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第四篇中，我们花了好几章的篇幅，来讲述从秦到清2000多年的循环。当然，分析这种循环，并不等于说我认为中国这2000年的历史就是“停滞”的。
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循环当中，其实也有变化、突破和进步。因此，仅仅讲述循环，不讲变化，也不足以全面地了解历史。从这一章起，我们花两章的篇幅，来讲一下郡县制时代的内在变化。
我们说，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郡县制度，终结了贵族政治，对社会实现了强有力的控制。在秦代和汉代前期，皇权通过官僚系统如臂使指地直达社会基层。
但是皇权的控制力不久就遇到了地方豪强大族的重大挑战。
前面我们说过，秦汉两代初期打散了大家族，民众被原子化，政府汲取能力大幅提高。这是周秦之变的最大成果之一。
然而，到了汉帝国中后期，一个重大的制度漏洞导致地方势力死灰复燃，一部分民众从政府的控制下逃离，被豪强大族控制。这样，中央的力量大为削弱，最终导致三国分立。整个社会也进入“士族时代”，也就是“半贵族社会”。
这个漏洞是什么呢？就是官吏选拔机制。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员。但是科举制直到隋代才发明，从汉到隋，中国主要用什么办法来选拔人才呢？用汉代发明的“荐举制”，即地方官推荐地方上的人才给朝廷。
推荐人才的标准是德行，重视道德品质，所以“荐举制”又叫“举孝廉”，荐举孝顺和廉洁的人。所以后来的科举有一个环节中有“举人”的称谓，就是从这儿来的。
这个制度看起来很好，提倡以德治国，规定德行是唯一标准，打破了门第限制，表面上看起来很开放，很公正。
然而，历史证明了凡是这类只有粗糙标准的选拔，都注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可量化的标准，“荐举”很快就被随意操纵，演变成巨大的腐败漏洞。
在汉代也是这样。“德行”这个标准弹性极大，官员们在“察举”人才时，肯定要举荐自己熟悉的人，只选拔自己小圈子里的人，甚至是互相举荐亲人。这样一来，官位实际上就被社会上层的家庭垄断了，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世袭。到了魏晋南北朝，干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士族门阀制度，与秦之前的世卿世禄有异曲同工之处。
与此同时，从汉代起，官员还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为了表示对官员的优待，官员的家庭可以不交税，他的家庭成员甚至他的仆役们也不用去服劳役。
这又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很多人会主动把自己的土地“投献”给官员们，主动跑到官员家里成为“徒附”，因为交给他们的租子要少于交给官府的赋税劳役的负担。打个比方，如果你的土地归官府管，你可能要上交你劳动所得的一半。但是你要是投奔官员家族，你也许只交1/4就行了。
这两个因素一结合，世家大族就形成了。[1]
各大家族世代为官，几百年兴旺不衰，来投奔的人不断增多。因此，到了东汉后期，大族的田庄遍布各地，里面都是来逃避朝廷的赋役负担的人，“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为了抵抗政府来追查逃亡人口，这些大田庄往往还拥有自己的武装，[2]东汉墓葬普遍出土的陶制庄宅模型，许多都有碉楼、高墙等防卫设施，“警设守备”，成为地方武装集团。东汉末年，有的豪族武装甚至“阻兵守界”，拒绝郡级机关委派的地方官员入境。
这个非常厉害。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慢慢变成了地方大户的控制之下，中央政府就收不上税了，中央权力自然大为衰弱。
所以到了汉代后期，天下土地和人口分别被政府和世家大族控制。在政府控制的土地上，仍然编户齐民，东汉三国的资料显示，政府控制下的村子姓氏仍然分散，政府可以收税，但是更多的人口已经不归政府控制，而归地方豪强控制，在这样的地方，政府是收不到税的。
当中央不能控制地方的时候，国家自然分裂了，于是进入三国时代，接下来又是两晋南北朝漫长的分裂时期。根据王育民的判断，三国时期，政府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人口有767万，而地方豪强势族控制的人口多达1534万，就是说，豪强控制的人口比国家控制的多了一倍。[3]
“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地主经济就很容易退化到庄园制经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势力大得如同小国君主，财力强过朝廷，仆人可以组成军队，关上寨门就成了集市。
那个时代官位虽然不是明确的世袭，却是在上流社会转来转去，财富也稳定地集中于一些大家族，与秦以前的贵族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把从东汉后期一直到宋代以前的社会，叫“半贵族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