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作为方法
吴琦： 乡绅可能是我们这次访谈一个贯穿性的概念，也很能体现出您的特点，我们这次也继续往下谈。今天的社会结构已经和过去的乡土社会不同，可以说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乡绅仍然可能吗？
项飙： 作为态度的乡绅是可能存在的。乡绅本来就和大体制不完全一致，跟它有一定的距离。他们的立足点是自己的小世界，但能够和大体制进行沟通和迂回，利用大体制，对大体制有解读，有自己的说法。如果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乡绅在今天是完全可能的，要做好乡绅，就是要把自己的小世界弄清楚，对大的体制、权力也理解得很透。区别在于，原来的乡绅衣食住行都在农村的社区里，很清楚自己的物质来源在哪里，而今天很难确定物质来源，这就要有新的概念。今天的小世界不是自足的，是建构出来的，没有一个物质的边界。正是因为建构，原则就变得很重要，给自己造一个小世界，就要给它定义，你干什么，原则是什么，要为什么服务。这就回到了立场问题，乡绅是一个立场问题，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立场，你要做事，要和一群人合作，形成共同利益，再从这个立场出发看世界。
吴琦：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被划分到各种不同的专业机构中去，公司、学校、书店、商场等等，在每一个组织内部都会有领导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些组织的领导者都潜存着某种乡绅的性质？
项飙： 关键的一点可能是这些小领导有多想变成大领导，当官对他有多重要。乡绅要和自己这批人混在一块，要代表这批人，对这批人的诉求、利益理解得很清楚，能够把这批人的诉求用一个体制能听懂、对体制有影响、体制得反应的话语表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界的乡绅和浙江农村的乡绅，完全可以坐下来一起聊，有很多策略是一致的。接下来的问题，这批人跟市民社会、NGO、社会行动者是不是一致？我觉得可能不太一致。不是说乡绅可以取代那些社会行动者，社会行动者还是很重要，而是说乡绅没有先验的预定目标，他们不是要搞社会运动。最重要的是他代表一批人，不断把他们的情况表达出来，乡绅就是一种代表，是分析性、理解性、代表性的，是话语的提炼者、发声者，当然也是原则、规则的制定者。
吴琦： 听起来很像我们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人民代表。
项飙： 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利用人民代表去取代乡绅，这就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现代国家的设立，很多人说导致了劣绅淘汰良绅，资源掠夺型的、自私自利的乡绅取代了原来比较文化型的乡绅。人民代表完全是地方各界群众的代表，如果能够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那也是乡绅的现代化，好的人民代表就应该是乡绅。人民代表应该就是从小世界的角度去讨论政策，但现在的人民代表根据职业来划分，来分配名额，代表和下面这批人的关系很疏远，那代表的有机性要怎么体现出来？
吴琦： 在您的描述中，形成小世界，跟大家打成一片，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个以现在的情况来说似乎并不难，是可以做到的，更困难的是后面那一步，需要作为代表去反映给体制，与体制打交道。如果人民代表制度不能被有效地激活，那么在现在的政治环境里面，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沟通渠道。
项飙： 这个很难讲。第一个，有这样话语能力的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我觉得很难。第二，直接跟体制去对话当然很困难，但如果说真有这么一批人，代表性很强，很有机的知识分子经常发言，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语言构造和说话方式。虽然要直接得到体制的回应比较难，但这样的人多了，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因为那种语言多了以后，空洞的话就说不下去了，那种语言就被架空了，这其实已经是进步。
不是我们非要有乡绅才能改变中国，乡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能不能重新出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抱太高的期望，但乡绅作为一种研究风格，这是有可能的。关键就是从自己立足的小世界出发，去看大体制，有距离、独立地看，而不是简单地抗拒。
吴琦： 这种乡绅的态度和21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区别是在哪儿？
项飙： 我觉得差别比较大。我的理解，公共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出一个普世性的原则，提出理论、知识、道德、行为上的典范，做一个批判者。而乡绅是很温和的，它不做这样的普世性评判或者倡导，他从小世界里看东西，没有宏大的、居高临下的说法，对体制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乡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井水的问题，鸡被偷了怎么协调的问题，光是原则是不够的，要把冬天快过年了农村里有人偷鸡这背后的意义搞清楚。这和公知的差别相当大，而且是两种类型，甚至是互相取代的。
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家都跟随领袖性的观点，观念比较极端，思想性很强，变得很浪漫，有革命性、批判性，和英国的风格很不一样。英国没有很明确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角色，当然它的报纸，有无数的评论人，有很多有机的声音，但没有很强大的意见领袖出来讲很吓人的说法，而且相当保守。所以费孝通来英国如鱼得水，他是江南士绅的气质，来到这里看到英伦的绅士，也是很契合的。
吴琦： 因为乡绅式的气质本身是温和的，它导向的会是社会改良，而不是激进的社会运动？
项飙： 因为乡绅是比较保守的，是不是就意味着不需要革命了，或者革命必然坏，完全不是这样的。革命不革命，到最后跟有没有乡绅这个阶层在没有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当时发生革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失去乡绅，没有稳定的结构，土豪劣绅占据了地方社会，把农村逼破产了，所以有了革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乡绅家庭里面出来的年轻人变成了革命者，革命不是知识分子造出来的，这是肯定的。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今天还是缺乏乡绅式的气质。我们今天有很多谈革命的人，却讲不清楚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下，为什么革命不可能。乡绅这样的人讲得比较清楚，老百姓怎么想，他们和体制是什么关系，是怎么混的。所以，多一批乡绅式的知识分子，不会给历史前进拖后腿，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拖后腿，但他们会对我们的现实有更全面、更精确的把握。在不革命的时候，他们能更加有效地推进一些变革，而当革命成为必然趋势的时候，革命的先声其实就是乡绅和体制关系的破裂。所以不能把乡绅变成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把乡绅作为一种方法。
吴琦： 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乡绅作为一种方法”的含义？
项飙： 首先，今天我不把乡绅当作一个实在的人口群体，我讲的是一种个人的气质（temperament）、一种思考方式。是先愤怒还是先好奇？是尽量温和甚至用淡淡的幽默感把事情描述清楚，还是直接去判断？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很喜欢乡绅的做法，对生活状态从内到外有一种体察。比方说，接受了西洋教育之后，我知道农民一定要生男孩子是不对的，但不能否定他们的感觉，所以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安排，哪一块能动，哪一块只能靠时间解决。
第二，今天有没有可能把乡绅作为一个实际的社会群体、社会力量重新构建出来，超越作为方法和意象的意义呢？我觉得非常困难。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乡土”可以不单指农村，任何地方都会有比较愿意观察、愿意记录的人，这批人就是乡土的思考者和观察者。但从道理上来讲，我们还是要慢慢迈向政党制度，以这种专业团体的方式来组织社会生活，而不是靠乡绅所维护的道德秩序和帝国秩序。
[1] 雷蒙德·威廉斯著，樊柯、王卫芬译：《政治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2] 《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 ），是爱尔兰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里面用的语言看似是英语但又不是英语，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猜测。戴从容翻译的中文版第一卷已在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 徐冰（1955— ），中国当代艺术家，现居北京、纽约，其为人所知的大部分作品皆与文字有关，如使用全新创造的“汉字”写成的“析世鉴”（又称“天书”）；又如以汉字思维方式书写英文单词的“英文方块字”。1997年徐冰因其在书法和版画方面的成就获得了麦克阿瑟奖。
[4]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及观念史学家，被认为是20世纪的顶尖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在1958年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 y）中，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对以后关于自由和平等间关系的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积极自由指发展创造新社会的自由（freedom to）；消极自由指不受干扰、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freedom from）。社会主义运动强调积极自由，资本主义强调消极自由。此外，伯林还提出了一个思想家分类法——“狐狸”与“刺猬”。所谓“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即“推诸字面意思，可能只是说，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针防御”（《俄国思想家》，中译本由彭淮栋翻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26页）。
[5] 1964年，十九岁的昂山素季就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的圣休学院就读，主修哲学、政治与经济，并于1967年毕业。2018年，学院本科生学生会（Junior Common Room）投票决定，鉴于昂山在缅甸罗兴亚穆斯林难民潮中的行为，取消了学生会休息室“昂山素季厅”的冠名。
[6] 特雷莎·梅（Theresa Mary May，1956— ），英国保守党籍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及保守党领袖，是继同属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后第二位出任英国首相的女性。
[7] 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爵士（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1873—1944），1899年到北京，担任莫理循的助理，协助翻译工作，之后他余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中国。巴恪思1944年1月辞世于北京，在临终前一年，他完成了自传体著作《太后与我》。在书中，巴恪思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他在清朝末年寓居中国的生活。
[8]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为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公民主义，字根源自拉丁语populus，是人民或群众的意思，通常被用来与精英主义、贵族制、共治主义或金权政治相对，其大意认为掌握权力的精英是腐败的，不值得信任，而民众直接的、没有论证的意愿是合理的。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不是一个固定的说法，大意指对任何成型的理论的怀疑，强调实践经验和社会位置对认知的决定作用。
[9] 在1917年3月8日（儒略历2月23日）开始于俄罗斯发生的民主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序幕。其即时结果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逊位，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俄罗斯帝国灭亡。
[10] David Mills Daniel, Briefly: Ayer's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 SCM Press（November 26, 2007）.
[11] 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画家和诗人，1940年代后期，伯格以画家身份开始其创作生涯，于伦敦多个画廊举办展览。1948—1955年，他以教授绘画为业，并为伦敦著名杂志《新政治家》撰稿，迅速成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之一。1972年，他的电视系列片《观看之道》在BBC播出，同时出版配套的图文书，遂成艺术批评的经典之作。
[12] 自2018年2月22日开始，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内的64所英国高校的45000多名教职员工，举行规模空前的罢工，抗议英国高校联合会拟对教师养老金计划做出更改。
[13]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美籍犹太裔政治学家，原籍德国，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闻名西方思想界。汉娜·阿伦特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她的著作涉及权力的本质以及政治、直接民主、权威等主题，对政治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此处提及的内容可参看她于1972年出版的文集《共和的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 ），是阿伦特对于1960年代美国社会观察的结果。
[14]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第二代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以及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做出的贡献有广泛影响，并因此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5] “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是指流入地的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成为促使人口流动的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是由拉力、推力、中间障碍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6] John Berger, King: A Street Story , Vintage（November 14, 2000）.
[17] Charles Letourneau, Sociology, Based upon Ethnography ，1881.现在教科书中所谓社会学是对西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兴起的回应，是晚近的历史新编。社会学的最初目标是要解释“世界性的差异”。
[18] 2018年8月4日项飙受邀参加了中间美术馆发起的，以《流动与悬浮：学术和艺术中的现实问题感》为主题的对谈；2018年12月13日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以《悬浮：流动、期望和社会成长》为题做分享，阐述了一种普遍的国人“悬浮”心态。
[19] 王雅隽，《“做打火机的人类学家”项飙》，《香港01》，2016年4月8日，第2—3页。
[20] 可参看端传媒对于项飙的访谈：《专访人类学家项飙：我们应该“认命”但不能认输》。
[21] 相关内容可以参看《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该书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文的依据是作者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最初以英文发表，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在英国出版，作者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书名为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沿用原书扉页上的《江村经济》一名。
[22] 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见《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23] 安东尼·瑞德（Antony Reid），1939生于新西兰，澳大利亚籍，国际知名的东南亚史专家，认为应当把东南亚地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 1450-1680 ）是其成名作。中译本两卷由商务印书馆于2010年4月出版。
[24] 这句话出自谢冕的散文名篇《永远的校园》。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
[25] 项飙：《世界、学理与自我：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作为《全球“猎身”》的序言收入书中。
[26]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的政治运动。同时他也是一位乐评家、歌剧学者和钢琴家。
[27] Anna Tsing,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28] 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医生，瑞典科学院创始人之一。他奠定了现代生物学命名法二名法的基础，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也被认为是现代生态学之父之一。
[29] 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美籍法裔画家、雕塑家、国际象棋玩家与作家，20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驱，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守护神”。其作品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他第一个给蒙娜丽莎加上两撇小胡子，将小便池当作艺术品送去参展，他的出现，直接影响了二战后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改变了人们认识艺术的方式。
[30] 项飙：《寻找一个新世界——中国近现代对“世界”的理解及其变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9期。
[31] 项飙：《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32] 项飙：《家：占有与驱逐》，见［美］马修·戴斯蒙德著，胡䜣谆、郑焕升译：《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33] “基础设施型权力”是美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42— ）提出的概念。基础设施型权力和专制型权力相对，它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渗透、通过对社会行动的协调和服务而达到管治社会生活的目的。比如通过修建高速公路、修建大转盘来调控交通，就是一种基础设施型权力。
[34]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1950— ），是英国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在目前社会学和文化学领域的研究中也享有盛誉。保罗·威利斯的作品主要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领域，并强调消费文化、社会化、音乐以及大众文化。现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是《民族志》期刊创始人兼高级编辑。其1977年的作品《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被誉为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35] 这位东正教传教士是N. I. Il'minskii，见A Neglected Source of Lenin's Nationality: Isabelle Kreindler . Slavic Review, Vol.36, No.1（Mar.，1977）, pp. 86-100。
[36] 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著名英国在华传教士，在中国温州传教二十六年，牛津大学中文教授，英国知名汉学家。
[37] 20世纪以来，有过几次关于妇女回家的大论争：30年代一次，80年代初一次，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次，世纪之交一次。这几次论争固然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但都跟经济和就业问题有关。
[38] 遇罗锦，1946年生于徐州，三岁时随全家迁至北京。1980年5月16日，34岁的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诉状提出离婚。其间她写成纪实文学作品《一个冬天的童话》，发表于北京的文学季刊《当代》。在当时的中国，离婚被认为是道德禁忌，一方不同意另一方就离不成，遇罗锦的离婚案公开，在当时引起激烈反响。当时北京的杂志《新观察》与上海的杂志《民主与法制》先后就此讨论了一年，各方观点针锋相对。
[39]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2011年出台，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是最高法院对现行婚姻法的有效补充。解释指出，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
[40] 这场争论起因于1994年8月9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轿车文明批判》一文，该文首次明确反对“轿车进入家庭”，文章的作者郑也夫是挑起这次轿车大论战的第一人。1994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经济学家樊纲的文章，标题是《“文明批判”的批判》。随后，茅于轼、胡鞍钢等学者就这一论题发表自己不同的看法，或是反对或是支持，但都有一个愿望，让中国汽车工业走健康之路。这些争论性的文章发表于各大媒体上，引发关于“轿车是否进入家庭”的大讨论。
[41] 2009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带领一个研究小组，通过大量的计算，提出基于人均累积排放指标的全球各国未来排放权方案，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该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他又用研究数据直指目前一些主流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在大会上明确反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方案。
[42] 《半月谈》，由新华社受中宣部委托创办，1980年5月10日创刊号出版发行，32开本，64页，除北京外，同时在长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福州、武汉、长沙、重庆、昆明、西安、郑州、乌鲁木齐印刷发行。1985年《半月谈》发行量达到360万，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时政类期刊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