王位的内乱。周代配合分封制，建立了“周礼”，王位传承奉行严格的嫡长制，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不是嫡长子的只能封为诸侯，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争夺王位的内乱。在王室与诸侯的关系上，周王也通过“周礼”中的“朝聘”“征伐”“会盟”等礼仪形式严密地控制着诸侯。这样，通过系统化的分封制，西周社会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统治，也就是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商代与周代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商代重鬼神，而周代信天命。
和古埃及一样，夏商两代，鬼神是人们生活的主宰。夏商两代的鬼与神，基本都与祖先有关。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帝”或者“上帝”，用来称呼天上的最高神灵。但是这个“上帝”并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商族的祖先。因为甲骨文中，“帝”是花蒂的意思，瓜熟蒂落的那个“蒂”，也即祖先，部族的根。
商代贵族认为，神，或者说上帝，是商族的祖先，因此只保佑商族。神的统治是不可能被人类推翻的，所以他们只要好好祭祀，别让天上的祖宗不高兴，就可以永远统治下去。所以商代统治者不太重视统治手段，只顾恣意享受，酒池肉林，醉生梦死，这从商代青铜器中那众多精美的酒器就可以看出来。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商代君主如此沉迷于酒，与印第安祭司们沉迷于致幻剂一样，都是追求“通神”的一种方式。
而周代则把上帝从商人的上帝变成了所有人的上帝，从而创造了“天命”这个说法。
周人推翻了商朝之后，需要为自己的这一行为进行辩护，即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论证。因此《诗经·大雅·文王》里说，“天命靡常”。上天或者上帝并不是商族一个民族的祖先，而是普天下各民族共同的主宰。天下各族都是平等的，哪个民族能入主中原，关键是看他有没有德行，获没获得天命。
当初商汤因为有德行，所以被上天选中了当了天子。然而商纣胡作非为，已经耗尽了祖先的道德资源。而周人因为有德行，所以成功地实现了改朝换代。
然而周人既然凭借这套说辞夺取了政权，这套意识形态自然就对周政权形成了制约。既然天下各族都有可能获得天命，那么这就要求周朝的统治者要自我约束，要好好干，否则就有可能被推翻。
这是周代比较重视政治文明的一个主要原因。《尚书》中的《无逸》篇，是周公教导他的侄子成王的，具体内容是告诫成王不要逸惰，不要酗酒，否则就可能像商代那样因为失德而失去天下。
因此，周文化是具有革命性、突破性、开创性的文化。它把人的命运主动权从鬼神的手中夺回，掌握在人的手中。世界上大部分古老文化都是宗教文化，人们沉迷于对上天之主的侍奉之中，一生都在为彼岸世界做准备。苏美尔人说，神创造了人，就是为了服侍神。如果你了解中美洲文明，看古代的美洲人为了讨神灵的欢心付出多少生命代价，你会觉得不寒而栗。只有中国，从周代起就已经摆脱“宗教负担”，成为一个致力于现世幸福的“世俗文化”国家。这在人类世界中，应该是最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