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你们都看到我跟邱胜男、孙六一黏黏糊糊了吧？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其实我跟她们啥事也没有，那两个，都是阅人无数的老油条，沾到身上只怕要油腻一辈子。她们俩当时有求于我，求我什么就不说了。
你还记得那个“法拉利”吧？对，据说有俄罗斯血统的范兰妮，客观地说，她是那次笔会之花，但她身上有一股高傲的劲儿，连胡东年这种老流氓都不敢对她放肆。坦率地说，我也艳羡她的美色，刚开始那天我也向她献过殷勤，但她一句话就把我给顶了回来。后来那几天里，我之所以和邱胜男、孙六一装疯卖傻、打情骂俏，也是故意地表演给她看的。
是啊，一场笔会，短短一周时间，一群萍水相逢的人，有的心怀鬼胎，有的逢场作戏，有的分手之后此生再不相见，有的却因缘巧合种下情仇恨债，有一些事情你可以想象得到，有一些事情，打死你也想象不到。
简短截说吧，我们一起坐飞机回北京后，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购票厅买了一张飞哈尔滨的机票。你猜，我要去见谁？对，一点儿不错，我要去见范兰妮。这事情有点儿莫名其妙，坐在飞机上我感到像做梦。笔会结束各奔东西那早晨，我在餐厅门口遇到她，她说：伸手！我伸出手，她将一张纸条拍到我手里，然后飘然而去。那纸条上写着她家的地址、电话，还写着：敢来找我吗？我那时年轻气盛，力比多充沛，荷尔蒙旺盛，哪有不敢的事？
当时可没有手机，连BP机都没有。我在哈尔滨太平机场下飞机后，转乘大巴去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凌晨三点去黑河的火车票，此时夜色已深沉，候车室里臊臭扑鼻，我便在车站广场上溜达，溜达累了就躺在一张破烂不堪的木条椅上，仰望天上的星斗。虽是夏天，但哈尔滨的夜很冷，我不停地打喷嚏，生怕冻病了，如果冻病了，这一场浪漫的约会，也许就会成为悲惨的遭遇。又饿又冷，但是不困，我处在兴奋之中，回忆着在笔会期间“法拉利”留给我的印象，尤其是反复回忆她把那张神秘的纸条拍到我的手里的情景，她的那一瞬间的表情。我猜测着她的心，为什么？为什么刚开始她刺了我却又在分手时对我发出邀请？这个神秘的女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我的心中，还是充满了期冀和兴奋，为了这次浪漫之旅，为了即将到来的浪漫之事。
我到达黑河已是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那时候车速缓慢且经常临时停车。我提着箱子走出车站，站在空旷的广场上，突然感到自己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后悔没在北京机场出发前给她拍个电报，如果我拍了电报，也许一出车站就能看到她的笑脸。我想找个公用电话亭给她打电话，但那时的黑河街上没有电话亭。我进了车站邮局，费尽周折要通了她留下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苍老的声音，我的心怦怦跳着，问：请问，请问范兰妮在吗？不在！那边随即挂了。我再次把电话要通，这次先说：请问，这是范兰妮的家吗？我是她的朋友，我有急事找她！还是那个苍老的声音：这是群众艺术馆，范兰妮出差还没回来。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心中叫苦不迭，老天爷，我也太积极了，太莽撞了。但既然来了，我再次要通电话，一开始就连说了好几个对不起，然后请问范兰妮何时回来。那边说：不知道！
我在车站广场雇了一辆“倒骑驴”三轮车，让他把我送到群众艺术馆。我向门房的老汉问范兰妮的归程，老汉说他只管看门，收发报纸，别的一概不知道。我在铁栅门外观察着这栋长方形的、四层的破旧的楼房，想象着范兰妮办公室的情景。
天色昏黄，范兰妮不可能出现了。我找了一家离群众艺术馆比较近的宾馆入住。宾馆内设施很旧，但竟然有充足的热水，这让我很是满意。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坐在破烂的沙发上抽着烟，感到十分惬意。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一觉醒来，已是早晨七点，匆匆去餐厅吃了一点儿东西，回来刮了胡子刷了牙，便一路小跑到群众艺术馆等候。街上人不多，车辆很少。我在群众艺术馆对面的街边来回踱步，盼望着那个美丽的身影出现。大约是八点半的时候，门房的老汉出来拉开了铁栅门，我心中热烘烘的，知道上班的时间到了。我索性就站在了铁栅门旁，等待着她。我的心中冒出了一些现在回想起来很肤浅很肉麻但当时却把我自己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的诗句。果然是痛苦出诗人，愤怒出诗人，恋爱出诗人啊。一直等到九点多钟才有几个人来上班，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同志，有的徒步，有的骑着自行车。他们进大门时有的根本不看我，有的却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我的心一直激动着，一直焦虑着。我不时地抬腕看表，不时地抬头看太阳。时针在快速旋转，太阳在缓慢爬升，一小时过去，又一小时过去了中午下班的时间到了，她没有出现。我也顾不上脸面，拦住一位提着包匆匆外出的中年妇女，问：老师，麻烦您我打听一下范兰妮回来了吗？范兰妮？她打量了我几眼，说，你是她什么人？找她干什么？我是北京一个刊物的编辑，我找她约稿。她又警惕地看了我几眼，说，范兰妮？好久没见到她了。这时，一位驼背的老同志走出来，中年妇女问他：哎，馆长，范兰妮去哪儿了？这位北京来的同志在等她。我急忙上前，鞠了一躬，说：馆长，我是北京《×××》月刊的编辑。我撒了谎，说了胡东年工作的那家刊物的名字。我来找范兰妮约稿……老馆长想了想，说，范兰妮好像请假去参加笔会了，应该回来了吧？我说：请问她家的地址……馆长问那中年妇女，你知道她家地址吗？中年妇女摇摇头，说，她好像就在办公室住吧，她老家在三江口，前年刚从佳木斯师专毕业分配过来的。那你下午再过来看看吧，馆长把我从头看到脚，然后匆匆走了。
我到路边一家饺子馆要了一盘鱼肉饺子，一瓶松花江牌啤酒，慢吞吞地吃着、喝着，目光却透过污浊的玻璃，盯着群众艺术馆的大门口。吃完了饺子我就回到大门口站着等候，来上下午班的人们都盯着我看，他们的目光令我心中发毛。我不断地安慰自己，我虽有女朋友，但还没登记，因此，我是合情合法光明正大的。想是这样想，但在人们的目光审视下，总是感到不自在，仿佛我干了什么坏事一样。
第二天我又来等了一天。
第三天我又来等了一天。
我在那家饺子馆已经吃了六顿饺子，老板娘看我的目光，越来越警惕。
我在群众艺术馆大门两侧已经站了三十多个小时。第三天傍晚时，有一位中年男人从楼里出来，走到我面前，详细地盘问了我很多问题，最后他说：同志，我是群众艺术馆保卫股股长，能把你的身份证和工作证给我看一下吗？
我说，身份证和工作证都放在宾馆了，明天我拿给你看。
我回到宾馆，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封好，晚饭后送到群众艺术馆，交给门卫老头，请他见到范兰妮来上班时一定转交。为了加大保险系数，我把一盒人参烟放在门房的桌子上。
我在信中说：“法拉利”，你骗得我好苦啊……我已订好了明天下午两点去哈尔滨的车票，如果你明天上午看到这封信，请到瑷珲宾馆309房间来找我，如果看不到，那就永别了。
第二天上午，我的心情是绝望的，但却又莫名其妙地充满着希望。有好几次我按捺不住地想去群众，艺术馆大门口做最后的等待，但又怕拿不出《×××》杂志的工作证而露了馅。当然，我也希望房门突然被敲响，是用力地敲响呢还是轻轻地敲响呢？我猜不出，然后我拉开门，便会看到她的秀发她的隆鼻她的美目她的芳唇……
门果然被敲响了，我豹子扑食般冲上去，喘息着拉开房门，看到的却是收拾房间的服务员冷漠的脸。我说我马上退房，不用收拾了。
过了一会儿又响起敲门声，还是那个服务员，她善意地提醒我，如果过了中午十二点退房，就要按一天的价格收费了。
我看了一下表，十一点了。我知道她不会来了，我虽然不愿意相信，但也知道，那“法拉利”是在戏耍我。我想恨她，但一想到她的眼神，便生出许多忧伤的情绪。走吧，我对自己说。我提起行李——
你应该猜到了，这时门被猛烈地敲响，我拉开门，上帝！她来了。
我猛地搂住了她，她静静地伏在我怀里，当我试图去寻找她的嘴唇时，她冷冷地说：不！
我眼里含着泪花，对她诉说了这几天的经历，她静静地听着，一副很受感动的神情。但她只允许我拥抱她，我所有过分的动作都被她一个冷冰冰的“不”字挡住了。
“你何不‘霸王硬上弓’？”我突然插了一句。
“怎么可能？”尤金道，“那时我是一个多么纯洁的人啊！”
“你太纯洁了！”我嘲讽道，“你就卖一个这样的故事给我？我告诉你，一文不值！”
“你以为故事已经讲完了？”他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
我当然退了火车票，而且她还十分坦然地带着我去她的办公室转了一圈。在走廊里我们碰到了那位中年妇女。范兰妮说这是我们刘副馆长。我对着刘副馆长点点头。刘副馆长意味深长地说，小范啊，你要再不回来，这位同志就变成我们大门口的一尊雕像了！
第二天她请了假，说是要带我去三江口采风。我感到从她的领导的态度和眼神上，都已经把我当成她的恋人了，而且我的确考虑过回京后与女友分手的问题。因为，在三天的等待里，我似乎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情滋味。
她带我乘坐龙江一号轮顺流东下。正是盛水期，微黑的江水汹涌激荡，在那个小小的二等舱房里，我给她讲了我从闯关东的爷爷口里听来的黑龙江里的白龙和黑龙打架的故事，她也给我讲了她们家为清宫进贡鲤鱼的故事。
她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要邀你来？我说，那么，现在我问了。她说，因为我嫉妒，嫉妒你跟那两个女人，我知道你是故意气我！那你请我来是要耍我，这三天你故意躲着不出来？是的。那你为什么又出来了呢？因为我被你感动了。我突然有点儿鼻酸，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受到抚慰一样。本来……我应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但是我不能够。为什么？也不是我故意躲你，她说，我偷偷地回到老家，做了一个人流。什么？人流，昨天，前天！我沉默了，一时找不到要说的话。她起身走出房间，扶着船栏，看着江水。我也跟了出去。
你不想知道是谁的吗？她不看我，仿佛在自言自语。
是我认识的人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点点头。
我感到心里像被塞进一团乱草，美丽的江景顿时变得肮脏狰狞。但我还是说：没有关系的，我不在乎。
她的脸变得惨白，苦笑着，摇摇头。然后她说：不能让你白跑一趟，送你个礼物做纪念吧。
她从外套口袋里摸出一个棕色的钱包，递给我。我说：谢谢，我不需要。
她说：你可以不要，但必须看一下。
我接过钱包，打开，看到曾经被钱撑得松松垮垮的夹层，翻了一下，又看到了胡东年的身份证和工作证。
我的头仿佛被人闷了一棍，双耳嗡嗡作响，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
怎么可能……我说。
一切皆有可能，她说，是不是可以请你把他的身份证和工作证还给他？按说这是规矩，盗亦有道啊！
我想了想，说：不必了吧，也许，他的身份证和工作证已经换新的了。
那就算了。她说着，便把那个棕色的钱包投进了江水。
尤金停止了讲述，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
“讲啊，然后呢？”我说。
“没有然后了，”他说，“当你呕心沥血地爱着一个人，一个美丽的女人，却发现这个女人是个小偷……”他好像突然伤感了，说，“这故事，免费送你了，但请你注意一定要用化名。”
我想了想，用平静但是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老兄，你冤枉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