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因和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化为什么没有采取上述为许多国家所证明的成功模式，而是选择了超工业化阶段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从客观上看，由于中国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苏联的成功模式成为中国唯一效仿的楷模，加之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技术和设备，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从主观上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认识的局限性，以及赶超思维、要求过快、急于求成等因素，也促成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主导中国工业化建设长达30年的指导思想，置于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中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中国之所以没有按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代化的惯例，首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完成资本积累后再转入重工业，而是在国力积弱积贫的情况下，集中所有资源（或以牺牲农业和人民生活为代价）直接以重工业为工业化的切入点，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受制于贯穿整个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历史教训、立足中国国情、把握世界趋势、应对复杂国际国内形势的综合性选择。
第一，是接受惨痛历史教训的结果。新中国初期的发展目标，其实是由近代史所给定的重大问题决定的。1840年以后，在西方侵略者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大潮。在此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落后和挨打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并形成了“落后—挨打—更加落后—再次挨打”的恶性循环。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救亡图存”“求强御侮”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旋律。“近代史共识”已经给定新中国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为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需要快速工业化战略来支持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但是，中国是工业化进程的后进者，等到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之中。因此，中国早期的工业化战略，在技术内涵和跨度上就必须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差距，实行追赶战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高积累政策快速实现技术的进步和装备过程。
长期目睹落后挨打的残酷事实，遭受列强侵略压迫的屈辱感受，让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意识非常深，“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感也格外强。1949年，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既定目标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当时的国内经济仍然属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以这样的经济基础来保障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避免不再遭受西方大国的欺负，依然是没有保障的。据统计，1949年中国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其中重工业只占7.9％， (71) 而且产业部门残缺不全，设备十分落后。在制造业内部，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居主导地位，其产值占全部制造业产值的68.1％；重工业的比重较小，占全部制造业比重的31.9％，而且其中50％属于原料工业。 (72) 现代交通事业令人忧虑，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铁路通车里程仅为0.25公里。 (73)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阶段，中共领导人非常揪心中国工业的落后现实。例如，1953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就说：“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站起来了，但要完全独立，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否则还要依靠人家。工业不发展，甚至已经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孙中山说过：我们要迎头赶上。现在我们有机会赶，不然就要全盘皆输，就站不住脚。” (74) 接着，他又从战争的角度，解释了抓紧时间搞工业化的必要性，并以历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惨痛教训说明落后就要挨打。即便是在1954年，毛泽东仍在忧心忡忡地问：“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75)
重工业优先战略的确立，内含着“安全第一”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人们在遭遇重大损失和牺牲之后愿意承担高成本的改进措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1953年强调说抗美援朝和工业化都是“大仁政”，是反映民众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而优先满足民众当前的消费需要则只是“小仁政”，他反复强调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支持重工业建设上。周恩来也说，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 (76) 由此可见，这一战略的确立，仍然受制于“求强御侮”的指导思想。
第二，应对严峻国际环境的选择。众所周知，新中国是在推翻西方所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加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共产党的政权并不承认，继续维持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甚至对中国大陆采取多方面的封锁。1949年底，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的《美国在亚洲问题上的立场》报告，明确提出应“尽力防止中共从苏联集团以外的地方得到直接用于军事方面的原料和装备”，“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 (77) 受主流意识的影响，美国政府就将中国列入了“巴统”管制的国家范围。 (78)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愈加恶化，中国国家安全与和平建设受到直接威胁，这又迫使中共中央对七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部署进行调整，提出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指导思想。交战期间，美国不仅左右联合国通过了对华实行禁运的提案，还与亚洲一些国家及地区缔结双边、多边军事条约，“对中国造成新月型军事包围圈”。 (79) 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落后的国防基础，使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自然将国家安全放在了首位。在这样的意识下，为尽快建立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真正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决策层权衡再三，放弃了最初曾考虑首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想法，不得不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
薄一波在回忆当年的讨论时说：“设想多发展轻工业，按一般常识讲，一定是投资省、见效快，又能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国家多积累建设资金。但是，没有机器制造业，发展轻工业的装备从哪里来？没有钢铁等基础工业，机械制造的原材料从哪里来？没有能源和交通运输，整个经济又怎么样？仰赖进口么？办不到。一是我们没有钱，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全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也不现实。特别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实际上还同我们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我们亟须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这些因素是客观现实，不是我们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因此，我们的一五计划不能不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 (80)
1953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汇报时指出：“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 (81) 当年12月，他又在亲自修改和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进一步说明：“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提纲》还说：“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赢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要批判一切违反总路线的错误思想，如认为我国可以不要工业化，不忙于工业化，可以降低工业化速度，可以不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认为工业化对农民和一般人民不利，认为有了苏联的援助，我国的工业化就不重要等思想。” (82)
这说明，中国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正如学者孙立平在研究“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模式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外部条件的刺激和威胁下，即使是本社会内部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的积累，也必须将现代化强行启动，以摆脱自己的落后状态，消除外部威胁。这就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83)
第三，苏联的示范作用与援助。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对未来通过中美两国经济合作推进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愿景做过设想：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 (84) 但是，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得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逐渐疏离，并最终走向了对抗。在冷战既定格局下，中国也相应地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认为“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解放后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 (85)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工业化赶超的成就与经验，成为战后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的典范。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经济特点，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投巨资于国防。对苏联依赖工业化快速崛起的经验，毛泽东是非常看重的。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 (86) 张闻天（新中国成立初任驻苏大使）也郑重提出：“为了我国的工业化，我们应该忍受一切其他方面的困难与缺乏，以保证最主要的一面的充分供给。这是苏联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经验，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模范”。 (87) 这说明，中共中央提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受了苏联工业化发展经验启发的。
如果说“重工业优先发展”方针是在冷战形势下出于国防、政治安全的战略性选择的话，那么，工业化建设需要寻求外部支援则是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主动性选择。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破坏，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毛泽东根据中国面临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曾提出了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的经济政策，其中，“内外交流”是重要的经济建设方针之一。 (88) 但实际情况事与愿违。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工业化建设可资利用的国外资源被限制在十分狭小的范围，除东欧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提供有限的援助外，中国几乎失去了通过正常的国际交流获取生产资料的可能。而正在此时，苏联愿意提供贷款和大批成套设备，如抓住这个时机，中国将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实现在封锁中求生存、谋发展的目标。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优先发展重工业外，似乎别无选择。
综上所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更多的是从军事、政治战略上，而不是主要从经济发展的需要上来考虑和谋划，这也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对于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考虑而形成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能单纯以所谓的“资源禀赋”差异或“经济效益”高低的理论来分析。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并非都是直线型的，而是给政府和国家预留了相机选择的空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曾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安全比富庶更为重要。” (89)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也对国家参与发展的逻辑与合理性有所感悟，说“国家对于物质资产势必多少有所放弃或牺牲，藉以获得文化、技术和协作生产的力量；就是说，必须放弃一些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马克斯·韦伯1895年在其著名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更是指出：“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当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在民族国家中，“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不能忽视政治利益和民族利益。”换句话说，后进国家政府在发展经济时，尤其注意发展那些能富国强兵，并能尽快改善自己国际地位的产业。就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处境和需求而言，这些产业毫无疑问就是能够形成独立强大国防能力的重工业。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定之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成为必然的行动。在阐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的逻辑关系方面，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已有杰出研究成果。按照林毅夫的分析：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初始投资规模庞大，资本密集；二是资本有机构成相对比较高，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三是建设周期长，回报缓慢。这些特征决定了发展重工业必须要大规模进行资本积累与供给，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业和轻工业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启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这种需求与当时的资源禀赋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它表现在三个方面：重工业建设周期与资本禀赋的矛盾；重工业投资规模与资金动员能力的矛盾；重工业的高技术含量与外汇支付能力的矛盾。为了保证经济剩余的积累流向重工业部门，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需要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并通过对企业的国有化改造和农业集体化构建相应的微观经营机制。
也就是说，只要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按照中国的自然禀赋，就会内生出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的力量自然就要逐步淘汰市场机制，实际上也就需要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产生，还有诸如统一财经、支持战争、解决公私营经济冲突等后续效应的原因，但毫无疑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导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最为根本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