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央和地方的争夺，造成社会持续动荡，人口大量流失，但是凡事都有两面，这种地方势力不断上升，也导致皇权受到有力制衡。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天子只能和士族分享权力。比如司马睿建立东晋，主要依赖北方大族琅琊王氏家族的支持。因此司马睿举行登基大典之际，突然从御座上走下来，拉着王导的手，非要他一同坐在龙椅上，共同接受群臣的朝贺，因此出现“王马共天下”的谚语。
因此，皇帝与上层精英共治天下的观念从魏晋开始树立起来，到了唐代，大一统郡县制度经过长达800余年的发展，经历了重重挫折，吸收魏晋世族与皇帝共治的政治传统，终于迎来了一个良性的制度成就：封驳制度。
所谓“封驳制度”，就是皇帝的指示，要经过政府部门“给事中”的审查，给事中认为没问题，才能下达。如果给事中认为皇帝的想法不合理，则不给签字。《新唐书·百官志》说：“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皇帝的圣旨有问题，给事中干脆直接在上面修改，退给皇帝，让皇帝重新考虑。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我们知道，在以前，皇帝的旨意，无论臣子们是否理解都得执行。但是唐朝就不一样了，皇帝的想法要经过大臣们的审查，这样，皇帝犯错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这是对“秦制”的重大修正，完全突破了法家的政治原则。我们知道，法家在君臣关系上唯一的原则是“君为臣纲”，认为“君主必须超乎一切批评之上”。《管子》说：“君臣共道则乱，专授则失。”
然而，封驳制度的理论却是“君臣共治”，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只有集思广益，政策才能合理，因此，大臣不能事事顺从皇帝，必要时一定要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唐太宗鼓励大臣们反对自己。他说，“人之意见，每或不同”，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不同看法，“勿上下雷同也”，不用非得统一思想。因此他要求官员们一定恪尽职守，在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一定要帮皇帝好好把关，皇帝的话如有不妥之处，必须要驳回。
这一制度在唐代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扩军，因为兵源不足，打算降低入伍年龄，征发年满十八岁者为军。当时魏征出任给事中，坚决反对。唐太宗龙颜大怒，写了旨意强行下发，结果“征又不从，不肯署敕”。最终唐太宗认输了，认为魏征说得有理，取消了这个命令。
唐中宗时，“安乐公主志欲皇后临朝称制，而求立为皇太女”，在朝廷上下不可一世，卢粲坚持两次封驳制书，直至获准。
唐代政治文明的另一个进步是完善谏官制度。谏官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唐以前不仅谏官废置不定，而且编制也不固定。唐代谏官制度完善，谏官数量众多。[4]“左散骑常侍二人，正三品下。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谏议大夫四人，正五品上，左补阙二人，从七品上。左拾遗二人从八品上。”
唐代统治者主动培育诤谏精神。唐太宗说：“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有人说有了权力就要任性一点、潇洒一点，为所欲为。我却认为最好经常怀有敬畏之心，才能当好皇帝。有一次，唐太宗弄到一只很漂亮的小猎鹰，正拿在手上玩，魏征来了，要和皇帝商量事情。唐太宗怕魏征批评他不务正业，赶紧把这个小猎鹰揣怀里了。魏征一看，唐太宗衣服底下怎么鼓鼓囊囊的，肯定有问题，于是就故意说话说得长一点，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等魏征终于说完了，走了，唐太宗把衣服解开一看，小猎鹰已经在怀里闷死了。
因此，唐代谏官权力极大，而且言无禁忌，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谈论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评武后弄了太多的“内宠”，说您有这方面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两个“男宠”，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问题是现在弄得太多了，缺乏节制啊。“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
有学者以两部《唐书》为根据，算出唐代谏官进谏成功率为68%。而且“唐代虽然拒谏时有发生，但是因进谏而身亡的事件极为罕见”[5]。
唐代封驳制度和进谏制度在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皇帝错误决策方面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唐代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是唐代文学艺术繁荣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写了很多讥讽皇帝的诗，比如著名的《长恨歌》，就是讽刺唐玄宗的。这要是在别的朝代，很容易被抓起来，结果唐宪宗读了，感觉写得太好了，太有才了，“见而悦之，召入翰林学士”。不但不追究他讽刺自己祖先的罪过，还让他进宫当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