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间接调控的初试与失效
这一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遭受冲击、国家计划管理力度减弱的情况下，围绕遏制经济过热中的通货膨胀问题，国家试图采用间接调控方式来管理经济，主要标志是开始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1984年下半年，受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全国出现了基本建设投资的高潮。当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5.2％，通货膨胀率为2.7％，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对于经济的这种运行形势，中央高层的看法有所不同，主要是国务院系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形成了“必须调控”与“反对调控”两种意见。受此影响，经济学界也围绕通货膨胀治理出现了对峙的两派：一派主张必须严厉调控，另一派则认为不必调控，由此引发了改革史上又一场重大论战。 (44)
1985年下半年，经济学界有“巴山轮会议”加强经济调控的建议，政府界有第四次全国省长会议的召开，党内有全国党代会的举行。这些会议尽管都提出要着重控制总需求，解决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但从年终执行结果来看，控制总需求膨胀的目标仍然没有达到。于是，1985年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度迅猛增长。这一年，工业生产比上年猛增21.4％，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猛增41.9％，消费基金比上年猛增15.5％，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上年猛增30％（其中进口总额比上年猛增54.1％），经济增长率为13.5％。经济建设的急于求成和管理权限的急剧下放相互推动，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也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了持续过热的现象。社会总需求同社会总供给差额的急剧扩大（由1984年的650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1700亿元），中国经济发展总体陷入严重失调的局面，也带来了物价大幅度持续上涨，通货膨胀率达到了9.3％。
针对这一现象，在1986年的4月和7月，中央连续出台了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和《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通知》指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要加强引导和管理。《规定》还进一步强调了《通知》中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要求。虽然当年M0 增长了23.3％，但基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仅为18.3％，比1985年的32.7％下降了14.4个百分点，货币供给得到了有效控制。该年经济增长率随之下降到8.8％，通货膨胀率也下降为6.5％。
在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又有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加之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在各种压力下，原计划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的规定没有得以继续。于是，进入1987年后，政府就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扩张性政策。1月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年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深化企业改革努力增产节约，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向前发展。3月底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的通知》，意在刺激固定资产投资。结果，198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5％，基础货币供应量增长26.4％，经济增长率比1986年提高2.8个百分点，达到11.6％，通货膨胀率增高到7.3％，宏观经济运行又出现了过热的趋势。
1987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1988年国民经济计划。计委在汇报中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物价不稳，货币发行量过多，国家财政赤字扩大，必须下决心采取大一点的措施，防止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使全国的经济环境出现从紧张到比较平稳的转变。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同意国家计委的汇报，赞成搞稳一点、收紧一点。根据国务院的讨论，9月国家计委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关于1988年计划的总体安排意见。意见指出：收紧财政和信贷，控制需求，稳定物价，保持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是安排1988年计划的总方针。书记处会议经过讨论，通过国家计委提出的意见。其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和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具体部署。
可是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逆转。1988年1月，国务院开会分析经济形势，几个综合部门都强烈地提出稳定物价和稳定经济的问题。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遭到了批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连续几篇讲话，批评综合部门满脑子物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有些同志去年对经济形势悲观，说是“险象丛生”，今年又说“非常严峻”，都缺乏科学分析。2月，在中央领导同志主持起草并发给全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纪要》，说物价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稳定经济不是消极的方针，必须用改革的办法稳定经济。这样，1987年下半年确定的收紧财政、收紧信贷、稳定经济、稳定物价的方针，到这时又变了。
1988年4月初，中央主要领导人又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座谈会上说：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涨价，结果导致自发乱涨价，越乱国家越不敢涨价。工资也是如此，怕涨工资，就去控制消费基金，不敢提工资改革方案，实际上消费基金也上去了。导致这种后果的关键是缺少主动地去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5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又提出：现在的形势，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会议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审议。在物价已经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央突然提出要搞物价、工资改革闯关。8月17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物价、工资改革方案，第二天公报一发表，立即引起城市居民恐慌，掀起了全国性的挤提存款抢购商品风潮，物价大幅度上涨。当年，出现了高达18.7％的恶性通货膨胀，危及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
1989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紧缩性经济政策。3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七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中提出，各项改革要紧密围绕治理整顿这个中心，做到有利于压缩需求，调整结构，还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控制货币发行，调节信贷规模和结构，引导经济健康运行。11月，国务院还转发了党中央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坚决控制社会总需求，继续压缩投资总规模，坚决调整投资结构，坚持实行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使得1989年经济实现了“急刹车”，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1988年下降了7.2％，基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下降到9.8％的低位，通货膨胀率降为17.8％，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下降到4.1％，下降了7.2个百分点。1990年3.8％的经济增长率则成了1978年以来至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最低点。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工作做了总结。决定指出：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就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现象，但党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1987年虽然提出了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这些年来，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对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纠正不力；在改革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经济体制过程中，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
可见，1985—1991年期间，虽然间接调控方式和经济手段被逐渐引入经济管理之中，但总体上看，这个时期间接调控还不济事，管用的宏观调控仍是传统的直接调控方法。正如陈云总结所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