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是到了晚清，中国的读书人惊讶地发现，“三代之治”居然可以真的实现，只不过不在中国，而在“蛮夷”之国。
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福建巡抚徐继畲，1843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写了《瀛寰志略》，致力于研究中国之外的世界。虽然没到过西方，但是凭借读到的翻译材料，他得出一个判断：美国实行的选举制度，符合三代的政治伦理。（“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林肯说的民有、民治、民享，近乎中国的三代之治。因此在他看来，这个国家真是人类的奇迹：“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美国这个国家，联合众州成为一国，幅员和中国一样辽阔，却没有像一般国家那样设立国王进行治理，而是把权力交给民众代表组成的议会，创立古今未有的新局面，真是一件奇事！
晚清中国第一个驻欧大使郭嵩焘到了欧洲以后，也认为欧洲所行的是中国三代之治。“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33]现在的欧洲，如同中国的三代时期的文明时代，而由欧洲看中国，中国倒成了没有文化的夷狄了。
这些观点，并非徐继畲和郭嵩焘等个别人的看法，而是晚清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比如曾纪泽、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张树声、薛福成、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共识。他们认为，西方的力量不只“船坚炮利”，更主要的是通过政治创新实现了中国人的“三代”理想。
比如薛福成说：“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34]
在他看来，西方政治原理正是中国三代的原则，中国秦汉以后丢失了这些原则，但“民贵君轻”的原则却在今天的英国、意大利等国施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