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来到中国之前，英国人对中国充满了美好的想象，认为中国是一个强盛大国。然而到了中国之后，正如我们在《没有中世纪，就没有新欧洲》一章中讲过的，他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的研究，18世纪，普通英国农户一年的收入是137英镑，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11英镑的剩余。换成中国的白银，大约40两。而同时期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全年支出平均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那么，为什么盛世中国是贫困的呢？
本来，乾隆朝全国粮食产量比前代大幅增加。这一方面得益于红薯、玉米带来的“18世纪的食物革命”，另一方面是因为乾隆皇帝提供了长期的政治稳定，因此据吴宾和党晓虹的《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国历代口粮总量发展呈总的上升趋势。其中秦汉为417.6亿斤，隋唐代为626.4亿斤，宋辽金元代为835.2亿斤，明代为1392亿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跃而达2088亿斤。
然而，乾隆朝的又一个纪录是人口发生爆炸。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然而在乾隆60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非常迅猛，乾隆晚年，中国人口接近3个亿，增长率是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个百分点。
因此乾隆盛世也是一个贫困的盛世。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但人均占有量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同样据《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75斤，隋唐为988.7斤，宋辽金元为1457.87斤，明代为1192.94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处于秦始皇以来历代最低水平。
据说文景之治时，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户户都骑马，而且全骑雄马，谁要是骑雌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而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洪亮吉说，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农民“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也就是说，虽然一辈子勤勤恳恳，努力奋斗，但是也攒不下钱，遇到一点点天灾，就有饿死之忧。
乾隆盛世的贫困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政治上。
到了中国之后，英国人发现，大清王朝虽然不那么富裕，但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在政治统治上确实是井井有条。“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3]
整个中华帝国的整齐划一令英国人惊叹不已：“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广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绝对统治之下。”[4]这与英国完全不同。
英国人认为，中国社会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胜于欧洲。“皇权的铁掌威慑着一切不守秩序、破坏法纪的行为，全体使节团成员感到绝对的保障。”权力的威严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5]
中国官府的行政组织能力非常高。英国人到中国来，给乾隆带了好多礼物，打包后一共是600多个包裹，形状大小不一，从船上卸下来后又多次转驳才送到承德，英国人认为肯定有一些东西会损坏。但是在中国官府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之下，这些东西迅速地从船上搬运下来，运到承德，组装完毕，没有一件破损，英国人说这种政治效率是全世界第一的。“的确，这儿一切似乎只要朝廷一声令下就都能办成，最费力的事也能随时得到执行。”[6]
但是这种政治效率达成的方式是英国人想象不到的。
英国人长途航行的目的地是天津，但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的航路，误打误撞跑到了浙江的定海。到了定海之后，他们需要当地官员找两个领航员，沿着海路给他们领到天津。定海总兵当时满口答应，发下命令去找领航员。但是定海总兵寻找领航员的方式跟英国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按英国人的逻辑，中国官员应该高价悬赏。但是总兵并不这样办，总兵派出他手底下的士兵到街上挨家挨户搜查，让英国人在大堂上坐着等，一会儿工夫，士兵就带来了好几十个中国老百姓，黑压压地跪在地上，说他们都航过海。然后总兵一一询问谁到过天津，最后找出两个人去领航，但是一文钱报酬也不给，因为这是国家的任务。这俩人说我们已经十多年不航海了，现在正在经营买卖，如果我们去领航，买卖没人照看，家人没法养活。总兵说你们如果不去，唯一的结果就是挨板子。最后这两个人只能跟着走了。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却让英国人不寒而栗，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当时英国政治的信条已经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而清王朝的信条则与此相反，“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英国人认为，欧洲和中国的政治文明有巨大落差。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