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历史的沿革
日本及西方社会是工业革命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只是在庞大的大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员。组织中的个人觉得压抑，于是高喊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其实整个社会与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不沾边，至少与中国人理解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不沾边。这种体制继承于中世纪时日本和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官僚体系靠现代文官制度的前身——科举制度产生，经济上以自耕农+全国大市场的自由经济为主。
这种差异最终影响了工业革命的结果。用梅棹忠夫的《文明の生态史观》中欧亚大陆示意图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如下图。
图5欧亚大陆的示意图
旧世界的主要文明发展可以分为第一和第二地域。旧世界是欧亚大陆及周边地区，可以简化成椭圆形。椭圆的东西两端的日本和西欧是第一地域，进入近代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二地域是椭圆的其它部分，进入近代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逐渐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第二地域的中心位置，是从东北到西南的广范围干燥地带，古代的高度文明处于干燥地带的边缘，如中国。干燥地带是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对文明有极大的破坏力。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和统一治水，采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第一地域很少受干燥地域的暴力影响。这个地域的西欧和日本，进入中世纪时产生了权利分散型的封建制度。西欧以种植小麦为主，小麦的产量比水稻低，再加上喂养家畜，经常为争夺粮食发生流血冲突，中世纪的欧洲私斗横行。为了保护自己，需要倚赖有力量的封建领主。封建领主间的互相争斗，需要国王拥有权利进行全国平衡协调，形成了国王支配领主，领主再支配农民的封建制度。为了形象直观，以中世纪的日本为例来说明封建制度，如图3。
图6封建制度的构造
中世纪的日本是幕藩体制，天皇是名义中的最高首脑，幕府将军才拥有权利。幕府下面是大大小小半独立的藩，也就是封建领地。藩主对领地内的人进行各种身份限制，谁该种米，谁该种菜，谁做手工，谁做生意等等。藩的内部不存在自由市场，由藩主统一经营管理，如何投资如何修工程水利等。为了保卫或扩展疆土，养了一帮职业武士，武士世袭领奉禄，由于社会运行主要靠经济以外的力量维持，所以统治阶级异常庞大，中国则主要靠自由市场维持，所以统治的文官很少，不足1%，是小政府。藩是命运共同体，藩中的领民对藩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能自由移动，如果脱藩也不可能进入别的藩，成为衣食无着的浪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人身依附关系）
藩之间互相自由交易，存在自由市场经济。但藩与中国传统的大商人不同，中国传统的商人思维是利益优先，要挣钱。藩除了是经济组织外，还是政治和军事组织。交易时不是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还要结合政治及军事问题作出决策，后来的垄断资本就是这种文化沿袭。藩有军队，是仗剑经商。如果赚了，尊重市场规律，如果赔了，剑就出鞘了。比如明朝时的倭寇，就是仗剑经商。藩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会与幕府对抗。清朝与西方进行自由贸易，挣到了大部分白银，但英国用坚船利炮抢夺，也是封建的仗剑经商的传统。2、3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资，也是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什么手段合适用什么。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的传统是封建时代的遗留，看现在的美日英非常明显。当然，日本和西方在理论上探讨政经分离，经济脱离政治完全自由化，但这只是一种理论探讨，绝非西方世界的现实。中国由于过早结束封建制度，政经分离得非常彻底，政府只收税，乐于做裁判员，对发展和保护自己的产业漠不关心，心安理得的看到自己的产业基盘被肢解。
幕府虽然是最高权利者，但其实不过是一个相对强大的藩，并没有绝对优势。幕府将军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想办法削弱其它藩的实力，主要办法是改易，减封藩的土地。此外还修建一些工程，大兴土木，费用和人力当然也转嫁到藩上。还要藩定期参勤交替，也是很大的负担。幕府时代的经济可以称为转嫁经济，幕府把负担转嫁到藩上，藩又把负担往下转嫁，如克扣武士的俸禄，要领民分担。随着农业社会缓慢发展，在总体上向中国模式过渡。不过，工业化打断了这个趋势。
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来航，日本被迫打开国门，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原来的藩有高度的组织，维新后在此基础上整个国家高度组织化。原来的封建身份制转变成契约制，各种封建规制转化为法规。原来“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变成四民平等，从业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都能在封建制度里找到对应物和沿革。但中国200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等概念传到中国时，引不起共鸣，因为中国早已经是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了。由于农业的发达和社会的稳定，中国过早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后的大工业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必须重新建立。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由于地球的狭小，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已经不允许中国从头建设重工业体系了。
反观日本，农业社会的落后反成了优势，封建社会的组织资源能够直接转入大工业时代。
譬如：当年藩之间和藩内的交易是通过特权商人进行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特权商人积累了很大势力，能够和特定藩的财政相互结合，谋取更大的利益。当时的特权大商人三井就拥有为幕府发行纸币的特权。幕末的经济政治动荡，三井又为幕府提供资金，如1864-1866
年镇压长州藩反叛的战争。由于长州战争失败，三井又暗中支持长州倒幕，萨长土肥四藩联合倒幕时，以三井为中心的三都特权商人提供了超过70%的经费。伏见鸟羽之战倒幕势力获胜，三井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新政府，维新后转身成为新政府的特权商人，为新政府提供资金和发行纸币。现在经团连操纵政党，在历史中能找到影子。
再以三菱为例子，土佐藩1870年（明治3年），以3艘汽船创办名叫“九十九”的海运会社，岩崎弥太郎被任命为经营、监督者，这是三菱的起点。不久“九十九”更名为“三川”，1873年（明治6年）岩崎弥太郎成为社长，更名为“三菱”。1877年（明治10年）日本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爆发，三菱负责给政府军运送军火和补给，得到了大发展，占据了大财阀的位置。
三井三菱等大财阀是亦官亦民，被称为“政商”。他们直接干预、支持政府的运行，并从政府得到特权。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井等幕府时代的旧商人，产权是不清晰的，是受限的股份所有制，出资人只能把自己的股份传继，不能分割转让，也不能拿取本金，只能根据规定领取经营的利益，投资优先。
经营者则由招聘而来，或长期培养选拔，出资人不能随意干预经营。这种受限所有制被称为财阀“总有制”。这种“总有制”演变成今天日本的经营者支配体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股东的牟利趋向对企业经营的刺激微乎其微。
中世纪的日本与中国一样，以农为本，也引进中国的“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当然“士”
不相同。中世纪的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是靠科举产生的文官支配的社会，统治中国的是“文士”。日本相对落后是封建社会，统治社会的是“武士”，武士们信奉暴力，还没有把自身的统治意识形态化，集中化。日本虽然也从中国引进了儒教，但儒教对武士阶级没有行为规范，日本实际不是儒教国家。中日两国的中坚阶层“士”的差异，导致了中国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从各自的文化传统，去理解和学习西方。百年前，各自引导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现在中国的文士又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准备全盘引进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精英阶层对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的现状和变迁完全没有了解。完全凭中国传统的小农-手工业自由市场思想去理解现代工业经济，凭中国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去接受西方作为装饰品的民主自由。结果改革到现在，南辕北辙，离西方的经济政治体制越来越远，越来越回归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结构，基层组织瓦解，重新走上了依附型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