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商人的地位在人类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很少有国家如同中国这样，用“士农工商”的排位，将商人列为社会等级的最低一等，并且在生活享受标准、子孙读书就业等方面进行公开性的歧视。即使同样处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因为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商人地位也与中国不同。
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说因为中国经济体量的巨大，本来能自然地产生规模巨大的民营企业，但是由于政府的刻意打压，导致这样的企业无法出现：“从财源上看，中国本来有希望出现新的事业，但是力量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课税过重，吞噬民营事业以为国家垄断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样一来，个人和集团的自发热情完全被政府熄灭，阻止和妨碍了创建高效率的强大企业。”[50]
日本的诸侯也不是不想把商人阶层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任由自己操纵，只是因为封建体制下集权不够，统治者无力控制商人，甚至经常被商人控制。所以和欧洲一样，日本也出现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这种在中国完全不可想象的情景。因此，在诸侯割据的时代，因为政治权力的松散，日本传统商品经济程度反而很高，商人更有安全感，更愿意扩大投资，更容易影响诸侯的政治决策。这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实现顺利转型的一个历史基础，也是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生长基础。“把日本的商人，特别是富裕农民与中国比较时，他们比由政府征收企业和课以重税的中国商人、农民具有更大的安定感，其结果培植了日本商人和富裕农民今天所谓的企业精神。他们肯于为产业和商业进行长期投资，反之中国商人和农民则醉心于通过高利贷和单纯的商业交易，取得短期的利润，同时大多把剩余利润用来购买土地，认为这才是唯一安全的长期投资方法。”[51]
这一点和欧洲很像，政府权力的涣散是欧洲商业精神生长的前提条件之一。赖肖尔说，欧洲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因此也培养了高度的企业精神，让人们敢于进行长期投资。所以他说，“欧洲和日本一样，是从多样性的封建体制和充分发展的社会结构的母胎中诞生的”，“在促进日本迅速近代化的诸因素中，有许多因素恐怕也是欧洲近代化的重要因素”。[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