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从海禁到闭关
清朝的对海外贸易的政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海禁时期（1644—1683年），第二阶段是多口通商时期（1684—1756年），第三阶段是广州贸易时期（1757—1842年）。
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执行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这是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出发而采取的非常措施。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十八年、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一再下令禁止中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其主要目的是企图封锁东南沿海岛屿的反清势力。康熙二十二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藩之乱平定，台湾郑氏集团投降，先前所面临的反清复明问题已烟消云散，于是清朝中央政府有必要重新检讨海禁政策。
当时围绕着是否继续实行海禁政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主张开禁的官僚认为，开禁是大势所趋，于国于民都有利。福建巡抚吴兴祚说：“应与西洋、东洋、日本等国出洋贸易，以充军饷。”左都御史慕天颜说：“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银钱（指外贸收入）绝迹不见一文，即此而言，是塞财源之明验也。”当时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各省地方官都从繁荣经济、有利民生着眼，主张开禁。与此对立的守旧派官僚，如明珠、李光地之流反对开禁，他们从政治着眼，为杜绝不安定因素，反对与外国进行贸易。清圣祖毕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以远见卓识作出立即开放海禁的决定，他说：“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他以国计民生为念，毅然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宣布取消海禁，重开海外贸易。
康熙时期的开放范围是比较广的，正式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南京）设置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贸易，并且正式设立海关监督，规定粤海关由内务府派任，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任，浙海关及江海关均由两省巡抚兼任。在这些港口沿线及邻近地区也都允许进行对外贸易，例如广东的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等四十三处，福建的厦门、汀州、台北等三十多处，以及浙江、江苏沿海多处港口都是开放的。这一开放不仅吸引了外商前来贸易，也刺激了中国商船载货到国外进行贸易，大体上江浙一带商船多来往于日本长崎和宁波、上海之间，闽粤一带商船多来往于南洋各地。当时有“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南洋者十之九”的说法，可见南洋贸易是当时的主流。闽粤沿海人民因远贩外洋而活跃了地区经济，也为政府增加了税收，据估计康熙时期海关税银每年至少在四五十万两上下。
然而这种开放毕竟是有限制的。事实上，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康熙五十五年，这三十二年中，与外国的海舶贸易曾在浙江的宁波（舟山）、福建的厦门、广东的广州、澳门进行；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起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部贸易在广州进行，厦门贸易只有两年，宁波贸易只有三年。究其原因是宁波、厦门贸易无章可循，官吏贪污成风，经商十分不便。另一方面，对出海船只的大小规格有严格规定，以防转资海盗或盗米出洋或偷卖船料。当沿海人民不顾清廷禁令，不断移民南洋，大批船只出售给外洋各国之类事件一再发生时，引起了清朝当局的忧虑。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圣祖在与大学士、九卿等官僚谈及此事时明确表示：“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有鉴于此，他下令：“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次年，清政府终于制订了禁止通南洋的政策，即所谓“东洋可去船，南洋不许去船，红毛（西洋各国）听其自来”。《康熙五十六年兵部禁止南洋原案》对此作了严格的限制。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雍正五年（1727年）。地方官鉴于禁航南洋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希望开禁。闽浙总督高其倬向清世宗上疏，指出：为了广开谋生之路，对地方有益，只有开洋一途，请求弛南洋之禁。广东方面的地方官也提出一体开洋的请求。清世宗便在雍正五年下诏允准开放南洋贸易。
种种迹象表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包括清圣祖这样的明君，对于当时世界的大势，对于发展外贸与正在崛起的西方各国展开商业竞争，是缺乏足够认识的，传统的内陆文明与小农思想指导下的对外政策，进取不足而保守有余，处处以防范为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天朝大国乃世界之中心自居，视外国为蛮夷，居高临下地加以提防。这种防夷政策几乎是面面俱到的，第一是严禁硝磺、火药、铁器外销，第二是夷商到岸必须起卸武器，第三是务使夷商不能明了中国真相，为此规定：不准夷商在广东“住冬”，不准夷商购买中国书籍，不准夷商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清高宗即位以后愈演愈烈，逐渐收缩通商口岸，从粤、闽、江、浙四省减少到广东一省，从大小百来个口岸减少到广州一口，是有其必然性的。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高宗下令关闭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乾隆二十四年发生了英商洪任辉（James Flint）要求自由通商的案件，引起清朝政府更加严厉的防范。即使在唯一开放的粤海关，还颁布了防范外国商人的条款：（一）洋船销货后，应饬依期回国，禁止住冬；（二）洋商船毋许汉奸私行交易；（三）内地行商毋许借洋商资本；（四）洋商毋许雇内地厮役；（五）洋船泊处，守备一员督同弁兵弹压、稽查。
外国商人必须住在广州城外特别居住区域内的商馆，并且必须通过称为广东十三行的公行进行交易。公行是洋行的共同组织，洋行和公行承销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并负责代办外商所需的中国出口货物，以及承保、缴纳进口税项。所谓十三行是一个俗称，实际并非十三家，他们是官方特许经营外贸的商人，他们的行会组织是公行。成立公行的目的在于共同承担官府差料、消除内部竞争、统一货价以及办理中外交涉事件。行商作为官府与外商的中介，负有照料和管束外商的责任。外商在黄埔上岸后，只能住在广州城外省河边的商馆，平时不得任意到商馆区以外走动，更不准入城。他们经商和生活所需的买办、通事、仆役，都必须由行商雇佣。外商有事要向官府递禀交涉，官府有事要通告外商，都经过行商转达。贸易季节一过，行商有责任催促外商离境，或返回澳门居住，不准在广州过冬。这种做法固然有利于对外商的控制，把对外交往控制在最低限度，但它显然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制度格格不入。
广东十三行
直到乾隆晚期，中国还是一个出超的国家，大多数年份都有贸易顺差，许多外商都要以本国银洋来支付贸易差额。在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商中，经过产业革命、经济蓬勃发展的英国占一半以上，他们也长期处在逆差之中。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间，中国输往英国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即达96267832银元；英国输往中国的商品（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总共才16871592银元。据统计，18世纪整整百年中，英国因购买中国商品而输往中国的银元达2亿多。
英国政府为改变这种状况，消除限制，缔结基于近代条约的国际关系，特派以马嘎尔尼伯爵（George Lord Macartney）为正使、东印度公司大班斯当东为副使的使节团，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秋到达渤海湾的大沽海口。这次出使目的在于扩大通商与联络邦交，其一，英国想在中国沿海获得如澳门一样的地区；其二，如中国不愿租地，就加开通商口岸，减少广州通商的限制；其三，英国可以遵守中国的鸦片禁令；其四，英国派公使驻北京，并欢迎清公使驻伦敦。对于这个使节团，清廷颇为重视，派官员专程迎接，优礼款待，希望把此次“朝聘”搞成“外夷向化”的盛典。然而双方一接触，便发生了觐礼纠纷。马嘎尔尼尽管在进京途中对清方在他的船上挂上“英吉利国贡使”的旗帜佯装不知，但抵达热河离宫时，拒绝向清朝皇帝行跪拜礼，要求行英国的觐礼——一足跪地，一手轻握君主之手而亲吻。清朝官员经过一番权衡，只同意一半，即一足跪地，而不同意另一半，即亲吻皇帝之手。觐见完毕后，清高宗接过马嘎尔尼呈递的国书，随即赠给英王一柄“白如意”交给马嘎尔尼。马嘎尔尼随后提出如下要求：英国派员常驻北京照管商务，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天津等地贸易，在北京建商馆贮货发卖，中国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岛供英商居住、贮货，在广州附近拨一处地方供英商居住并允许其自由出入，减免英商在广州、澳门的内河运输税，允许英国人传教，免除英国人居住税并发给许可证等。清朝政府对马嘎尔尼一行给予热情的招待，却回避实质性的交涉。清高宗一方面明确表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所属”，英船不得驶至浙江、天津等地上岸交易，勿谓言之不预；另一方面，以上谕的形式告知英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考虑到对方的困难，可以承认作为恩惠的朝贡贸易。马嘎尔尼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翌年三月从澳门踏上归途。
马嘎尔尼觐见清高宗图
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信，译成英文在报上刊布，便成了这个样子：“我已经注意到你谦恭有理的态度……我没有忘记你们岛国被茫茫大海与世隔离开来的孤独偏远之感……但我们天朝物产丰饶应有尽有，我们不需要野蛮人的产品。”在当时英国被视为荒谬可笑的消遣和娱乐。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尽量以一种超脱的客观眼光阐释这一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两个扩张性帝国之间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遭遇，英国方面也承认马嘎尔尼的关注不止于磕头，他们派遣使团的目的，是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兼而有之的。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Amherst）为团长的使节团前来中国。上次马嘎尔尼出使在礼仪上占了便宜，加深了清朝对于英人“桀骜不驯”的印象，阿美士德出使时，清廷便不再通融了，使节团一到大沽，清朝官员就与他谈判礼仪问题，结果双方陷入僵局，使节团因此被堵在通州。最后清仁宗不耐烦了，下令召见英使，官员连夜用车把他送往北京，当英使抵达圆明园时，借口疲惫不堪要求改日觐见，不顾清方官员劝阻，拂袖而去。英使如此无礼，清仁宗大怒，下令驱逐英使，并且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里宣布：英国遣使前来中国，“礼义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当然，阿美士德原先准备提出的要求，诸如开放宁波、天津、舟山让英商贸易，并在北京设立商馆，允许英商全年在广州城内自由贸易等，也因为双方礼仪争执不决，而根本无从谈起——谈判还未开始已告决裂。
此后清朝的闭关政策更加严厉，道光十一年（1831年）订了八条章程，把原来作为惯例的不准夷妇住馆、不准外商坐轿、不准外商私带枪炮进省等项严格地规定下来。以后又规定了防范贸易洋人的酌增章程八条，禁止外商雇佣中国员工，禁止外商进内河，外商与官府交涉须经行商（公行商人）转禀等。而英国方面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进行极为卑鄙的鸦片走私贸易，据东印度公司报告，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向中国走私鸦片4570箱，道光十年（1830年）增加至19956箱，十五年（1835年）、十八年（1838年）又分别增加至30202箱、40200箱。中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非法的鸦片贸易成为矛盾的焦点。
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急于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便与闭关政策发生尖锐的冲突，以何种方式打开中国大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卡尔 · 马克思当时在英国发表的时评中说，闭关自守的中国，就像一具木乃伊，一直密闭在棺材中，不与外界接触，一旦与新鲜空气接触，就立即腐烂。后来的事态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一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