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抢掉人的饭碗
技术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有时候非常诡异。一方面它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延长人类的寿命，让一些处在新的行业、掌握了新的技能的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可能让更多的人无事可做。智能革命也必然如此，当计算机变得足够聪明之后，一定会取代人类完成很多需要高智力的工作。
人类总体来讲是过分自信的，趋利而忽视危害，这一点研究幸福学和心理学的学者早就有了定论，我们不做过多的讨论。机器智能如此天翻地覆的革命，不可能不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在给大家展示大数据和机器智能带来的美好前景时，也必须强调它们可能会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不过遗憾的是，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就如同历史上工业化国家的民众曾经的不以为然一样。当社会面对重大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冲击不知所措，要两代人才能消除它的负面影响时，大家才开始感叹历史再一次重复。智能革命将比过去历次技术革命来得更深刻，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可能是空前的。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历史。
历史上影响力可以和正在进行的智能革命相比的，只有19世纪末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20世纪末始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二战”后以摩尔定律为标准的信息革命，一共是三次。这三次技术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都需要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消化掉。
从工业革命到黄金时代
首先让我们看看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事件，任何其他历史事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性都不能和它相比。工业革命带来了三个结果：人类过得好了，人类活得长了，人类有自信和尊严了。
在工业革命开始前的两千年里，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水平其实没有太大的提高。根据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对全球各个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经济学研究可知，欧洲在古罗马时代的人均GDP就达到了600美元左右123，到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人均GDP还是这么多。在中国的西汉末年，人均GDP大约为450美元，在历史上的几个太平盛世，比如两宋时期、明朝中叶和康乾盛世，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600美元，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又退回为450美元左右，就在1979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均GDP也不过800多美元124。虽说人均GDP未必能够完全体现人类的文明进步，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变化不大，说明在农耕文明时期人类的进步是非常缓慢的。在工业革命之前几千年的时间里，劳动力的数量和能够提供给生产所使用的动力整体上是不足的，商品是供不应求的。
但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5如果用人均GDP量化地衡量一下就能发现，在南欧、西欧和北欧地区，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从1800年到2000年这200年间，人均GDP水平增长了将近20倍——从1000美元左右增加到20000美元。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5年里（1979~2014年），人均GDP在考虑购买力以后也上涨了不止10倍，如果不考虑购买力，则上涨多达40倍，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在1979年之后才真正完成工业革命，并且用35年的时间走完了欧洲花200多年走完的路，从农耕时代一直走过了早期工业时代、大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并与世界同步进入后信息时代。在财富持续增长和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工业革命也导致了人类寿命的大幅提高。可以说，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无法做到让人类活得更好。
工业革命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更体现在思想层面上，让人类有了自信和尊严。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机械论的出现，使得人类有了把握自己命运的自信。
几个世纪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它带来的好处自然要远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当时，它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它给社会带来的动荡是巨大的，以至于当时诅咒它的人可能比欢呼拥抱它的人更多。新技术在出现的初期，受益者是非常少的，他们通常只是那些掌握新技术或者使用新技术、从事新行业的人。具体到工业革命，最初的受益者只有博尔顿那样的工厂主、瓦特那样的发明家，或者使用蒸汽机开拓瓷器制造新行业的韦奇伍德等人。其他人在短期内是很难受益的，甚至可能因为新技术的出现变得更加贫穷，因为机器抢了他们的生计。
在工业革命后的半个世纪里，原有的经济结构被摧毁，靠有一技之长的工匠运作的小作坊纷纷破产，工匠的特长敌不过年轻劳工结实的身体，他们从中产阶级沦为赤贫。因此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是英国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重重的半个多世纪。著名作家狄更斯用他生动的笔，记录了当时下层民众悲惨的生活，这与飞速发展的经济和暴涨的社会财富并不相称。为了节省成本便于竞争，工厂主们大量雇用低工资的童工，或者随意延长劳动时间。也正是在那个年代，英国出现了空前也是绝后的工人运动，催生出马克思主义。
英国人花了大约两代人的时间消化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到了1851年，英国在伦敦郊外的水晶宫举行了第一次世博会，展示工业革命的成功，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看完展览后，嘴里不住兴奋地念叨着“荣光啊，荣光，无尽的荣光”。后世称那个时代是英国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英国人过上了全民富裕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有体面而收入不错的工作，工作时间减少到了每周48小时，童工被禁止。当时，一半的人口搬进城市，剩下的人很多在郊区买到洋楼，然后坐火车到城市和工矿区上班。周末大家可以穿着漂漂亮亮的礼服去教堂或者去逛商店。
那么工业革命的副作用是怎样被解决的呢？简单讲就是资本输出，开拓全球殖民地，推行自由贸易。英国的工业生产在工业革命之后让世界各国都无法望其项背，这使得它有能力、财力、武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全球化市场。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产业工人只有几百万，但其巨大的生产能力却使得很多商品供大于求。由于在当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在国力上可以和英国匹敌，因此它的全球战略得以实施。
图7.6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教育已经非常普及
我们可以把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只有发明家和工厂主们受益，普通英国民众并没有受益；第二阶段是全体英国民众普遍受益，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大家未必受益，这两个阶段之间相差半个多世纪；第三个阶段才是整个世界受益，这和第二个阶段又相差很长时间。是否其他重大技术革命也有类似的特点呢？让我们来看看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有趣的是，上述的模式重复出现了。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到镀金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电的使用。这不仅让生产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且催生了很多新产业，当然这也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剧增。著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radwell）在《异类》一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75人中，有1/5出生在1830~1840年的美国，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这一不符合统计规律的现象的背后有其必然性，卡内基等人都在自己年富力强（30~40岁）时，赶上了美国工业革命的浪潮，这是人类历史上产生实业巨子的高峰年代。其中洛克菲勒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人，而比他年长一些的范德比尔特则一度通过建立托拉斯（Trust，信托）控制了美国上市公司10%的财富。类似地，欧洲的很多工业巨子，比如克虏伯和西门子，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
但是，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一样，美国工人们的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并不美好，当时美国的贫富分化程度达到了北美殖民以来的最高点，而且比今天严重得多。一方面，美国下层社会的生活非常悲惨，他们的生活和范德比尔特等人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马克·吐温和西奥多·德雷塞（Theodore Dreiser）126等现实主义作家对那个时代劳工的生活都有真实的描述。因此，美国历史上不多见的激进的工人运动也发生在那一段时期。另一方面，美国南方的传统经济被北方的大工业彻底碾碎了，并没有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受益。直到今天，美国南部的经济（除德克萨斯州外）依然远远落后于北方。
图7.7 19世纪末美国的工人运动，后面是警察在镇压
当美国和德国崛起时，它们已经没有英国那么好的运气，有那么多未开发的殖民地在等着它们。好在美国有它天然的地理优势，它有广袤的中西部处女地等待开发，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产能的问题，但是贫富差距非常严重。运输业大王范德比尔特通过建立信托控制了10%的上市公司财富，而洛克菲勒聚集的财富占全美国的1%。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化，美国开展了坚决的反托拉斯行动。经过老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三任总统近20年的努力，美国政府强行肢解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和JP摩根控制的北方钢铁公司，并且在制度上限制大家族过多地控制社会财富，比如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从1870年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20年代，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美国才基本实现了全面繁荣。19世纪20年代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或者“柯立芝繁荣”。由于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美国实现了9小时（后来是8小时）工作制127。到1929年大萧条之前，美国一半的家庭有了电话和汽车。但是，德国就没有美国那么幸运了，为了输出产能，它最后不得不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战”战败之后，德国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导致了民粹主义泛滥，最终劳工阶层把纳粹推上了台。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它都是赞誉之词，它的代表人物爱迪生、贝尔、福特、西门子和本茨等人，直到今天依然是创业者和企业家们的偶像。但是它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也是先从少数精英开始，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开始造福技术革命的中心地区。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享受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
依然没有消化完的信息革命
到了“二战”后的信息时代，上述模式再次得到应验。我们都有幸亲历信息时代的繁荣，我们有了个人电脑、手机、互联网，我们的生活变得比父辈要方便得多，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为信息革命欢呼。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后短短的30多年里，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元剧增到2014年的7000美元，几乎每一个人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但是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只是全世界的一个特例而已。中国的成功有多重原因，最根本的是它的起点比较低，生产力和创造力在被压制了几百年后被释放了出来，在短时间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再加上同时完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所有这些有利的条件叠加在一起，才导致中国无论从总体国力还是人均收入，都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在世界范围内，虽然每个人都看到了信息革命的结果，并且很多人使用上了最新的科技产品，然而并非每个人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方面都受益于此。即便在信息革命中心的美国，大部分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什么提高。
信息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创造财富的高峰年代。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20年间，出生了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太阳公司创始人安迪·贝托谢姆和比尔·乔伊、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等人，他们在自己年富力强时幸运地赶上了信息革命的大潮。但是，美国大众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图7.8展现了美国最富有的5%的家庭、财富值中值的家庭，以及贫困家庭从1967年到2012年（扣除通货膨胀后）财富增长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除了最富有的5%的家庭财富有明显增长之外，其他人的财富变化很小。
图7.8 1967〜2012年美国家庭收入变化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统计局
当然，财富是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质量的一个客观标准，但绝非唯一的衡量标准。幸福指数常常被认为是生活质量的一个主观衡量标准。如果以它来衡量，美国民众的生活在过去的30多年里几乎没有什么改善。图7.9是盖洛普公司对美国民众幸福指数的调查结果。上方的绿线是被调查者对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从1980年到2013年它基本上持平；下方的青线是大家对物质生活的满意程度，2013年比1980年还有所下降。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数据表明以摩尔定律为核心的上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效益，即便是作为全球信息革命中心的美国仍然没有来得及消化完。而中国作为全球信息革命的另一个中心，由于我们前面所讲的特殊情况，不太感受到它的负面影响。
图7.9 在过去的30多年美国民众幸福指数的变化
数据来源：盖洛普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贡献了全球超过一半的GDP增长，除去这两个国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可不大美妙。我们从新闻里时常会看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似乎置身在时代之外。虽然这一点有很多政治上的解释，但是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角度看，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集团、超过10亿人的穆斯林地区、大部分欧洲国家、整个南美洲，对于信息革命的贡献微乎其微。它们自有的旧的经济结构已经落伍，甚至被摧毁，而在新的经济结构中，它们虽然能够享受到信息革命的产品，却没有享受到信息革命带来的经济增长。从全世界的范围看，消化掉信息革命的冲击波，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然而现在大数据和机器智能革命已经来敲门了。
解决问题只有靠时间
为什么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消除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呢？因为技术革命会使得很多产业消失，或者产业从业人口大量减少，释放出来的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这个时间有多长呢?事实证明至少要一代人以上，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那就是被淘汰的产业的从业人员能够进入新行业中的其实非常少。
虽然各国政府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帮助那些从业人员掌握新的技能，但是收效甚微，因为上一代人很难适应下一代的技术发展。事实上，消化这些劳动力主要靠的是等待他们逐渐退出劳务市场，而并非他们真正有了新的出路，能够和以前一样称心如意地工作。这就是每次技术革命都需要花半个世纪来消除它带来的动荡的原因。唯一不同的是，在一百年前，各国政府认识不到关心这些被产业淘汰的从业人员的重要性，因此让社会很动荡。如今，各国意识到社会稳定很重要，因此即使很多人并不创造价值，也只好“养着”。为此，有些国家将无所事事的人强制塞到公司里（比如日本和欧盟），有些国家不肯淘汰过剩产能（比如中国），但解决问题的途径都是一个“耗”字。耗上两代，社会问题就解决了。
要更好地了解产业转型以后，消化原有产业的从业人员有多么难，我们不妨再看看美国“二战”后发展的历程。整个20世纪50~60年代，全球规模和市值最大的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它和另外两家美国汽车公司一道，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汽车，仅在美国就有70万名雇员。由于通用汽车公司的福利很好，它的每一位员工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都能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今天，通用汽车公司虽然生产同样多的汽车128，从业人数却减少到10万以下，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当然，很多人以为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其他行业，但事实上并没有。我们在前一章介绍过，即便是一直不断扩大人数规模的特斯拉这样新的汽车公司，也不愿意聘用汽车行业淘汰下来的人。因此，那些汽车行业的老人只能靠工会养着。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中，通用汽车公司宣布破产保护，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公司要养的人太多。图7.10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汽车联合工会中在职员工和退休员工129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出，1个在职工人需要养活4个不干活的人。
图7.10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汽车联合工会在职员工和非在职员工的人数
通用的这种做法导致其汽车的成本上升，从而失去了全球竞争力。图7.11对比了在北美销售的通用汽车公司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每制造一辆车的福利成本，可以看出通用汽车公司大约高出了1500美元，这对平均售价只有2万美元的汽车来说是非常明显的差异。其中，福利上最大的差异来自通用公司每辆车要支付1000多美元的退休员工福利。这就是企业因为全社会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而不得不支付的成本。
图7.11 通用和丰田在北美销售的汽车成本中的福利对比
数据来源：汽车研究中心
虽然汽车行业因为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汽车等新产品不断涌现，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130背负着历史的包袱，举步维艰，在未来难以有所作为。对那些曾经为人类的文明做出过贡献，但已经被技术革命所淘汰的员工，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的后代能够进入一个新的行业。这实际上是靠时间慢慢地消化技术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
智能革命的冲击
智能革命将要走的路和历史上历次技术革命的路会有很多相似之处。大数据和机器智能的趋势一旦形成，就不是人力可以阻挡的。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包括霍金、盖茨和马斯克等人担忧机器智能将会对人类社会造成方方面面的冲击，并且呼吁有节制地发展机器智能，但是智能革命的速度不会因此而放慢。甚至就连他们自己在利益面前可能也是口是心非——马斯克的特斯拉本身就是大量使用机器人的公司，而盖茨的微软也是在机器智能领域投入最多的公司之一。与之前的三次重大技术革命一样，智能革命对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它会影响到上至国家、中到企业、下至个人的命运。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智能革命对社会的冲击甚至有可能超过过去几次技术革命。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其中的原因。
首先，信息革命本身带来的影响还没有消化完。全球信息化带来的效率已经使得很多人无事可做，很少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就足够全球人口消费。在美国将近一半的人是不上税甚至从政府拿补贴的，从单纯经济的角度看，他们每天所提供的劳动仅仅是让自己生存下去而已，甚至还不够，他们对社会继续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些人最大的用途就是手中的那一张选票，以至于政客们为了选票可以轻易许诺，然后把国家的债务和赤字越堆越高。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都花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消除，而摩尔定律从1965年提出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它带来的影响至今还没有消化掉。这时，智能革命又开始了，因此这次的冲击力度将是双重叠加的结果。
其次，今天的世界和200年前已经不同了，消化掉技术革命的影响要比工业革命时难得多。由于全球化，全世界已经没有空白的市场可以开拓了。英国人在19世纪中期能够过上相对富裕而从容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只需要解决几百万产业工人的生活和工作问题就可以了。整个19世纪，是用全球的市场，解决当时只占世界人口很小一部分的产业工人的生活问题，相对要比今天容易得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智能革命所要替代的是人类最值得自豪的部分——大脑。以前，当各种各样的机器可以越来越多地从事人类才能做的工作时，人类还保留了最后的尊严和自豪感——机器不能思考。过去机器只是替代人的手，因此在农机和化肥出现后，农村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可以变成需要动脑筋的工匠；在流水线出现之后，工匠们没有了市场，但是蓝领工人可以从事白领的差事。由于机械毕竟不能完成智能的工作，因此人们最终还是找到了谋生的手段。不过智能革命的结果是让计算机代替人去思考，或者说靠计算能够得到比人类思考更好的结果，能够更好地解决各种智能问题，这时，人类会突然发现自己还能做得比计算机更好的事情已经所剩不多了。我们在上一章介绍过，智能革命中，计算机所取代的不仅仅是那些简单重复性的劳动，还包括医生、律师、新闻记者和金融分析师等过去被认为是非常需要脑力的工作。
概括来讲，智能革命对社会的冲击可以用强度更大、影响面更广、更深刻来概括。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当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从业人数都因为机器智能而减少时，全世界几十亿劳动力怎么办？
当然，很多人会天真地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劳动力会被自然而然地分配到其他行业中去。但是，这种劳动力的再分配，一来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二来依赖于产生新产业。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不再赘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产生新产业的必要性及其难度。
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后，机械化、电气化和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得发达国家只需要2%~5%131的人就能提供全部人口所需的食品，因此农民就变成了工人。虽然这个转化的时间很长，但是很多国家基本上实现了一比一的转化，也就是说在减少一个农民的同时，社会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就业机会给他。但是，随着机器革命的发展和全社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只需要少数的劳动力就能提供人类所需的所有工业品和大部分依靠体力的服务业工作。因此，全球开始了第二次劳动力大转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就业的希望从在工厂做工人变成从事服务业。
服务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它既包括律师、医生、IT工程师、股票交易员和基金经理这一类收入和地位较高的职业，也包括超市、餐饮、旅游等工作性质简单，收入水平一般的行业。其中，第一类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且需要高智力和长期职业培训才能胜任工作。大部分所谓的服务业，收入可不如过去生产线上的工人。
在1900年前后，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地区的人只要有一份工作，就能在波士顿市内或者查尔斯河对岸的坎布里奇132买一栋连排别墅（Town House）。今天，那里的人需要在Google或者辉瑞制药公司里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才能买得起同样水平的住房。在20世纪6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一家就造就了近百万个中产阶级家庭。今天，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是苹果公司，它的市值（2016年）超过6000亿美元，创造出来的财富超出了当年通用汽车公司一个数量级，仅账面上的现金就超过1000多亿美元。但是，苹果公司在全球只雇用了8万名员工而已。市值和苹果类似的Google公司，雇的人更少。今天，进入Google公司要比被哈佛录取难得多，哈佛的录取率超过5%，而Google的还不到千分之二。也就是说，受益于苹果或者Google这类公司的人，远比20世纪50年代普通汽车厂装配工人的数量少很多。
那么大量淘汰下来的劳动力怎么办？新毕业的学生如何就业？答案是要么去从事一份工资足够低的服务性工作，要么没有工作靠领取救济过活。因此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引领了信息革命大潮的美国，国民的中位数收入并没有提高。图7.12是互联网时代美国有大学学历的在职人员中位数工资变化的趋势图。上方的红线是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员工的工资变化情况，下方的蓝线是刚毕业入职员工的工资变化。可以看出总体趋势是不升反降，这验证了前面介绍的盖洛普调查的结果。
在智能时代，一定会有一小部分人参与智能机器的研发和制造，这是所谓的新行业，但是这只会占到劳动力的很小一部分。虽然很多乐观主义者认为，将来一定会有新的行业适合人们工作，但是这需要时间一半个世纪的时间。然而智能革命并不打算给人类等待的时间，它已经到来了，接下来大家不得不考虑社会问题怎么解决。
图7.12 从互联网时代开始，美国有大学学历的中位数工资的变化
一种简单而粗暴的想法是对富人征税。但历史证明这种劫富济贫的做法从长远来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很多经济学著作也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这里我们只是列举几个事实，帮助大家理解高税收的危害。首先，当税率达到100%时，一分钱的税也收不上来，因为不会有人去创造财富了。类似地，当税率过高时，实际上等于鼓励懒情，当全社会都不去创造财富而只考虑再分配时，经济就开始衰退了。其实，只要理性地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感情冲动地仇富，就不难理解这个道理。事实上，富人的钱财除了少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并购买了一些不动产133外，剩下来的钱并没有放在保险柜里，而是又投入了再生产。过高的税收意味着投入再生产的钱减少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宁可经济发展慢一点，也要保证社会公平。其实社会公平只能反映在机会平等上，而不是结果的公平。实际上，只要个人的智力有差异，努力的程度不同，以及每个人的运气不同，即使劫富济贫，也无法保证社会公平。
2010年，美国爆发了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大群无业游民、个别的低收入者和左派人士聚集到纽约街头，打着反对2%的人的旗号，表演了一场滑稽戏，并且持续了好几个月。之所以说它是滑稽戏，是因为这场运动不仅没有明确的目标，参与者不知道反对谁，反对什么，要求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是什么。而纽约的市民们照样工作生活，只当他们并不存在，因此这场闹剧最后自行收场了。从图7.13的照片里可以看出，这群人中没有一个营养不良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被他们所反对的2%的人养活着。2014年，美国收入在前1%的人贡献了美国45%的联邦税收，这要感谢奧巴马总统对富人的各种征税手段，在2013年这个比例是43%，2012年是40%。134可以说，如果没有占领华尔街的人所反对的这2%的人，美国早就成了三流国家，甚至混得比希腊还要惨。
图7.13 占领华尔街的闹剧
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得到主流民众的同情，因为大家认为他们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事实上，恰恰是那些他们所反对的人为他们提供了福利，让他们能够去搞运动。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占领华尔街期间，名义上美国代表中下层的左翼的民主党输掉了中期选举135。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主流的政客关心他们，大部分政客只是忽悠他们以换取选票，这部分人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不过，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反思。这些低收入或者无收入的人出路在哪里？通过福利和救济将他们养起来，显然是不够的，因为那些人的人生前景依然是灰暗的。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替这些人说出了他们的希望——体面的工作。特朗普讲了一个巴尔的摩下层人的故事，那个人从小到大生活在社会底层，在监狱进进出出很多次，有一次，实在活不下去了，又想去抢一家药品杂货店。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他干脆跑到警察局把他可怕的想法告诉警察。让他吃惊的是，那位警官掏出了自己并不多的钱给了他，还帮他租了一间房子住，这让他非常感动，决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接下来，这位年轻人还是找不到工作，因此他的困难虽然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特朗普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说明工作对现代人的重要性。这位年轻人显然还有良知，也愿意通过工作养活自己，如果有了工作，他可能完全可以走向新生。但是在信息时代，适合这位年轻人的工作越来越少了。到了智能革命之后，任何简单动脑的工作可能都要消失，甚至那些现在从事所谓高大上职业的人，也会失去工作。
这一次由机器智能带来的革命，对社会的冲击将是全方位的，我们所依赖的那些所谓需要智力的工作也在消失。即使有新的行业出现，由于机器智能的影响，它们所需要的就业人数相比过去的老行业也会少很多。在智能革命全面到来的时候，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把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把第一、第二产业变成第三产业这么简单。
针对2010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5年年底以来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外来移民不断滋事的状况，大家在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不满情绪的根源在哪里？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贫富悬殊，或者宗教纷争。其根源在于，很多人被社会进步所抛弃了。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并非每一个人的发展机会都是越来越多的，反而可能是越来越少。
是否能有良好的解决方法？坦率地讲，谁也没有。但是，即便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我们也要在观念上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越来越多的事情人类将做不过机器。我们今后的决定，应该根据这个前提来做，只有面对现实，才能最终建设一个让所有积极向上的人都具有成就感和幸福感的社会。
虽然我们不知道如何在短期内创造出能消化几十亿劳动力的产业，但是我们很清楚如何让自己在智能革命中受益，而不是被抛弃。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争当2%的人，而不是自豪地宣称自己是98%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