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袁世凯备战和罢免三督
随着南方反袁情绪的高涨，袁世凯也加快了备战步伐。4月30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海宴堂召集秘密军事会议；5月6日，又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总方略，重点首先在江西、江苏、安徽、湖南一带，要求：“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177]于是北洋嫡系李纯于5月中旬奉密令开始行动，其所部第六师自原驻地河南信阳全数开至湖北蕲春、武穴、田家镇、兴国一带分段驻扎，以控制九江及安徽方面。之后，北洋第二师于5月底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第六师之后援并监控湖北形势。另外，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被北调烟台。至此，在完成了作战的兵力调配后，袁世凯决定先发制人，以军事镇压再给革命势力一次重创。
由宋教仁案到善后大借款，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已使武力冲突势所难免。尽管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一，但早在善后大借款签订前，孙中山就已发出了武力倒袁的信号。他在对英国汇丰银行上海代表的声明中说：“如果借款不经国会批准而签订，则扬子江以南各省及陕西与山西将起而对抗北方，并以武力抗议袁世凯这样的专断行为。”[178]在战争空气弥漫之际，上海方面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仍在幻想调和。6月15日张謇致电袁世凯，一再强调“正式总统选举在即，未选之前，须先显示全国人民有稳静一致之态，庶见总统信用之广，即以见国民心理之同，对内对外，俱有极大关系”[179]。而袁世凯对张却作出一副无奈的姿态，以自报委屈的口吻复函称：“自共和成立以来，待遇伟人(指孙、黄)，倾诚结纳；即有以过于将顺来相诮责，在所不顾，方谓敬人者人恒敬之耳。其依附伟人诸辈，气焰熏灼，俨同贵胄；亦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而经年以来，彼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诬蔑；凡与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然且抱定不校之心，隐忍迁就，以冀其悔悟，非有所畏也；特以国计民生，不堪再扰，故降心相从耳。不意国会将开，党争剧烈，适有变故，借为大题。北伐乍闻，逢人辄告；煽乱之使，日有所闻；以及军事会议，暗杀分途，种种奇闻，现于沪上。调人络绎，各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无非甘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然最后“倘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180]一句，才显露了袁世凯的真正用心。至5月下旬，其公之于报章的“传语国民党人”中的狂言，更使人们闻到了强烈的火药味。
1913年6月9日，袁世凯以“不称厥职”、“不孚众望”为由，悍然下令撤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14日撤免胡汉民广东都督职，30日撤免柏文蔚安徽都督职。借口是三都督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李、胡、柏三督是当时国民党握有实力的三个重要人物，袁世凯撤免三都督是正式向国民党进攻的开始。于是以此为导火线，革命党人武力倒袁的“二次革命”全面爆发。因此次战役的主要战场集中在江西、南京一带，故亦称“赣宁之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