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进行的经济调整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初步克服了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衡问题，而且纠正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在经济调整方针出台的过程中，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积极支持大引进计划的领导人，几月之间转而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方针。这里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信赖陈云对经济运行的洞察力，另一部分原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领域矛盾的不断暴露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他们自己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反思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战略，引申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应该怎么走的重大课题。应该说，要不要进行调整的争论过程，实际上是中央领导人、财经各部委负责人以及地方领导人认识国情、转变思路的一次思想启蒙。
当时，陈云在始终强调，经济发展的步子要稳，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要协调，搞现代化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他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国家是一个拥有9亿多人口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农民是个大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
受陈云看法的影响，李先念、谷牧的思想很快转变。1979年2月19日，李先念在一份文件上做出批语说：这是几个日本经济专家对我国发展经济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值得我们慎重研究。他们提出：要先发展那些用人多、投资少、销路广、收效快的工业，先发展轻工业，努力增加出口。特别要注意提高投资效率，降低生产消耗，挖掘内部潜力，积累建设资金。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适应国际市场需要。抓轻工业，以轻养重，重工业的发展不会慢，反而会更快。外国专家也看到，中国人口多，市场大，而工业底子薄弱，资金积累有限，不这样搞，工业的速度快不了。
3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也开始从发展战略方式上思考问题。他说：“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3月30日，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他概括中国搞现代化必须要看到两个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邓小平指出的这两个特点就决定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是很低的，因而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会较长，中国只能在这个低起点的基础上有步骤、分阶段地去逐步实现现代化。
3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对于中国究竟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议论和研究。最初议论形成的认识，集中反映在李先念4月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最后，大家一致赞成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的观点。国情意识的确立，使中国现代化道路怎么走的思路逐渐明朗：一是从追求高度现代化转向追求适度现代化目标，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概念。二是纠正了一味追求速度的思想，强调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稳步前进，更加注重按比例发展，更加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三是调整利用外资和引进政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干出来，不能靠‘买’来，不能靠‘借’来”的思想，从而摆正了国外引进与自力更生的关系。四是修正了技术政策目标，强调要使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和各种手工劳动都得到发展，以便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五是确定以现有企业为现代化的基地和出发点，重视企业的技术改造。 (35) 这些认识的形成，既是对1978年形成的大引进思路的重大修正，也是对过去30年的发展思路的反思和检讨。
应该说，国际环境的缓和以及相关的正确判断，为改变国内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居高不下的高积累政策提供了可能。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处于农、轻、重均衡发展，积累与消费同等重要的宽松环境之中。从1979年开始，中央着手调整农、轻、重关系，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扩大消费，开始实行30年来人民一直希望的协调发展政策。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再加上放权让利改革试验活动的开展，以及对外交流的初步进行，党和国家在经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求得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在拨乱反正时，中共中央就强调要扭转“文革”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益低下的局面。1979年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提出在经济调整过程中要充分注意提高经济效益。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十条方针，可以说是重视和尝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开端。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提出要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36) 随后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产品质量要不断改善，花色品种要适应社会需要，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要有较多的降低。着重于提高经济效益，是“六五”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在此期间，党中央还多次指出，以后坚决不再搞高指标，经济的增长速度必须是经济效益高的、没有水分的和留有后劲的，必须是稳步增长的。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是经济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是经济工作的一大进步。
第二，纠正一味追求速度的思想，更加注重按比例发展，更加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当时，陈云等人不断提醒：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按比例，首先要稳住农民这一头，农民稳定了，“整个中国就安定了”。工业内部也必须按比例，也要考虑农民和农业的要求。基本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计划安排的次序，应是先安排当年的生产和人民的衣、食、住、用、行，再安排基本建设。原材料分配也应先保证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增长，再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剩余多少再用于基建。这样排队是为了维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可见，经济发展规划和部署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转变为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也标志着中国经济指导思想和经济工作的又一个重大转变。
第三，提出把发展经济与发展科技紧密结合起来，把增加生产的方法从主要依靠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鉴于过去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发展生产主要依靠新企业的基本建设，忽视了大量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导致劳动生产率日益低下，造成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党和国家的决策层很快就认识到，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引进和掌握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同充分利用中国已有的基础结合起来，加快“四化”建设进度。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工业生产技术，大体上相当于经济发达国家1950年代或者1960年代初期的水平，经济效益不高成为经济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为此，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指出：我们要到本世纪末实行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必须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为了推动技术进步，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计划同科学发展计划有机地结合起来，按照生产发展的需要，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强智力的开放，把对人才的培养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常抓不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视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这是我国经济指导思想的另一个重大转变，是经济工作的另一个重大进步。
第四，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努力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吸收外国的长处。鉴于过去一段时间内没有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没有积极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没有利用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没有积极引进适合中国情况的先进技术，从而严重地影响了经济技术发展的教训，这一时期党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要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够既发挥自己的长处，又吸收外国的长处，并且通过国际间平等互利的交换，实现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这不仅不会妨碍而且会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既不能一切闭关自守、墨守成规，也不能一切信赖外力、迷信外国，而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这也是我国经济指导思想和经济工作的又一个重大转变。
通过对过去30年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和检讨，党和国家经济指导思想发生的上述变化，既对1978年形成的大引进、新跃进思路进行了重大修正，也对中国经济生活走上良性发展轨道起到推动作用。1979—1984年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重工业年均增长7％，轻工业年均增长13％。农业和轻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重工业的总体比重下降。从产业结构来看，1978—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的比重从24.79％上升到29.67％；轻工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从43％上升到50％。重工业比例开始下降，使得经济比例逐步协调，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提升。
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次经济调整方针确立的重要意义，在此有必要与苏联同期的改革思路进行比较。应该说，在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问题上，与中国的成功转型相比，苏联的命运可谓悲惨多了。
长期以来，由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造成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在这种条件下，在推行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时，必须下大决心和采取重大战略性措施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但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对此却缺乏正确的判断。他在分析如何克服经济困难时，提出了加速战略的思想。1986年二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并通过了加速战略方针。当时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但从实质上来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是强调速度。这种思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高层提出的“洋跃进”想法异曲同工。
实行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而并不是调整经济结构，缓解紧张的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这样，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经济的发展政策，仍是背离“一切为了人的福利”这个口号的，因为变形的国民经济结构是背向人的。加速战略实施的直接后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基本消费品出现全面短缺。再加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价格上涨和卢布贬值，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抢购风潮。这种经济状况，使广大人民感受不到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从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逐步失去信心。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是着力及时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推行所谓“加速战略”，这是苏联改革迈出错误的第一步。
苏联学者在总结戈尔巴乔夫头几年进行改革时，普遍认为，没有把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与经济改革两者有机地衔接起来，单纯实行加速战略，这是一大失误。他们指出，根据苏联经济严重畸形的特点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改革头几年应把重点放在解决农业问题上。因为，苏联轻工业原料的2/3和食品工业原料的80％都来自农业。苏联要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尽快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的状况。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这样做。
与苏联改革的遗憾和最终结局相比，初期中国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确实应该感谢陈云提出和坚持的调整方针。正是有了连续三年的经济调整，中国失衡的产业机构得以填平补齐，发展重工业的传统战略得到改变，经济效益的提升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既为改革政策的实施准备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也为改革政策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