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整方针的贯彻落实
贯彻执行八字方针，首先具有恢复经济的性质，重点在于调整，其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中央先后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和《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使各方面的调整工作都有章可循，调整工作有秩序地逐步展开。
首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农业生产。主要措施有：一是明确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规定公社对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强加干涉，生产队所有的资金、物资不得无偿强行调用，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和小农具永远归社员所有；二是通过限制非农牧业活动和公社、大队所占用的农村劳动力比例，或者精减和动员城市人口回乡，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仅在1960年秋到1961年春，新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2913万人；三是通过减少粮食征购量和降低农业税，让农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通过实行退赔政策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弥补农民经济损失；四是加强工业和其他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增强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
其次，对工业进行调整。主要措施有：一是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二是对工业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把过去下放过多的权力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一级，根据中央统一领导的要求和本地区的具体情况，重新安排和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三是抓住煤炭和钢铁两个主要环节进行调整，集中主要力量使煤炭生产稳步上升，使钢材品种增加，质量提高；四是国家与企业之间实行“五定”“五保”，明确权利和义务，同时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
最后，对市场进行调整。主要措施有：一是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减轻市场需求压力，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增强市场供应能力；二是国家对粮食、棉布等18种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定量供应办法，同时对一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三是恢复“大跃进”以来撤并的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增加流通渠道。
上述政策措施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支援农业和缓解市场供应方面有所转变。农业生产开始改变前两年大幅下降的局面，1961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6％；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由上年的74.8亿元减少到26.9亿元， (1) 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人心。但是，1961年由于全党对经济形势的认识还不统一，一些同志还希望“用打补丁”的个别或局部调整办法来解决问题，“没有认识到必须后退一步才能调整”， (2) 下不了降低工农业指标的决心，因此，经济调整的步伐和成效并不明显，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在继续恶化，特别是工业生产大幅度滑坡。
针对许多领导人“情况不明，认识不足，决心不大”的问题，毛泽东先后两次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动员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思考，中央领导人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困难形势的了解，认识到“从粮食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农轻重问题，是重工业速度问题。要加以调整，填平补齐，把力量用到轻工业和农业方面来” (3) 。在此基础上，1961年八九月份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工作会议，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会议一致认为，八字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一年多了，但一直没有能够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致使调整工作不能有效进行。会议对于经济调整见事迟、见效慢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加深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困难局面的认识，增强了对贯彻执行调整方针必要性、艰巨性的认识。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了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当时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基础上，全面总结了导致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进一步认识到整个国民经济困难的程度，提出了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比较切合实际的思路和措施，增强了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自觉性和紧迫感。由于这次会议基本上统一了全党对形势、任务的认识，从而开启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新阶段。
随后的2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西楼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上，陈云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当时相当困难的经济形势，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几点意见。陈云的讲话，指明了调整的方向、主要任务和具体方法，得到了与会成员的一致赞同。会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调整工作的组织领导，商定恢复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全国财经工作和国民经济调整事宜。在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强调要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关键在于必须坚决地退够，实现大幅度调整后的综合平衡，才能建立进一步前进的基础。根据陈云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指标进行“伤筋动骨”调整的建议，对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做了普遍下调。由此，全面调整的措施就开始执行了，主要是：
第一，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对这个关系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问题，当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大幅度削减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在1961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减少67.5％的基础上，1962年又进一步减少了45.2％。同时，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的预算外基本建设投资，也得到大力控制压缩。随着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缩小，积累率也相应降低下来，从1960年的39.6％下降为1962年的10.4％。二是根据轻重缓急、需要和可能相结合的原则，大批停建缓建工程项目。1962年全国施工的基建项目削减为25000个，其中大中型项目减为1003个，分别为1960年项目数的30.5％和55.3％。对保留继续施工的基建项目，也在投资方向上进行合理调整，提高农业、支农工业、出口工业、原材料和燃料工业以及交通配套工程项目的比重。基本建设规模的压缩，投资方向的调整，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和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第二，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调整工业内部结构。1962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当年工业生产削减计划指标，把工业总产值由950亿元下调为880亿元，钢产量由750万吨下调为600万吨。同1960年的实绩比较，工业总产值下降47％，重工业总产值下降57％，钢下降68％，轻工业下降26％。与工业生产指标的大幅下调相配合，中央又对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的大改组，企业个数迅速减少。通过关、停、并、转，减少了重化工业的生产能力，优化了工业企业的内部结构，加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了整个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第三，进一步调整农业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首先是调整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缩小基本核算单位和实行灵活的管理方式。继1961年中央修改并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之后，1962年中央又决定改变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普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农村人民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规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各项配套政策，从而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其次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适当提高社员生产的自由度。一方面，扩大了自留地、自留山、饲料地的比例，明确规定其产品收入均归社员所有，国家不征农业税，不计统购；另一方面，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再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业生产。在当时国家财力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仍不断降低农业税的实际征收率，并决定按新的水平稳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税。同时，还尽力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大幅提高粮食和一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增加了农民收入，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第四，大力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中央在制定明确具体的政策、妥善安排精减人员及其家属等办法的前提下，自1961年1月开始到1963年上半年，共精减职工1940万人，除新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外，精减职工1744万人；同时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左右。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既减轻了国家工资开支和商品粮供应的压力，又增加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对恢复和发展农业、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起了巨大作用。
由于经济调整方针的大力落实，到1962年底初步理顺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经济形势出现了好转迹象。主要表现是：一是农业生产水平扭转了前三年连续下降的局面；二是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三是基本建设规模得到大量压缩，退到只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四是国家财政收支趋于平衡，市场供应紧张状况有所缓和；五是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止跌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