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因此，英国是一个“软硬适度”的，既有中央集权又有强有力制衡的统一民族国家。
那么，为什么立宪君主制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和法国呢？
西班牙等国有强大的军事传统，而英国历史上很长时期没有常备军。
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海洋形成了天然的防御，这导致它历史上的战乱要远远少于欧洲大陆诸国。既然很少有外敌入侵的压力，英国人认为他们没有必要花巨资养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中世纪以来，英国只是在战争时期才召集贵族领地的义勇队，建立临时的军事武装。战争结束后，军队随之解散。直到1645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新模范军法案》，英国才出现第一支常备军。
诺斯总结说：“让我们考察一下代议制议会在英国兴旺而在法国和西班牙衰落和消失的原因。英格兰在地理位置上是一个岛屿，从而把英国与它的竞争对手隔离开来。外国的入侵不像在欧洲大陆那样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中央政府提供的保护对英国人不如对法国人重要。”[98]
我们知道，越是外敌环伺、战争频繁的国家，越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王权。国民甘愿把自己的部分自由权让渡给国王，以换取生存。西班牙就是这样。
而英国这方面的需求不强烈。英国的王权相对于西班牙和法国等国，是非常软弱的。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是“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英国贵族基于习惯法，对国王有强大的约束力，在议会上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此外，英国历史上一直有着强烈的自治传统。即使在欧洲，英国也算是一个异类。1729年，造访英格兰的孟德斯鸠说，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地方相异之处在于英格兰是一国“自由的人民”，“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格外有利于个人的自由”。恩格斯则称英国为“地球上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而“有教养的英国人就具有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天生的独立自主的权利”。
1166年，亨利二世颁布《克拉灵顿诏令》，确立了陪审团制度，规定大部分地方案件由当地人自己处理。有的时候，陪审团基于良心和情感，给出的审判结果甚至违反了国王的法律。但是因为陪审团在审判前对上帝宣过誓，陪审团的意志被认为就是上帝的意志，审判结果仍然会得到认可。[99]
这一制度对英国社会和英国人的思想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每一个陪审团都是一个小国会”，这一制度逐渐培养了英国人的权利意识，对英国普通民众起到非常好的社会参与培训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曾说：“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它需要一系列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的制度安排。”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系列偶然汇集到一起的结果：一个软弱的君主政权和强大的议会，一部根深蒂固的习惯法以及常备军制度的长期缺乏，还有自治传统，这些都恰好汇集在了英国，构成了英国崛起的独特背景。[100]
[1] 秦汉之初全力打散大家族制，而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父子无异财”的观念导致上层社会大家族又开始出现。比如东汉桓帝年间，姜肱几兄弟“友爱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别寝，以系嗣当立，乃递往就室”。穷人为了避免战祸和谋生，也往往凭宗族血缘关系集体投靠豪强大族。
[2] 东汉建立者光武帝本人就是一个土豪，他曾经“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
[3] 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30页。葛剑雄先生认为这个数字对荫庇人口的估计太多。但是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说，因为资料缺乏，他也无法估算这个人数。
[4] 《“唐代江南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第419页。
[5] 《“唐代江南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第422页。
[6] 魏风华：《唐代士族政治》。
[7] 参见吴钩《宋代中国已迈入了近代的门槛》，《南方周末》。
[8] 夏振坤：《发展的多维视角：反思与前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第205页。
[9] 张杰：《“郑和谜题”：国家的贸易激励、选择权与制度冲突》，《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
[10] 参见吴钩《宋朝政府如何对付“贩卖儿童”》，《各界》2017年第5期。
[11] 参见王顺君《欧洲贵族真的拥有过“初夜权”吗？》，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搜历史”。
[12] 王晓德：《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兼与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8页。
[1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8页。
[15]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35页。
[16] 转引自应志豪《从衰落走向复兴——8—14世纪西欧商业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
[17] 查理大帝还要求他的庄园中要有“铁匠、金匠、银匠、鞋匠、旋工、木匠、刀剑匠、渔夫、造胰工人，能造啤酒、苹果酒、果酒以及其他饮料，能烤面包与点心的工人……”。
[18] 风车的出现需要扇叶具有更好的力学结构，因此，风车的发明得益于帆的技术进步。634~644年左右，波斯人发明了立轴式风车，随后传入欧洲，又发展出水平轴的样式。
[1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0页。
[20] 谢丰斋：《中西方的经济差距何时拉开？》，《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21] 同样，中国周代铁器普及导致生产力增长，但是井田制税率还是不变。因此，农民在种公地之余，有时间大量开垦荒地，获得大量私田，收入大幅增长。正是这种情况导致后来鲁国的初税亩改革。
[22] 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3] 进行这项研究的是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北京大学的管汉晖和牛津大学史蒂芬·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等人组成的团队。
[24] 1750年即清乾隆十五年。虽然中国部分地区，比如江南地区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相距还不太远，但整体上落后了。
[25] 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26] 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27] 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口岸后，当地官员给使团的船只送来大量的补给，其中有活牛、活猪、活鸡、活鸭，在运送过程中，经过碰撞，有些猪和鸡死掉了。过了几天，食物变质，他们就扔到海里去了。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景：英国人的船只附近，很多天津人跑来看热闹，这些中国人一看洋人的船上扔下了死猪、死鸡，好几十人不顾生死游到船边来争抢。英国人立刻明白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很低，连这些已经变质的死猪死鸡都要抢，可见他们是生活在饥饿当中。
[28] 脱胎于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的“加州学派”，以提出道光年间中国GDP占世界的32%而引人注目，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麦迪森认为，宋代中国的人均GDP是450美元，当时是领先世界的，从元到清又提高到600美元。然而16世纪中叶，意大利人均GDP已经达到1600美元。现在包括中国学界在内，学者们一般都认为麦迪森在数据运用和统计技术上存在很大问题，对宋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数字估计得太高。
[29] 刘逖：《1600—1840年中国与世界GDP的核算与对比》，《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30] 参见Broadberry和Guan Li发表在2018年12月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文章。
[31] 卡洛·M.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60页。
[3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1~282页。
[33] 高德步：《世界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140页。
[34] 参考应志豪：《从衰落走向复兴：8—14世纪欧洲商业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
[35] 房龙：《人类的故事》，吉林出版集团，2014，第130页。
[36] 转引自刘耀春：《意大利城市政治体制与权力空间的演变（1000—1600）》，《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37] 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38] 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39] 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4页。此处进行了白话翻译。
[40]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第202~203页。
[41] 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2]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第201页。
[4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2页。
[4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2页。
[45] 《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第10页。
[46]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第108页。
[47]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77，第14页。
[48]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第90页。
[49] 王毓铨：《王毓铨史论集》（上），中华书局，2005，第609页。
[50] 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41页。
[51] 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41页。
[52] 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43页。
[53]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第198页。
[54] 参考韦森《法治缺位与市场自发扩展：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市场经济两千多年中的周期性兴衰》，《2007年全国法经济学论坛文集》，2007。
[55] 根据出土的汉代封泥中记载的盐官、铁官情况，西汉时期的盐铁官营政策覆盖了全国各地。
[56] 冯渝杰：《公私产权制视野下的西汉盐铁专卖之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
[57] 参见汪圣铎《重读韩愈的〈论变盐法事宜状〉》。
[58] 韦森：《法治缺位与市场自发扩展：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两千多年中的周期性兴衰》，《2007年全国经济学论坛论文集》，2007。
[59] 王海明：《试论中国古代工商业及其经济权力官有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60] 无论如何，宋代还是中国商品经济最为自由的时代，王安石的改革虽然本质上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但毕竟进行了认真的顶层设计。到了明代，中国社会治理出现重大倒退，皇帝们不愿意动脑筋设计王安石这样复杂的制度。他们的方法更为简单，就是只开办官营工业，但是不付工资。具体做法是通过户籍制度，专门设立匠籍，工匠这个职业代代世袭，每年都要无偿地为官营工业服役，一分工资不出。明初全国名列匠籍的工匠近30万，无偿地为国家工作。明初匠户分为坐匠和轮班匠两种。坐匠每年要为官府免费服役120天，并须连家带小迁至工场所在地。轮班匠则每三年服役90天，“从服役时间看，只有住坐匠的四分之一，但他们须奔波往返，荒废时日，对自营事业冲击极大。他们完全是无偿劳动，往来须自筹旅费，在服役期间也不给报酬，要自带薪粮。往往两年的自营，只是弥补当班年的亏空。实际上，它比住坐制度，扰民害民更甚，而工匠的失班、逃亡，也更为剧烈”（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第119页）。这种情况到明代中期才结束。
[61] 黎丽：《中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中人本主义思潮的演进及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13。
[62] 周代城市要求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天子王城方九里，诸侯的国都方七里，侯伯的城方五里，子男的城方三里；王城城墙高七丈，诸侯的五丈，大夫的三丈。
[63]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第216页。
[64] 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65] 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第136页。
[66]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
[67] 同时，和中国先秦时封建关系比较整饬不同，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关系有点乱。比如亨利二世既是英格兰国王（1154~1189年在位），也是法国的诺曼底公爵（1150年起）、安茹伯爵（1151年起）和阿基坦公爵（1152年起）。哈布斯堡家族巅峰时期则领有德意志、意大利、尼德兰（荷兰）的封地。很多土地，今天归这个领主，明天归那个，国家的所谓疆界也是经常在变动中。德意志民族在中世纪干脆就长期不统一。因此，中世纪的国家和今天所说的国家不同，是一个组织松散、定义模糊且不稳定的实体。
[68] 岳蓉：《“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69] 梁发芾：《征税的中国皇帝与借债的欧洲国王》，《新快报》2011年8月15日。
[70] 张卫良：《试论15—16世纪西班牙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71]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3页。
[7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3页。
[7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3页。
[7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84页。
[75] M. 博德：《资本主义史》，东方出版社，1986。
[76] 张卫良：《试论15—16世纪西班牙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7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62页。
[78] 《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第37页。
[79]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大国崛起：荷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第116页。
[80] 王宪磊：《全球经济共同性问题的性质和原因》（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0页。
[81] 苗延波：《公司的历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第86页。
[82] 仲继银：《董事会治理的思想和历史渊源》，《中国新时代》，2014年第7期。
[83] 毕竞悦：《弗吉尼亚公司与美国精神的塑造》。http://www.sohu.com/a/270681838＿100191010
[84]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来龙去脉》。
[85] 谌焕义：《论东印度公司与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86] 谌焕义：《论东印度公司与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87]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大国崛起：荷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第114页。
[88] 马德斌：《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文汇报》2012年5月28日。
[89] 马德斌：《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文汇报》2012年5月28日。
[9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1] 尹保云：《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第128页。
[92] 石庆波：《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
[93] 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94] 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95] 《公司的力量》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96] 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97] 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98] 转引自宋丙涛：《英国崛起之谜：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234页。
[99] 郭光东：《陪审团的历史与价值》，博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学院，2004。
[100] 宋丙涛：《英国崛起之谜：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2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