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到乡下去看父亲。父亲热情地泡茶给我喝。多年的父子成兄弟，其实，我觉得多年的父子更像朋友。
父亲对我说，方明德去世了。我有些吃惊，因为上个月我回来，这位曾经担任过我们村党支部书记的老人还来看过我。提起当年人民公社时期的盛事，他神采飞扬；说到眼下的种种弊端，他痛心疾首。他曾经逼问我：“大侄子，你说，是毛泽东伟大，还是邓小平伟大？”
我含含糊糊地说：“这怎么说呢……应该……都伟大吧……”
父亲给我解围，说：“老方，老方，喝茶喝茶，毛泽东伟大，邓小平伟大，你也很伟大。”
他说：“老哥，我知道你这是讽刺我，但我就是不服气。”我父亲说：“你也八十多岁的人了，还生这些闲气干什么？能吃就吃点，能喝就喝点，听说你的荣军补助金又长了？每年一万多元了吧？”
他说：“钱是够花的，但心里不舒坦。”
我父亲说：“你每天吃喝玩耍，国家还发给你那么多钱，有什么不舒坦的？”
“老哥，你不懂，”他转脸对我说，“大侄子你懂，你懂我的心思，你爹一辈子不懂政治，是个愚民。”
我父亲笑着说：“不是愚民，是顺民，无论谁当官，我也是种庄稼的。”
他说：“悲剧啊，但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是共产党员，你不是，你可以当顺民，我不能，我要战斗！”
“好好好，”我父亲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车不倒只管推！这些都是你当年挂在嘴边上的话儿。”
“虎老了，不咬人了，”他沮丧地说，“秋后的蚂蚱，蹦跃不了几天了！”接着，他有些神秘地对我父亲说，“大哥，我昨天夜里，梦到毛主席了……”
我父亲笑道：“毛主席请你吃饭了吧？”
他说：“毛主席对我说，小方，你要战斗！”
我问父亲，方明德是什么时候死的，父亲说，不太清楚。我有些纳闷。在我们这样一个小村里，别说死一个人，就是死条狗，很快就会家喻户晓，何况这方明德是当了几十年支书的头面人物。父亲说，老方这个人，干了不少坏事，但性子还是比较直的。我们爷俩正说着话，一个人，像影子似的飘了进来。
来人是我的一位远房堂兄，名叫武功。他的哥名叫文治。据说为他们兄弟俩命名的是我们家族中的一位饱读诗书的老人。
我站起来，迎接这位老兄。许多年不见，他已经白发苍苍，俨然一个老者了。“大弟，你回来了？”他问候我，声音扁扁的。还是当年那腔调，听上去有些不男不女。我对这位堂兄没有好感，多半是因为他这腔调。
“你也老了，”他在一张方凳上落座，呷了一口父亲为他倒的茶，看了我一眼，说，“你也快六十岁了吧？”
潜意识里，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这么大，但心里一算，可不就是吗，我回答他：“五十六了。”
他提高了嗓门，吵架似的说：“不对，你是属羊的，正月二十五生日，你已经五十八了！”
“对对对，”我有些不快地说，“你说得对，我五十八了，一转眼就六十了。你呢？快七十了吧？”
他说：“不是六十八，就是六十九，俺娘糊涂，不记得我的生日，也不记得我的岁数。”
父亲说：“你是1944年7月生，带虚岁六十九了。”
“六十九跟七十也差不多了，”他说，“我跟方明德这个王八蛋斗争了一辈子，终于把他斗倒了！”
父亲说：“他也没怎么整你吧？”
他说：“大叔你不知道，1970年8月，二队里让人偷去了两个小推车轱辘，他怀疑是我偷的，就让他的侄子，民兵连长方保山，把我弄到大队部里，吊到梁头上，整整吊了一夜。”
父亲说：“那时代，搞阶级斗争，人都变得不像人了。”
他说：“他是借机报复我呢！这个王八蛋，知道我有一副象牙棋子儿，非要我卖给他。我说我宁愿扔到河里也不卖给他。我是在河堤上与黄耗子下棋时说这话的。他激将我说，武功你是条汉子你就把棋子扔到河里。我用那张塑料布棋盘兜着棋子就撇到河里了，落下了一个蓝象，我捡起来又扔到河里。那副象牙棋子赌里啪啦地落到河水里。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大叔您当时一定也听说了吧？”
父亲点点头说：“听说过，几十年前的事儿。”
“这可是壮举啊！大叔，”武功激昂地说，“当时那年头儿，方明德一跺脚，全村都哆嗦，敢跟他叫板的，也就是我了！”
“你那副棋子，要是留到现在，值不少钱了。”我说。
“那是，”他说，“后来，黄耗子他们下河洗澡，扎着猛子摸上了十几个棋子。前些天电视台《鉴宝》栏目的人下来，黄耗子的儿子拿着那些棋子去鉴定，专家说，那是皇宫里的东西，如果一个子儿不缺，能换一辆奔驰！”
“真是可惜，”我说，“你为了一口闲气，把一辆奔驰扔到河里。”
“话可不能这么说，”他说，“大弟，人活一辈子，争得就是一口气！”
“你一点儿也不后悔吗？”
“我后悔什么？”他说，“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窝囊了一辈子，就这件事儿干的，还带着几分英雄气概。”
“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我说，“老方一定给你镇住了。”
“大弟，”他说，“你是写小说的，应该把这件事儿写一写。当时在场的有十几个人，方明德那张大饼子脸，那是白了又黄，黄了又青。他跺着脚说：‘武功，算你有种！咱们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我说：‘走着瞧就走着瞧，老子犯法的事儿不做，你能把我怎么着？’但事实证明，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里，即便你遵纪守法，照样会灾祸临头。”
“算了，”我父亲见他说得激昂，便劝他，“方明德人都死了，你还提这些事儿干什么呢？”
“大叔，”他说，“你不知道他有多狠啊！他让他侄子反绑着我的胳膊把我吊到房梁上——这些强盗，私设公堂，在房梁上安装了一个定滑轮，轻轻一拉，就让我离地三尺。他说，‘武功，你小子，终于落到我手里了，说吧，你把车粘辘藏到什么地方啦？’我说，我不服，我冤枉，他说，你是咱们村嘴巴最硬的，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大叔，你不知道，你们无法想象啊，他让他侄子把我拉上去，一松手，我啪唧跌在地上；再拉上去，又一松手，啪唧跌在地上；再拉上去，又一松手，啪唧跌在地上……即便是这样我也不屈服，我说，方明德，你不就是为了那副象棋吗？你有种把我弄死，但如果你让我活着，我就跟你没完。后来，他大概也怕弄出人命来，就把我放了。”
回忆悲惨往事，使他脸上表情悲愤交加。我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便递给他一支烟。
他说道：“在遭受那次酷刑之前，我是抽烟的。他们捉我的唯一证据就是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烟荷包，那个烟荷包确是我的。究竟是谁偷了我的烟荷包陷害我，我当然清楚，我已经让这个人付出了代价！从那之后，我就不抽烟了。”
“老方后来还是有反思的，”父亲说，“改革开放后，让我给你带话，要请你吃饭，你还记得吧？”
“大叔，”武功道，“那是他被上边把支书撤了之后的事。”
“不是撤，”父亲说，“他是退休。”
“反正是不当官了，”武功说，“他要是当官，怎么会向我道歉！”
“武功啊，”父亲笑着说，“你也不是个善主儿，老方这辈子，没少吃你的亏啊！”
“这倒也是，”他笑着说，“这老混蛋最怕的也是我。死了我也没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