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社会大学实践系
“街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和任性，因此很难讲他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欲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哥哥正是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
第二天一早，哥哥写了一封信，尖锐无情地斥责了那个极左的班主任。我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
“……您这种做法，对无辜的心灵是残酷的扼
杀。做为一个教师，这样做无异于犯罪。如果有一天
我当教师，我决不像您这样对待学生……”
“唉，你写这干嘛！”母亲虽然深深地同情他，却又不满地说道，“你写了，他就能改了？”
“虽然改不了，”哥哥一面贴着邮票一面说，“也要触一触他的灵魂。”
“管什么用？你要不给他提意见，也许还不至于……”
“他对不提意见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就好了？”哥哥反驳道。
其实，哥哥那时候还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意识到这类问题深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根源。但哥哥决不忍气吞声，他要回击。他给高教部也写了信，控告班主任打击报复——一他那时还没有更充分确凿的事实来证明，班主任的作梗其实只是社会上极左势力微小的一部分;但他要向扼杀青年的恶势力宣战。他用这封信向中学时代做了诀别，也用这封信表明了他决不退缩的抱负和恒心。
“没考上就没考上吧，不分配就不分配，没什么了不起。找个工作也不是找不着，早点儿工作，满好。”吃饭的时候，妈妈安慰着哥哥。
哥哥一直默默地吃饭，这时抬起头，平静地说：
“妈，我已经考虑过了，咱家经济确实很困难。但是我打算自学一年，希望您支持我再考一次大学。”
母亲听了一愣，随后，脸上渐渐阴沉起来。
哥哥继续说道：“如果说因为班主任作梗没能考上大学，现在我摆脱了他，倒是件好事。我想再试验一次，看在没有人作梗的情况下，我能不能考上？如果我再考不上，您放心，我再不考了，一定去工作。”
“有几个社会青年考上了大学的？”母亲皱着眉说道。
“既然高教部有这规定，就可以试试。或许，那些人的成绩都不太好？也未可知。我一定要再试一次。”
“五年不是简单的呀。”母亲沉着脸，为难地说道，“这五年，可怎么供应？一个大学生，每个月没有25元，下不来！申请助学金，咱们又不够条件，全家总不能不生活呀！”
“我想好了，妈。如果自学这二年的基础我打得特别好，上大学就不太吃力，尤其是英文俄文。我可以白天上学，晚上翻译点外文资料，挣些钱来减轻你的负担。泽涵的父亲在情报研究所，要点资料翻译不成问题，我已经问过他父亲了。”
哥哥在家自学。他找来了大学中文系必读的书目，虽然那些书他大部分都读过。他也不因此懈怠，反而加倍地用起功来。从线装的古书《史记》、《孙子兵法》到《新约》、《旧约》，他都要涉猎和钻研。为了他如此博览群书，亲友们曾担心地劝过他：“知识太多太杂了危险哪。”他们所说的危险，就是怕知识多了，头脑比一般人的复杂、想得多，对社会有看法，因而倒霉。然而哥哥听到这劝告只是不介意地一笑，他决心要做一个书本和实践知识都丰富的人。
他的学识常使他的学友们暗中钦佩。我听见他的高中学友刘健华和曹泽涵对母亲说过：
“伯母，罗克的水平我们都赶不上，可惜这么一个人人才……”
1960年底，报纸上第一次号召青年人到农村去，去做有文化的新农民。
哥哥自愿报名去郊区公社当农民，把申请书交给了东四街道办事处。
“哥哥，”我说，“妈妈希望你上工厂呀，你干嘛非要去当农民呢？”
我想了解社会，了解各个阶层，”他说，“从中也锻炼我自己，妈仅仅从经济上考虑，这是庸俗的想法。先别告诉妈。”
他一面等着批准，一面仍顽强地自学，在生活上也比以前更刻苦了。过去他上高中，母亲无论怎样紧，也要每月给他五元零用，他把绝大部分钱用来买书。自从未考上大学，哥哥便自动对母亲说：“妈，我只要一元就够了。”
“你总不能那么紧吧？”母亲见他执意不肯多要，有些生气地说，“咱们干脆来个折中，每月给你两块钱吧。万一你来个同学出趟门儿呢，手里哪儿能一分没有！”
哥哥同意了。洗澡，他在家里洗，这样又省了几毛钱。他无钱买书，便借书看。他把这一元钱用得不能再省，但是当我们生日时，他仍要送礼物给我们。有时还要带着干粮骑自行车和同学远游，买些纸、笔等等。每天早上，他骑着家里那辆旧自行车去北京图书馆，像上学一样地遵守时间，并坚持锻炼身体，毫不懈怠。为了把这一年当做两年、三年来学，他在怎样刻苦地用功啊
那时，哥哥写了一个剧本《法官与罪犯》，内容是：一母所生的兄弟两个，由于弟弟一生下来便给了人，不通音信，长大后兄弟二人互不相识。在他们相见的那天，哥哥已成了罪犯————为出身问题鸣不平的政治犯，而审判他的正是“出身好”的弟弟。他们的母亲是资本家，由于社会所承认的“衣裳”的价值，他们一个成了“反动透顶”的罪犯，一个成了响当当的“革命者”。
可惜这个剧本在文化大革命时和他写的许许多多文稿一起烧掉了。
哥哥的小屋，在我眼里，赛过所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我一定要画下它，留个纪念。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人们要纪念它。一天，哥哥去图书馆时，我进了这小屋，画了一张水彩画。我画下了它的全貌，多希望有一天它能成为一本书里的插图！
1961年2月6日上午，只听邮递员在大门外喊道：
“遇罗克的信！”
哥哥跑出小屋。他一面看信，一面兴奋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
“什么好事，罗克？”院里的四家邻居都探头问道。
“红星人民公社让我在一星期之内去报到！”
邻居们听了大不以为然。
“我立刻去迁户口！”他匆匆走进屋，忙着找户口本、粮本、副食本。
“罗克呀，你急什么？”姥姥说道，“再有一两天就卖春节
的供应品了，一年才这么一回，差一天你都等不了？”
“等不了，等不了。”他故意用淘气的声调说。
“再说，也得等你妈回来呀。”
“等不了，等不了！”哥哥做了个鬼脸跑。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姥姥十分惋惜那些即将到手的副食品。
哥哥迁户口回来，吃完午饭，便收拾行装，首先放在包
裹里的便是书、纸、本、笔，其次放了个脸盆，拿了几件衣服。
“不要弄乱我的小屋，”哥哥嘱咐我们道，“星期天我还得用它呢。
再见了，小屋！哥哥临走时最后向它瞥了一眼。小屋的门紧闭着，像在静静地等待主人的归来。
我们帮他拿着行李上了汽车。他在车窗里探出头来嘱咐我们：
“我会给你们来信的，叫妈不用惦记！”
汽车扬起一股尘烟，矫健的雏鹰向蓝天飞去了……
他走了，家里却像少了不止一个人，有些空落落的。我似乎有更多的时间去想他。这时，我回忆起他儿时到现在的成长过程，他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更深深地觉得，这是一位多么杰出、勇于奋斗的人才啊！
四天以后—1961年2月10日，接到哥哥的第一封信：
妈妈姥姥
我平安地到了这里，一切顺利。领导对我很热情，将我安排在莱园小队。这小队包括温室组。初来乍到，远远看到几个碉堡模样的圆形建筑，原来是培养蘑菇的温室。莱园小队共三十个高中学生，我们算是农业工人，先发给工资二十五元。住宿舍、有食堂、饭票制。食堂莱给得很多，很便宜。主食是大米饭和馒头。我第一次领到工资，可高兴了。买了几块钱饭票，给您买了瓶好酒，给姥姥凭票买了半斤点心，还买了些大葱和鸡蛋。这些好吃的都放在床底下。剩下的钱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时交给您。
来到农村
切刀尚好
夜间出门
谨防狗咬
罗克
1961年2月8日
“这孩子，没正经的！”母亲哭笑不得地说，“也不等我回来就迁了户口跑农村去了！和谁商量啦？真是要多任性有多任性！工厂找个工作还成回题？不听，非要跑农村受苦去！唉！幸亏是农业工人挣工资！”又对我们说，“还有你们一封呢！”
我和弟弟欣喜地打开信看起来：
最想念的妹妹弟弟们！
今天我已经上了社会大学的第一课—扛阳畦的草苦。二百来斤重的草苦，社员一扛就走，可我却感到十分吃力。队长要把我调到温室组去，我拒绝了。别人扛得动，为什么我就扛不动？咬咬牙，一天到底干下来了，虽然疲累不堪，但心里格外轻松。
愿你们常给我来信！
你们的好哥哥灯下草
“好哥哥”————他常这样调皮地自称。当然，他是受之无愧的！
星期六傍晚，哥哥回来了。他黑了，显得高了些，肩膀也显得宽了。他把钱都交给母亲，母亲让他留了五元零用，她感到十分欣慰。
哥哥又从中抽出一元对姥姥说：“这一元您买戏票吧！以后我每月孝敬您一元。”
“好小子，”姥姥笑得合不拢嘴，“姥姥也花上你的钱了！”
“以后那一元由我给吧。”母亲说，“你的五元零花就是你的，每月我收你十块钱足够，我给你存起来。”
其实，父亲劳教还未期满，家里正艰难，母亲想把钱存起来是做不到的。
他在罗勉那本书的扉页上题词：
书本是海洋，
字句是波浪，
眼睛是帆船，
载着你呀，
到“抱着天的怀里”去游荡！
“这‘抱着天的怀里是什么意思呢？”
他解释道：“这句是外国一本儿童诗里的—蓝天问大海：大海，你为什么这么蓝？大海回答：“因为我的怀里，抱着美丽的天。你看，写得多美！”
他给罗文讲了一篇最著名的西班牙童话为什么好，又翻着《裴多菲诗选》说：
“‘爱情、自由’是裴多菲最有名的一首，”他背着手，在屋里踱着，背诵道，“爱情、自由，人们要的就是这两！为了爱情，我献出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写得多好！柔石译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还有这一首，”他翻着书，找到那首《路上》，指给我看道，“这首写得也好。一个多年不见母亲的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想着一会儿见到母亲将说些什么，但是一到家，什么话都没了，只是吻着母亲，像果实挂在枝头’，多逼真动人！”
“哼，你还知道这个！”母亲一撇嘴说道。其实，她心里不定多高兴呢。
母亲对哥哥的职业越来越满意。这不仅是哥哥每月给母亲十元，后来长了工资便给十五元，更因为这两年的副食紧张，多亏了哥哥每星期给家买奶油、撑死的填鸭等营养品。她常幻想着退了休到哥哥那里去养老，等哥哥结了婚抱孙子呢！可是，哥哥有女朋友吗？我从没发现过。也从没听见他和他的学友们谈论过女人。哦，那个儿童时代的大眼睛小姑娘，像童话般地消失了。虽然再没听哥哥提起过她，可我却不止一次地回忆起他那位儿童时代的“美人”：她那在郊外野餐时快乐的尖叫声;她在我们百草园里将一大把合欢花包在绿叶里的新奇的发明;她站在门廊下望着靠石柱坐着的哥哥，二人想入非非地说着什么……初中、高中，哥哥全是在男校度过，也许他爱过，但那是对男孩子的纯洁的爱，在他的日记里，记载过对一个男孩子的爱，就像对一个恋人那样钟情。但是他们什么行为也没有，所有的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动作，所有的只是哥哥在日记里的热烈澎湃的感情，那个男孩子却未必知道……成年了，美妙的儿童时代和情思勃动的少年时代过去了，却始终没有发现哥哥有过女朋友。呵，那是有一次，正值哥哥公休时，我走过他的桌边，瞥见一首他刚刚写完的诗，那一行行清秀的小字十分吸引我，便看起来。
桑田里桑树多美，
桑叶儿飒飒低语。
遇见了我的人儿
我心里多么欢喜！
桑田里桑树多美，
蟋蟀将琴弦弹起。
遇见了我的人儿。
……
这诗既像民歌，又像自由体，读起来朴实亲切，朗朗上口。写在一张横格纸上，有一两处涂抹的痕迹。他写的是谁呢？是不是要投稿？不像……我不由一个个回忆起那里的女孩子来……会不会是她？我想起女宿舍里一位活泼伶俐的女孩子，是广播员，也是新去的农工，高中毕业生……正想着，哥哥进屋来了，我赶紧离开桌子，假装干这干那地瞎忙乎着，一面却偷偷观察他打算把这首诗如何处理。如果他是准备投稿，我倒会免去全部猜测。只见他站在桌边对着那首诗心事重重地发愣，然后沉思地拿起来，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撕了……
也许，那是朦胧的、由于各种因素而天折的爱情？谁知道呢！
我知道哥哥绝不是禁欲主义者，虽然他的一生始终是严肃的。他的感情含蓄而丰富，他渴望爱。
1961年9月，我考上了工艺美术学校。心里高兴极了，竟举着报到通知书在院子里欢蹦了半天。
“这下我可有盼头了啦，”母亲那天多喝了半盅酒，显得很高兴，“熬出一个是一个呀。看来，只有上中专这条路最好。学校管吃管住，出来就是技术员，满不坏！”……
哥哥听了我考上中专的喜讯，兴奋地对我说：
“你缺什么？我一定要送你点儿东西。
他去工艺美术服务部买了水彩、画笔和速写本，在那亚麻布面、印着奔跑的小鹿的速写本里，题上他的《祝词》
我祝你幸福；
前进吧，
你踏上了理想的道路。
但愿你许血于轩辕；
但愿你忠实于艺术。
我祝你幸福；
勤奋吧，
你锻炼得精力永充足。
但愿你征途中饱经风险；
但愿你青春的活力把万难排除。
我祝你幸福；
幻想吧，
你憧憬着夺妙的前途。
但愿你开放得争梅斗菊；
但愿你吸吮大自然的温柔。
扬帆、
击鼓，
祝你
幸福！
好哥哥罗克
六一年九月。
晚上，我躺在床上，心里那么幸福、快乐，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哥哥那劲秀、清晰的笔迹。快乐之外，又隐隐地感到悲哀。我多么希望也能写一首祝贺他考上地质学院的诗啊。
哥哥酷爱大自然。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农村，每逢星期天仍不减从小就喜欢远游的兴致。他与要好的学友，偶尔带上我和弟弟们，去登山、游泳。下大雪去爬长城，秋天看红叶，夏日游昆明湖……这些成了他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内容。在自然的怀抱里，那柔和的风，那辽阔的景，一下子便荡涤了他胸中的苦闷，使他豁然开朗，感到自已是天地的儿子、国家的主人，感到奋斗之乐，不屈之美……呵，他从自然之母那里得到了多少美的感受和动力呵！每逢远游，他总要做一
首诗或词来纪念一天的感受。
1961年秋天，他和好友们登香山“鬼见愁”，作了一首词：
游仙·登香山鬼见愁
巨石抖，
把乾坤搂。
千古奇峰人共有。
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
山下渺渺茫茫。
来路崎岖征路长，
那堪回首眺望！
这首词，在1962年3月31日我生日时，他买了一个天蓝色塑料皮的大日记本，工工整整地抄在扉页上，送给了我。
1962年7月，哥哥和农村的两位好友，好不容易取得了公社同意，去报考师大中文系。他们多么想上大学呵！尽管三人成绩都很优异，却由于出身问题，硬是叫大队卡住了。血统论的流毒是无处不在的！虽然哥哥在家里不愿多提这事，不露声色，但他不定多痛苦呢。
1962年8月中旬，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哥哥对我说：“你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呢，最近我们菜园忙不过来，招家属临时工，一天一块钱。你在家呆着也没事，不如去干上十天，还能挣十块呢，买点书也是好的。再说，你了解了解农村生活，对你也没坏处。”
“好吧。”我欣然同意了
上午，哥哥让我和他一同去首都图书馆还书借书，为了让下乡青年们有书读，哥哥想方设法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每次可借阅二十本，哥哥自动担负起还书借书的任务。下午，我帮他拿着沉甸甸的书，一同上路了。书包里还有他给当地社员代买的茶叶等小物品。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完成社员托付他的采办任务。买回来的东西交代得一清二楚，不差分毫。我亲眼看到，那些男女青年都和他相处得那么亲热和自然。
我在家属队干活，哥哥在壮劳力组。这天，他那组也和家属队在一块地里劳动。家属们一边干一边聊着天，手脚却飞快！我使劲赶才勉强撵上她们。使我吃惊的是，哥哥干得并不算慢。他蹲在菜地里，一反平日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飞快地间着菜苗。他那不甘落后的姿势，那闪亮的眼镜、紧闭的嘴角、瘦弱的后背，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当时我只佩服他，却并没想到他何以会这样顽强……
好不容易盼到歇息，大嫂们鼓励我说：
“行，干两天就好啦。你哥哥乍一来，还不顶你呢。
“罗锦，干得下来吗？”哥哥从那边走过来问道。
“干得下来。”我勉强回答。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社员从那头走来，老远就喊：
“喂！伊拉克（社员们按照哥哥名字的谐音给他起的外号），昨儿个，那工分你咋给我记的呀？”
这时我才知道哥哥原来是记工员。
“怎么了？”哥哥望了他一眼，坐在田埂上，好像不屑于再看他似的，把目光投向菜地。
“我明明干了一天，你咋给我记了三憩儿？”
“下午那半憩儿你哪儿去了？”哥哥望着菜地微微一笑。
“你说我哪儿去了？”他显得很有理。
“还是你说吧。”
“我说就我说，不信你问问—”
“甭问了，”哥哥沉静地说，“你当我不知道呢？下午那憩儿，你大儿子来找你，你回去一会儿，回来打个照面又溜了你当我不知道呢！”
几个社员笑了，直到这时，哥哥才轻松而锐利地盯了他一眼。
那个圆睁的小眼睛和哥哥的目光对视了两三秒钟，似乎还想耍赖，却又噗哧乐了，无奈地笑嚷道：
“好你个伊拉克，我算服了你了！也难说，你小子比别人多俩眼睛！”说罢，拾起一块土疙瘩随便一扔，悻悻地去了。
“这赖瓜？”一个社员不满地笑道，“记工员这差事不好当，就是爱得罪人！”
“因为有空子可钻，有人才敢赖，”哥哥说，“如果都一丝不苟，没空子可钻，就没人敢赖了。”
“不是说，”一位大嫂一边往包袱皮里装间出的菜苗，一边说，“听我们当家的说，那次上馆子吃饭，有伊拉克在旁边，谁也不敢往兜里装瓷勺、小盘儿什么的，谁知他身上怎么有股神光儿？”
这句话把哥哥也说乐了。
干了四天，手上打了泡，一握农具生疼，腿酸腰也酸，我真不想干了。
好像什么也瞒不过哥哥，他似乎早已看出我的心思，一开始，他这么鼓励我：
“还有人想跟你交朋友呢。”
他看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又说：
“画呀！你不是带着水彩和纸呀？你看，这儿的风景多美，要是我，早利用中午时间画它一张了。”
“嗯。”我勉强地答应着
“手疼吗？腰酸？不要紧，过两天就好了。这不比在学校下乡劳动。你们家属队的活儿算最轻的了。我们用锹翻菜畦，不比你们累？可我也干过来了。她们还夸你能干呢，坚持坚持就好了。”
第五天，我又勉勉强强干了半天。中午收工时，我向宿舍走去。钻过一片玉米地，只见哥哥也扛着铁锹从另一块地里出来了。一见我，他就从破旧的制服口袋里掏出个桃子递给我说：
“你尝尝，甜极了，我们这儿的特产，刚才一个社员给我的，我刚咬了一口就想起你。你要是嫌脏，用水洗洗再吃。”
本来我想用水洗洗，一听这话，心里十分感动，反倒不嫌脏了，就吃了起来。我们俩向宿舍走去。我没话，他也没话。好像他已知道了我心里在想什么。
“哥哥，”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想回家了。”
“你真决定走？”
“嗯……我还想多练练画呢。”
这话根本不值一驳。然而哥哥却不说什么，也不挽留，这反倒使我更加惭愧。
“好吧，”他的语气平静而温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今天吧。”我嗫嚅着说。
“嗯。晚上我送你去车站。九点钟奶牛场有送奶的卡车直达东单。坐那个车还能省几毛钱，又快。下午你不愿意干活就杲半天吧，我还是希望你再坚持干几天。”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觉得太对不起哥哥的爱护和关切，可是又不能摆脱怕普怕累的想法，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午饭后。我坐在哥哥的床上，看到他枕边放着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两本哲学著作。这两本书，我记得他以前都看过。
书底下是他的读书笔记，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在摘录旁注着各式各样的批语，如：“哈，抓住小辫子了！”“可笑”、深刻”“妙”、“讽刺、注意”等等。有些是反问作者的语句，仿佛在他面前的作者是一位相当熟的朋友。
枕边还有一本俄文版的中篇小说《阿霞》。雇页上写道：“没用字典读完此书，足可纪念也。”枕上方的墙壁上用图钉按着一小方块白纸，写着本月的读书计划，劳碌了一天的哥哥，就是这样顽强地学习着。我的心哪，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天还不太黑，自行车在水渠那狭窄的土埂上行驶，中间早已被行人踩成微凹的、光溜溜的羊肠小道。宿舍渐渐被甩在身后，与昏暗的夜色溶成一片了。水沟边黑黝黝的高大树木哗哗作响，似乎在催促着黎明的到来。美丽的影子倾洒在流动的河水上，映着月光，抖抖地闪动着。沁人肺腑的田野香气扑鼻而来，倍觉爽快。深沉、寂静、蕴藏着无穷生命的田野呵！
星星像一盏盏灯挂在天边，正静静地望着我和哥哥呢。他骑车带着我，我时时担心他万一摔倒。前轮有时微微一歪，我就一惊，真怕我们俩都掉到沟里去。哦，他微驼的却有力的后背，他这散发着亲切气息的破旧衣服，那每一条衣褶、每一根布丝都浸透着多少苦辣酸甜呵！我不由得轻轻捏住他衣服的后襟，仿佛生怕失去他。我们平安地驶过一段路，又步行着穿过了一片草地。夜雾打湿了草梢，我们的裤腿都湿了。一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静极了。只有苍黑的田野和银色的月光，只有我们踏着青草的唰唰声和蟋蟀那动听的鸣唱。一……路上，我问他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他给我讲着路过一片葡萄园时，他给我讲社员偷葡萄的巧妙方法————如何把守夜人引到另一边去……
到了奶牛场，正好有几个搭那辆车回家的女青年，她们叽叽嘎嘎笑着和哥哥打招呼，也都亲切地管他叫“伊拉克”。
一年来，哥哥的处女作《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和《评影片〈刘三姐》相继问世了。他高兴得在小屋里跳跃，险些撞破了低矮的纸棚。
他买了一条浅粉色的缎带，天蓝色电光线，订了一个大硬皮本，扉页贴着自己一张四寸的半身像，他对我说：
“今后，凡是发表的文章，我都装订在这大本子里，作为一个文集。”
文章的发表给了他无限的力量，他又看到了自己的前途。
定名为《前途文集》。这个集子如今还在中级法院。
有一次，我读了一本美国小说《小妇人》，很想动笔给哥哥写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写信：
哥哥：
当暑假那天你带着我在田野上行驶时，我心里就骂着自己是逃兵，可是我又没有勇气承认。直到今天，想起我如何怕苦怕累，心里总不安。我读了一本《小妇人》，里面的乔多么像我呵！我真喜欢她的性格，可是不如她有勇气。后来，她嫁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穷教授，这结局似乎令人奇怪，可是叉很能说明她的性格。我还看了一本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我真喜欢……
哥哥很快便回了信
罗锦：
你的信我看了两遍，并把它珍贵地保存起来。我真高兴你能写出你的读书感想。可是，光是喜欢还不够。人的面前有两类知识。一类是业务知识，一类是人的知识，这两类知识我们都要认真地学习。《热爱生命》这篇小说，列宁曾给予高度评价。它道出了强者的力量，道出了生命的价值。《小妇人》我也看过，写得细膩逼真。我也喜欢乔的性格。但是，如果看书以喜欢不喜欢为满足，读书就成了消遣。应当学习作者熟练地掌握各阶层人物的语言和思想方法……你是搞艺术的，应当多涉猎文学作品，以此开阔自己的艺术眼界。我建议你订一个读书计划。现在我初步帮你拟一个，供你参考：1.车尔尼雪夫
斯基的《怎么办》，2.托尔斯泰的……
这封信里，他列了几十本各国的名著，我都未看过。我望着哥哥那清晰、劲秀、有些局促的笔迹，呵，他在我的心里一下子高大起来————哥哥，不仅是我的兄长，还是我的良师。他多么值得我敬爱呀！从这以后，我照哥哥的书单一本接一本地看了起来。后来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
这期间，母亲给哥哥介绍过一次对象。也许她看哥哥已经二十岁了，还没有女朋友，想实行做母亲的关心吧。然而仅仅这一次，却弄得大家尴尬万分。
说来话长。1961年9月我考取美术学校，开学报到那天，哥哥曾特意请了假和母亲一同去送我。我们高兴地在汽车上说着话，一位长得挺漂亮的姑娘直瞅我们，她身边也有件行李。
“你是工艺美校的吗？”她凑过来间，“新生吧？”
“是呀。你呢？”
“我也是那学校的。今年读三年级了。”
“噢，”母亲望着她笑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德。”
“你哪一个专业的？”
“雕塑。”
“雕塑都包括什么？”哥哥问她。
她回答了哥哥的问题，我们又闲谈了些别的。
母亲对德似乎很有好感。每逢星期日我一回家，母亲就问到她。因此我也有意地和德接近起来。
1962年哥哥的文章发表后，德对哥哥似乎很感兴趣，问了一些哥哥的事。我把这新奇的发现告诉了母亲。父亲这时已劳教期满回家，每日在家里翻译外文资料挣些钱以补家用。
“你哥哥也不小了，”母亲说，“要说交个朋友也不算早了，可以多了解几年嘛。”
父亲这时插问道：“她漂亮吗？”
“你就知道漂亮不漂亮！”母亲不满地顶撞他。
“你看你妈，”父亲温和地笑道，“一问漂亮不漂亮你妈准
生气。”
“我生什么气？”母亲一跺脚，从这个凳子上站起来，却又坐到另一个凳子上去了。
“我哥哥能同意吗？”我怀疑地问。
“他有什么不同意？”
母亲胸有成竹，“人长得挺漂亮，又是中专生，再有一年她就毕业了，就是技术员。这样的对象可不好找哇！再说，那天在汽车上，你哥哥一个劲儿瞅她，我早看在眼里了。”
我有点儿怀疑母亲的观察。
“这事应当先问问哥哥吧？”
“不用问，”母亲满有把握地说，“一问，见了面倒不自然。你只问问德就行了，她若同意，下星期日你请她到咱们家来吃午饭，我做几个菜。等我瞅个机会，让他们俩出去走走，这事就成了。
看母亲那十拿九稳的神气，我也似乎相信了。
星期天，我和德一起进了家门。从父亲的眼光中，知道他对德还是满意的。母亲又像1957年以前每次迎接客人那样，张着两臂，微微哈着腰，迈着快步子，满面春风，像要拥抱谁似地从里屋走出来，热情地招呼道：
“噢————，来啦，姑娘！来啦，就等着你哪！”
德很有礼貌地向父母打了招呼。母亲忙着张罗，给她倒茶，一面闲聊着。
“我哥哥呢？”我问母亲
“我叫他买酒菜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姑娘，中午在这儿吃个便饭，我做几个菜你尝尝……”
这时，哥哥买了东西回来，一见德便说
“哦，那次在汽车上遇见的不就是你吗？”
他和德随便地聊着，母亲知趣地紧忙到里屋淘米洗菜去了，
我们三个闲聊了一会儿，母亲一定觉得该“趁热打铁”了，
便端着正淘米的盆，站在里屋门口，笑盈盈地对哥哥和德说道：
“我看，你们俩不出去走走？一会儿回来吃饭？”
哥哥先是一愣，立即便红了脸，像抑制着无比的气愤，咕噜了一句：“庸俗！”便推开屋门，朝大门口扬长而去。
不用说我们当时都呆若木鸡，也不用说母亲气得脸直泛白。单说德吧，那处境十分尴尬。她很快便告辞了，无论我送她时怎么解释，她也不再理我。
傍晚时哥哥才回来，若无其事一般。见我们心绪不佳，他便也不理我们，吃完晚饭就回公社去了。临走时，他悄悄地瞪了我一眼，愤然地说道：“你也干这种事！”
哥哥走后，母亲气得发誓嚷道：
“我今后要是再管这小子，我不是他妈！”
我和父亲觉得很对不住哥哥————真的，我们的做法太不好了，为什么不事先征求他的同意呢？
很久以后，我才好意思问哥哥对这件事的想法。他说：
“我最反对介绍什么对象。何况你们连问都没问过我，怎么知道我必定喜欢她？一个人最应当注重心灵的美。我觉得她很一般。”
一直到哥哥被捕，也没有发现他有过女朋友。也许是他没有遇到理想的人吧。或许，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更丰富的世界？
农村是哥哥进入社会大学的第一课。在那儿，他结交了和他志趣相投的朋友一同苦读;在那儿，他经受了艰苦的劳动磨炼;在那儿，他熟悉了广大的农民;在那儿，他开始认真地调查了社会之一角。
哥哥是最不幸而又最幸者。他不幸————在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极左思潮所带来的种种政治恶运;他幸运————正是这种逆境造就出后来的遇罗克。
呵，农村！大多数学生刚来时抱了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呵！他们幻想着老贫下中农的关切备至，幻想着大嫂们给他们缝补破了的衣裳……时过不久，学生们的幻想很快地自生自灭了。而他们不得不惊异地发现，始终态度冷静、始终情绪饱满的就是哥哥。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用瓜菜代粮吃。生活中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吃不饱，体力跟不上。
然而，哥哥从不叫苦，在田里仍是满头大汗地干着。初学农活时的笨手笨脚常常引起社员们善意的哄笑，每逢这时，哥哥只微微一笑，抬袖擦擦额头、鼻尖上的“白毛汗”，便又不自量力地干去。他在劳动中顽强的毅力，那单薄的身体劳动时的英姿，那始终持久的乐观和自信，感动了多少人呵。
由于下乡来的学生出身都不好，不久就传出一种说法：这是一些“反动学生”，不得不来的……
一位姓贾的戴眼镜的文弱书生，因“无理殴打温室小队长，蓄意报复”，被开除了。
不久，又有五个学生被调走，分散到不同单位，因为他结成了“反党小集团”。
学生们的心灵又罩上了阴影————在这儿，仍逃不过“与众不同”的命运呵！终于，有的人走了，被骂为“逃兵”;有些年龄大的，开始筹划未来的小家庭。
当许多青年感到委屈、失望、迷惘的时候，哥哥却显得那样清醒、乐观、坚定、有力。
对荒谬、反动的血统论，他怀着更深的愤懑。在他的《前途文集》中，他由衷地表述了自己的情绪。
上工路上，他一路谈笑风生，随便地同过往的熟人打招呼、开玩笑。碰到哪个女工大嫂抱着孩子，他会过去拉住孩子的小手，挤眉弄眼地作怪相，逗得孩子咯咯笑，他自己也笑成了孩子。
哥哥所住的宿舍在大队部院里，共住八个人。两个老农工，两个原市委党校教师—“右派”，一个下放的中学教员和三个新农业工人————哥哥、小叶和小王（和他同考大学的朋友）。
“少年幸遇读书风”————这是哥哥在一首诗里写的一句。劳累了一天以后，同宿舍的朋友们又开始读书的竞赛————看谁最后熄灯。
哥哥让罗文做了个土台灯，灯柱和灯座都用木头削成，灯罩是用画报纸糊的，放在一张三人共用的“床头桌”上。这桌子，就是一只板条包装箱，口朝里，用砖支起来，像小学的课桌一样。箱面再糊一张报纸。
每天晚上，哥哥、小叶和小王，按照哥哥的提议，先轮流在桌上练习几篇毛笔字，然后便各自看书。
他读书很勤奋，并非处处都懂，倒是确实的。但他总是抱着一定的探索目的，尽自己的水平去穷究底蕴，吸取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哥哥具有这样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只要你不自甘颓废，那么在同他相处时，你就不得不调动起全部自尊和毅力同他“竞争”，以做一个值得他结识的人为快。他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会反照出你自己的盲目和虚浮，使你惭愧，促你奋进。当环境不利于人的求知上进，平庸颓废极易流行的时候，这种影响的存在是多么可贵啊！
在宿舍里读书的条件是艰苦的：拥挤、嘈杂;附近一个很大的粪池溢出难闻的气味;电井房机声不断。这里是蚁蝇最多的地方，宿舍既无纱窗，又无竹帘，只能任由蚊蝇横行。
为了静坐读书，要穿上很厚的布衣裤。将裤脚、袖头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才对付得了。盛夏，哥哥就是穿着这样铠甲似的衣服，一晚一晚地在灯下读着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及《世界哲学原著选读》……
经历了第二次高考落选的失望和打击，三个年轻人又希望去当兵，用热血表明自己的红心。但是，连体检都未被批准————军队里哪能要出身不好的呢？
他沉默了，彷徨了。菜园里再也听不到他那咯咯的笑声了。
“实在不行，我们就去钻象棋。看来只有这一样是不用看家庭出身的。”他对小叶说。
呵，这话多么使人心惊！“实在不行”这几个字，小叶还是第一次听到……
一天打歇时候，有个叫张小四儿的青年农工，平时常爱同哥哥开玩笑的，这天不知说了句什么，两人竟抱在地上滚了起来。哥哥那瘦弱的身子好像突然增长了无穷的力气，简直不顾一切了。开始有些围观者还打气、助威，以为两人在玩闹。后来还是张小四儿发觉不对头了，赶快松开手爬起来，瞪着惊诧的大眼睛，喘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你怎么啦？！……”
哥哥红着脸，谁也不看，带着满身的土，一声不响地坐到一边去了。他的神色很不好，激动中流露出内心的自责。
张小四儿还在一边吃惊地望着他：“怎么了，这是？真急啦！……”
是呵，他不能明白。他一向无忧无虑，因为他一身清白。虽然哥哥也一样……
哦，这是唯一一次哥哥冲动得失去了自制。过了好多天，他的情绪才渐渐恢复。但路上碰到什么人，也只是随便招呼一下，极少再开玩笑了。
为什么把人的肉体来源作为决定命运的根据？！呵，血统论，你这无所不在的恶毒的幽灵！
重复的打击落在旧的创伤上，总是倍觉沉重。他一时止步，沉默了。
但在短暂的彷徨之后，他重又奋起，开始了新的寻求和探索……
三个年轻人合写过一本诗集————《凝秀集》，由小叶用小楷誊录，小王去“荣宝斋”装订，每人一册作为纪念。但这本宝贵的诗集自没逃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他们合办过油印小报，这是哥哥提议的。虽然只出了一期，但是那期小报却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一期，小叶写了一篇《浅谈京剧音乐的板腔结构》，哥哥写了散文《涿县纪行》。在那艰苦的环境里，他们怎样发着自己的光和热呵！
1963年夏，哥哥嫌宿舍太吵，租了老乡家一间小西屋，小叶和同室的小许也租了一间，和哥哥南北紧邻。
这间土屋狭小而低矮，四壁是黄褐色的泥墙;一镳后山炕占去地下近一半面积，中等身材的人伸手可及报纸糊的顶棚。前窗下支着一张岌岌可危的“桌子”，桌角一摞书，桌上是弟弟做的那个土台灯。案头壁上贴着一张“陋室铭”，
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
“这不使人难堪么？”小叶笑道。
哥哥回答：“无论是‘鸿儒谈笑’，还是“白丁往来’，耗费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无暇多顾了。”
他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哲学外，还自修俄语、日语，临
睡前仍看各种文学书籍。
严冬，屋里像个冰窖。没有火炉，手脚冻得都伸不开。但每当他看到一段启发人的文字时，他的心都要热起来，常常忍不住走到邻屋去，把自己的幸福和激动告诉小叶他们，让朋友们和他共同享受书本的愉快。
小叶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个雪花飞舞、脸盆里的残水早已成了冰碴的一天，哥哥闪披着棉袄进来了，举着一本书，赞叹地说：
“写得太好了！你也应该看看。”
“什么书，这么大惊小怪的？”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你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呵：法学家既郑重地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
是的，是实践和书本的养分把哥哥育成了人民优秀的儿子！
1964年初，他决定离职回城—进工厂从学徒工做起，当工人。
母亲反对说：“我看，你那儿虽然是农村，生活水平可不低呀！虽然三十多块钱，可顶城里四五十元花——那儿东西又便宜，吃得好，开销又小，离城又近。将来在那儿成个家，也不错嘛。偏要回城，有什么意思？你都快二十二了，还当学徒工？一个月才拿十六块钱？
……”
她怎能理解哥哥的心思呢？她怎能知道，哥哥还有更大的抱负呢？
哥哥一下定了决心，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他终于办好了手续，要离开可爱的农村，要离开他的难忘的陋室了。他将奔赴另一个广阔的天地，去磨炼自己，继续调查社会，学习社会。
行前，他在土屋的墙上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物去人非陋室留，
斯人知唱不知愁。
永远不会被哀愁击倒的哥哥，带着深沉的爱和恨，去了。他的心情，正如他在农村所写的一首诗：
千倾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亦长。
他去了。他是向着更艰难的环境大步走去的。
首先他必须自食其力，决不能在家里吃闲饭。
那时分配工作一年比一年难。一九六四年比起他高中毕业时，工作已经很不好找了。
他在东四街道服务站，作为社会青年，填了求职登记表，等待分配工作。但是，就连求职登记表上也有“出身”一栏！
工作迟迟不分，他又绝不想在家里多吃一天闲饭，于是一次次地去催办事处：
“我家里太困难，求你们先给我找一个临时工作，一边挣些钱，一边等分配。”
“工作？……”他们终于想起了，“看传呼电话的那个老头病了，要不你先替他干着？”
“行。”哥哥从来没有虚荣心和架子。
他看过传呼电话，在换房站帮助抄过换房地址。后来由一个熟人帮忙，又去首都图书馆做临时工：整理图书目录。还去中国情报研究所管理过外文资料卡片。所到之处，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即使当时这两个地方有招工名额，他也转不了正—这样的机关谁能要出身不好的人呢？政工组是通不过的。
直到今天，首都图书馆的同志还感叹地说：
“你哥哥，多好的一个孩子呵！多少年了，他就是我们的老读者。在这儿工作时，没有人不喜欢他的。那么好学、聪明、会处人。唉！你哥哥一被捕，我们图书馆也挨了上头的批评一一怎么让这样出身的人在这儿当临时工！”
又经过朋友的帮忙，哥哥来到安外蒋宅口小学担任代课老师，并代理过一段班主任。
他是怎样爱那些孩子们哪！一个非常乱、学习成绩很差的班，在并不长的时间内，一跃而为全校成绩和纪律最好的班了。这不奇怪吗，不，因为哥哥最懂得孩子们的心。
“罗锦，”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给我画一张壁报，题目是‘光荣榜’。左边写‘谁是英雄谁是懒汉’，右边写‘光荣榜上比比看！’左下角画个懒汉，右上角画个用功的好学生。这样……”他用铅笔给我打了个格式，立即去买来一大张图画纸。
于是，每个学生名字后面插了一面活动的小红旗，就在这张壁报上比赛起来————看谁的红旗走在最前面。哥哥用自已的钱，买来铅笔、橡皮、小图书，奖励那些领先的小学生。这一鼓励非同小可！在孩子们的眼里，同样一根铅笔，老师奖给的比起自己买来的，大不一样呵！
他爱孩子们。这个班里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哪个老师也管不了。一天上课，一位最调皮的男孩子做小动作，哥哥制止不听，便叫他站起来。他气哼哼地站起来了，一脸的不在乎。
哥哥继续讲着课。过了会儿，叫他坐下，他偏不坐。有的同学笑了起来。
哥哥立即爽朗地对全班说：
“好，××认识到自己错了，老师叫他坐他都不好意思坐。我们大家欢迎他这种认识错误的态度。咱们一起鼓掌表示欢迎！
大家笑着和哥哥一起鼓起掌来。
这学生偏又一屁股坐下了，装着不介意地晃了晃脑袋。大家又笑了。
“好！”哥哥又热情、肯定地对大家说：“这回，××是真正认识自己错了，他知道刚才老师叫他坐，他不坐是不对的了。因此他坐下了。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变成一个守纪律的好孩子。咱们再一次鼓掌，为他能够认识错误表示欢迎！”
大家笑着热烈地鼓掌。这个孩子羞愧地低了头，红着脸，半天都没抬起来。而哥哥却像没看见一样，接着讲课……
从此，这个最调皮的学生对哥哥敬服得五体投地。而哥哥从不歧视任何一个孩子，一视同仁。并且常给有自卑感的学生更多的鼓励。
不光如此，每星期日，他不是带孩子们去过队日、爬山、游泳、划船，就是在他那狭长昏暗的小屋里给孩子们讲故事。他讲高尔基、列宁小时候的故事，鼓励孩子们要正直地做人，克服软弱和怯懦;他讲世界名著，各种童话，教导孩子们要诚实、善良、有礼貌。在那光线暗淡的小屋里。多少双稚气的瞪大了的眼睛在晶莹地熠熠放光啊！不论哥哥手里在做着什么，只要是孩子们一来，他便立即放下手里的事，满足孩子们的要求。
一次，我们玩具厂卖处理的铁制小手枪，二分一把。哥哥一听，立即掏出一元：
“快，罗锦，替我买五十把？”
“干嘛买这么多？”
“我给班上的学生一人一把。”
星期日，孩子们每人拿着一把小手枪，上景山和他玩军事游戏去了……
寒假，他组织了业余绘画小组，让我教孩子们画速写。教完，该做示范了，孩子们争着让我画像。哥哥指了指旁边一个期望地望着我、却又不好意思争的学生，微笑地说：
“给他画一张吧！”
当我把那孩子的画像送给他时，他的脸笑得像一朵绽开的花。
和哥哥一起走出校门，才知那孩子就是最调皮的那位学生。
“我算把他治服了，其实他很聪明。”哥哥咯咯地笑着，这天真的笑声多像个调皮的大孩子呵！
后来，他又在朝阳区小牌坊胡同小学担任代课教师。不久，由于在报上发表了批评姚文元的文章，他被学校解聘了。
幸运的是，办事处负责分配工作的徐老师认为他是一个既有头脑又有才华的青年，多方努力推荐，他终于进人民机器厂当了学徒工。那是1966年6月。
爱人者永远是被爱的。那些纯真的孩子们，在哥哥离校以后，还常来找他。而他也依旧关心他们的学习和一切，给他们讲故事。一直到他被捕，孩子们还频频来打听。一开门，总见一两个或几个孩子流着泪站在门外，难过地悄声问道：
“遇老师回来了吗？”
望着那些泪流满面的小脸，家里的人怎能不深受感动！
爱人者才会被爱！
无论在街道、机关、学校，哥哥都看到了“血统论”带来的严重恶果，看到许许多多被损伤的灵魂。他记下了真实的统计材料。
1966年6月，哥哥刚进入人民机器厂，“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便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