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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张鸣教授的报告非常精彩，表现出一个杰出学者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我们教育发展的强烈责任感，我谈不上“点评”，就是谈一谈听了张鸣教授报告和读了他的文章后的几点感想。
有关1905年废科举，我们只要是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但是，我们对科举被废的了解是非常粗浅的，只知道科举是考四书五经，八股，因为不适应时代而在1905年被废。科举制是什么？科举制的实质是什么？科举和过去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选官制度和知识传授系统有什么区别？科举就那么废了，为什么国人震动不是那么大？科举制被废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对中国乡村结构和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应该说，对于上述问题，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学历史的大学生也是基本不知道，或不关心，甚至包括学者教授也是讲不出什么道理来的，虽然我们有不少专门研究教育史的学者专家，但他们大多说得很不清楚，也没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张鸣别具洞察力，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一、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
二、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官员当成所谓的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三、废科举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的朝野一致。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头上，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这是非常深刻的。
四、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
五、更重要的是，张鸣教授还联系新中国教育制度的演变，把对这个问题最尖锐也最深刻的思考展现出来。
张鸣说：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可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23级？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张教授的丰富学识和思想的敏锐性和深刻洞察力。
我谈一点张鸣教授的研究风格。我们知道，在研究的道路上，一个初学者是谈不上风格的，即便许多研究有年、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在已成制式的学术生产链上，尽管不断有作品产出，但也很难说有什么自己的特色。我以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生产链对学术产品事实上存在的那种同一化、制式化的产品要求，限制了学者自主性及其个性风格的发展；再一个就是学者本身素养、眼界的问题。我们往往屈从于学术机器的要求，久而久之，思维呆滞，语言干瘪，一下笔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无非是“三个原因”、“五个要素”等等，现在还把这一套往我们的下一代传播，真是为害不浅。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写出的东西只在小圈子里看，专业外的读者豪无兴趣，说得严重一点，甚至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
张鸣教授是严肃的学者，又是一个优秀的史学随笔作者，他的所有论述，都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他把淹没在史海的史实打捞出来，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杰出学者独到的历史眼光。他特别注意到那些被掩蔽在大叙述、大规律下的历史细节，可又都是历史的关键之点，经他的剖析，用生动酣畅的文字给予点化，给我们读者以启示。
我记得马克·布洛赫说过，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现象，而理解历史的现象又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张鸣教授从小在北大荒成长，经历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对社会、对人和人性有很敏锐的观察，这些和历史结合起来，就有一种高度。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对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性的深刻体会，没有很好的文字功底，是写不出像张鸣教授这样优秀的、发人深省的历史随笔的。所以听张教授的报告，读张教授的文字，我们能得到一种启示，一种思想和智力的增长，而从中获得一种智慧的喜悦。
我对张教授报告中有关新中国教育制度和科举选官制度的联系，有一点补充。张教授在报告中说：科举的复活，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们的制度上，科举中最陈腐和选官的内容，被绝然安在了高等教育体制上，而选官制度却跟科举没有了关系。传统就是这样以错位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我想，这在政策设计时可能是不自觉的，也就是说，在设计时并不一定考虑要从科举制那儿吸取养分，我觉得还是较多从革命根据地的传统而来，或从苏联经验而来的，例如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把高小毕业生纳入干部体系，所有各类根据地学校的毕业生都统由组织分配，而在学校的体制内，又都是行政部门的权威大大超过教师和教学部门，这样的传统在建国后被继承了下来，成为学校的基本管理模式，大中专学生也成为我们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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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7日下午在南京大学科技馆点评张鸣教授论文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