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黎元洪再次出山
黎元洪自1917年7月张勋复辟下台以后，已在天津英租界隐居五年，平时杜门谢客，在寓读书写字，骑马养花自遣，并以主要精力从事实业和金融等方面的活动，不再过问政事。直奉战争结束后，他在给赴日本留学的长子黎绍基的一封信中写道：“奉直战争，奉军完全失败，未知将来如何变局。”[322]可见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黎元洪还未想到将来的“变局”会与自己有关。然而，黎左右的幕府策士早已不甘寂寞，正待机而动。当1922年5月中下旬，他们探悉直系军阀吴佩孚有“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位的打算，立即四出活动，暗中同直系要人进行联络。随之黎本人也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局势发展如此之快——从5月下旬开始，旧国会参、众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及一些国会议员，联袂来到黎宅，劝黎出山，复任总统。黎左右的人认为此次机会难得，怂恿黎赶紧拿定主意，尽快复任，以免夜长梦多。由于事情来得突然，黎元洪没有思想准备，他回首往事，对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一系列的事件，历历在目，还心有余悸，对军阀的飞扬跋扈更是体会尤深。
在得知黎的态度仍犹疑不定时，直系军阀深怕黎不入彀中而使他们的全盘计划落空，便立即派曹锟的参谋长熊炳琦、吴佩孚的参谋长李倬章以及国务院的代表高恩洪等相继来津，敦促黎元洪早日返京复职。一时间，黎公馆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这位下台总统又成了红极一时的政治人物。紧跟着，直系各路军阀催促复位的电报也纷纷而至。在一片拥戴声中，黎元洪不愿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出山的决心始定。不料，6月3日，皖系军阀卢永祥突然发表通电，对直系逼迫徐世昌下台，强使黎元洪复任总统进行指责说：“既主张法统，则宜持有系统之法律见解，断不容随感情为选择，二三武人之议论，固不足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约法》上只有‘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二语，并无辞职条例。”并正告黎元洪：“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五年，河间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如非要“强而行之”，必“陷于非法”[323]!这个电报，不啻给黎元洪泼了一盆冷水，使他感到“复职”一事并非可以简单从事，加之幕府中亦有人劝他“慎其出处”，不可急于求成。于是，黎于当日赶忙发出通电，作为对曹、吴以及各省区来电敦促复位的答复，电云：“元洪引咎辞职，蛰处数年，思过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轻力薄，自觉弗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324]当曹、吴见到黎元洪这一通电后，唯恐他们的预谋不能实现，赶忙派出代表多人到津劝驾。同时，旧国会方面亦派代表二十余人，在吴景濂、王家襄的带领下，轮番到黎宅促驾。国务院除派交通总长高恩洪前来迎迓外，阁揆周自齐个人复派黎元洪的好友、侨务局副总裁李钦到津敦请。一时间，“劝驾之勤，称为极盛”[325]，弄得黎宅天天是“黑压压地一屋子人”[326]。
黎元洪同其幕僚经过一整天的紧急磋商之后，提出了一个笼络民心的“废督裁兵”方案，想以此博得社会各方面的同情，以便限制军阀们逞兵作乱。6月6日，黎在其住宅举行了一次谈话会，时曹、吴等直系军人代表，国会两院议长及部分议员，国务院和各省团体的代表多人应邀参加。会上，黎元洪略事寒暄后，便拿出一张电报稿让大家传阅，并说：“本日特发一电，对于时局前途有具体之主张……鄙人出处以今日所主张者为唯一关键，在座诸君可以此意转达各省区长官及全国国民，如以鄙言为不合，则今日与诸君畅谈之日，即为最后会晤之一日，鄙人不敢再问国事矣。”[327]原来，黎叫大家传阅的电报稿，就是由其秘书饶汉祥草拟的三千言“废督裁兵”之“鱼”(6日)电。
所谓“废督裁兵”，与黎前期所提的“军民分治”口号是一脉相承的。早在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期，袁为了加强个人的独裁统治，防止“藩镇割据”局面出现，曾授意时任副总统的黎元洪倡导“军民分治”，后又明确提出“废督裁兵”的倡议。然而，当时大小军阀各行其是，已使袁深感有尾大不掉之势，这个口号根本无法实行。袁死后，黎在继任总统位上亲身感受到武人干政的弊端，而且其人就是在1917年被督军团威逼下台的。虽然他对总统宝座颇有贪恋之心，但仍怵于那些赳赳武夫的逼人之势，所以，在直系军阀一再拉他复位的情况下，他再次提出“废督裁兵”作为出山的条件。他认为：“民国乱事，悉由督军造成，非废督裁兵，无以收拾时局。”[328]在电报稿中他列举督军制有“五大害”：第一，各督拥兵，力求其众，且日日扩军，致使“我国积贫，甲于世界，兵额之众，竟骇听闻”，结果是“无人不兵，无兵不匪”，人民不胜其扰；第二，各督“拥兵为雄，日事聚敛，始挪省税，终截国赋”，使中央和地方财政均告竭蹶；第三，“军位既尊，争端遂起”，各省连年争战不已，使得国无宁日，民遭荼毒；第四，“自督军制兴，滥用威权，干涉政治，囊括赋税”，破坏共和国家的“民治”原则；第五，因大权所集，均在督军，故政党争权时，均以督军为凭借，“政客藉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自重。纵横捭阖，各戴一尊”，使全国局势更趋混沌，有碍统一。黎要求各督军“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刻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他最后表示：“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且愿请国会诸公绳以从前解散之罪，以为异日违法者戒!”[329]
“鱼”电一发出，因其符合人民厌乱心理，故一时颇获社会的同情，而唯恐黎元洪拒绝复职不能为己所用之曹、吴，暂时也不得不表示赞成。6月7日，曹锟、吴佩孚首先发表通电，对“鱼”电表示响应。冯玉祥复电更为恳切，愿“废督从自己开始”。陈光远则表示首先解职。其余各省督军如田中玉、萧耀南、刘镇华、齐燮元等，亦先后来电，一致愿听命令。西南方面如四川刘湘、贵州袁祖铭等，也表示赞成恢复国会和黎元洪复职。黎虽面对直系军阀一致拥护“废督裁兵”的表态，但仍汲取各派军阀言而无信的教训，进而又发一电，谓：“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330]。同时，黎元洪为求得吴佩孚及各省督军对“废督裁兵”的确实保证，又于8日派其亲信金永炎[331]到保定会见吴佩孚，不料遭吴的冷遇，吴态度相当严厉。同一天，曹锟的代表熊炳琦、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身负劝驾重任，多次到黎住宅，恳请黎元洪尽快入京复职，而黎一再解释说：许多省份对“废督裁兵”尚未表态，不能贸然入都。熊、李二人黔驴技穷，口干舌燥，恳请无效，竟扑通一声下跪哀求。黎大惊不知所措，亦赶忙下跪还礼。当时在场的京兆公民代表、陆军上将王芝祥以及直系将领王承斌等人也随同下跪劝黎[332]。
正在黎元洪两难之际，风头有所变化。10日，金永炎自保定返回天津，向黎报告了吴佩孚的严厉态度，同时黎又闻讯，曹锟在见到黎的“鱼”电后，曾暗下表示：让他做现成的总统，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真不识抬举!曹锟身边的一些人甚至公开叫嚷抛开黎元洪，让曹直接当临时总统，或者先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作为选举前的过渡机关。总之，无论是熊炳琦、李倬章等人的下跪软磨，还是曹锟、吴佩孚的疾言厉色，都使黎元洪意识到，直系军阀已不容许他讨价还价。其实，说到底，黎并非真正指望他提出的“废督裁兵”主张会立即兑现，只不过是为了博得社会声望，以树立总统的威严，亦为自己“蛰处数年”，而今在军阀的挟持下忽又“复任”找台阶。现在曹、吴及直系将领既已通电表示拥护“废督裁兵”，总算给了他点面子，若一再拖延，恐怕这即将到手的总统位置又将得而复失。于是，他不再等待其他督军的表态，也不敢再要求各督军“先行解职”，便匆匆忙忙于10日发表接受复职的通电，同时宣告6月11日早8时入京就职，暂行大总统职权，至于法律问题，“应由国会解释，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333]。
6月11日上午8点，黎元洪在旧国会众、参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和国务院代表周自齐、高恩洪以及曹、吴的代表熊炳琦、李倬章等人的陪同下，乘专车自津赴京上任，并于当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就职典礼。在典礼仪式上，黎发表演讲说：“出京五载，国家元气斫丧如是。此来因各方敦迫，不得已暂行大总统职权，藉以维持国际上之地位，其余各事，静待国人解决。”[334]随后，由周自齐依国会众、参两院议长之请，将大总统印捧呈黎元洪。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导演下复任总统，届时，各地大小军阀纷纷向黎发出贺电，祝贺“法统重光”。实际上，正如时人所评，黎元洪的复位是直系军阀“因无法收拾残局，所以勉强拉出来”[335]，让他充当傀儡，作为暂时过渡的权宜之计，待挤走徐世昌，迫使孙中山放弃护法旗帜后，再把曹锟换上总统宝座，而由吴佩孚操纵一切，这样直系军阀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独擅政柄。换言之，黎元洪的复位“本来没有法律的根据”[336]，连黎的幕僚“多方考求而不能得适宜之解释”[337]。为此，当1922年8月1日旧国会宣称继续民国六年二期常会而宣告复会后，黎元洪即咨请补完1917年7月正式辞职手续，以期取得任期之合法解决。然而，吴景濂等深知黎的计谋，遂将咨文退回。当时，著名学者胡适等人创办的《努力周报》对黎元洪的“咨请”评论说：“黎元洪忽然向国会‘补完民国六年七月正式辞职手续’!这种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的妙计，不知是那一位神机军师想出来的。然而这确是一条妙计。假如国会准他辞职，那就是国会承认了他的法律位置了。假如国会不准他辞职，他更是合法的总统了。假如国会不受理，把原文退回，那又是国会自身不肯解决这个问题，他仍旧可做他的总统了……现在国会果然把咨文退回去了!黎元洪自然‘决不稍图推卸’了，这岂不是一条妙计吗？——然而过去的事实还是事实，过去的岁月还是岁月，决不是一纸公文就能弥补了的。其实，黎元洪若能老老实实的认清自己的职务，是非常时代被拥戴出来维持现状的一个临时总统，这一层还可以得国人谅解，还可以得历史上的谅解。他又何必多此一举呢!”[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