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革”后期的经济整顿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心力交瘁，周恩来得以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经济领域得到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1972年2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无政府主义盛行，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国家计委根据他的指示，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整顿工业的若干措施。内容主要是：（1）按照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原则，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2）恢复和健全七项管理制度，即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3）抓七项指标，即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和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4）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正常的考核晋级制度，进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和计件工资的试点工作；（5）落实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但由于张春桥的阻挠，这个文件未能正式下发。
面对经济混乱的严峻局面，1973年2月，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文件针对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过于分散，以及企业缺少责任制、分配上吃“大锅饭”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十条规定。主要内容有：加强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物价等控制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自治区或少数省辖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不准随意中断合同关系，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款和利润，不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 (28)
尽管这个文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同样没有正式下发，但其主要精神还是传达开了，从而对实际工作产生了较好的影响。经过1973年周恩来领导的大力调整，当年国民经济状况较前两年有了明显好转。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9％，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2％，其中农业增长8.4％，工业增长9.5％，粮食增长10.2％，棉花增长30.8％，财政收入增长5.6％，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3.3％，不少工业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的情况也有了转变。 (29)
1974年，“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的时机，大搞所谓“放虎归山”“第二次夺权”活动，指使他们的爪牙打着“反潮流”和“反复辟”的旗帜，到处揪斗党政军负责人和企业领导干部，全国重新出现搞串联、拉山头、不上班、打派仗的动荡局面。受此影响，工业生产骤然下降，许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全国经济形势再度恶化。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2.3％，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其中农业增长4.2％，工业总产值增长0.3％。1974年底，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重新出山，辅佐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工作。他以毛泽东此前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作为旗帜，开始对国民经济秩序进行系统整顿。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经济整顿，首先从铁路开始，接着是钢铁工业。他在整顿国民经济、改进经济体制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认识水平，集中反映在1975年7月至9月国务院主持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上。“工业二十条”明确指出，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统一领导，凡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工农业主要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重要物资的分配、主要商品的收购调拨、国家财政预算和货币发行、新增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必须由中央集中决策，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不得自行其是，国家计划要着重搞好综合平衡，重点安排好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比例关系等，计划的制订要进行逐级平衡，订出全国统一的计划；中央下放给地方的企业及地方原有的大中型企业，原则上由省、市、自治区和省辖市领导，不能再往下放，中央各部对这些企业要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管理。 (30)
邓小平后来曾说：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31) 。实际上，1975年的整顿只是向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的宣战。在此过程中，部分放弃了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部分恢复了被造反派作为“修正主义”而彻底“砸烂”了的苏式管理办法，或者说就是尽可能复原比较“正规的”计划经济，来克服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通过这次整顿，中国经济有了新的起色。当年社会总产值增长11.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经济重新走上好转的趋势。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挑唆，加之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革”的错误，毛泽东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整顿被迫中断，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政治经济混乱。
总体上说，“文革”时期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多变，多变导致了经济运行的严重混乱。虽然用行政权力配置和调动资源这一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继续保留，但经济政策更多了行政命令成分，缺少了科学理性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