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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顺江而下
1胜利的欢乐
1945年的暑假，我住在七星岗捍卫中学刘娘处。8月15日那天下午，到上清寺战时生产局的宿舍等妈妈一块儿回去。妈妈下了班刚到宿舍，就听见街上放鞭炮，还有人在喊着。我以为有人结婚或是店铺开张，也没理会，正准备出发，宿舍的女工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日本投降了！”看妈妈还有点儿疑惑的样子，她加重地说：“外面都卖号外了，好多人都上街了！”停了一下，她又说：“这回你们下江人都要回家了。”妈妈向来遇乱不惊的，和平常一样，带了我就出门到街上一看，真是人山人海。马路中间都是人，车是不能坐了，好在也不太远，可是，走也不好走了。越近七星岗，人越多，只好在人群中挤着前行。我正好看到人们狂欢的场景：有人举着号外大声地喊，大声地笑，有人相互拥抱转着圈子跳，街边的饭馆里面全是人，桌子上下都站着举杯欢腾的人们。一辆公共汽车陷在人海中，有个人探出身子拿着酒瓶，向下面的人敬酒。还有个人也探着身子出来逮谁跟谁握手，整个重庆街上的人们似乎都不存在相识与不相识的界限了，都像醉了一般。我们好不容易走到捍卫路口转了进去，天已全黑，鼎沸的人声也渐远去，到下坡时，耳边已经清静。妈妈叹口气说：“这回台湾也收回来了，可是你爸爸已经看不到了。”我也想起了爸爸，一直到了刘娘房里，我们都没再开口。
不久，开学了，第三天晚上，沙坪坝各学校庆祝胜利大游行。我们按班级排好队，秩序井然，举胳膊、喊号、唱歌、欢呼，男高中的“野猿队”还在行进中跳土风舞，热闹极了。店铺们也都张灯结彩，放鞭炮配合我们。过不久，我们学校在大礼堂还开了个庆祝晚会，老校长也出席了。南开一向提倡话剧、体育，支持学生们的各种活动，这个晚会上真是各显其能。我们班的奚娟琳上台高歌一曲《嘉陵江上》，声贯全场。高中的节目更具水准，形式多样。我记得京剧组自编的时装剧，日本天皇是个白鼻子丑角，原子弹是个大爆竹，用一顶小降落伞从天幕上放下来，正好到台口就爆了，还配合了火光，吓了大家一跳。特别是“坐飞机”的创造：前面一个人拿着纸糊的螺旋桨，不停地转，后面一人骑着纸糊的尾翼，中间一人戴着礼帽迈着四方步，就算是大员去受降。这种京戏我完全能懂，特别爱看。
庆祝活动是振奋人心的，胜利的喜悦也在我们这些小姑娘心中躁动，都关心起前途来。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也问起大家的籍贯和去向，同学们东北、华北、华南、中南各省的都有，四川同学占少数。转到我，我站起来说：“我是台湾人！”老师无奈地说：“你净会瞎扯。”我急忙申辩：“不是瞎扯，真的是台湾人。”同学们都笑了，七嘴八舌地说我想当日本人。我虽不服气，可也不太气壮，只说：“胜利了，台湾就收回来了。”老师也未置可否。我坐下来想，她们怎么都不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下回我还是当福建人吧！
寒假前，就有同学随家人回乡走了，几乎每天都能听见老校工在过道里喊：“×××，你家里人来接你了。”于是这位同学转眼就再也见不到了。一时，写纪念册、合影照相很风行。老师也有走的，借此全班和老师也留了合影。四川的银子便宜，我们班也打了纪念戒指，戒面是紫色南开的英文缩写NK，一旁还有一个JⅡ2字样。我也想要，可又怕给妈妈增加负担，便放弃了，只和徐彬彬二人照了张二英寸小照，还买了男生部紫燕摄影社的几张校园风景算作纪念。
1946年和南开中学的好友徐彬彬分别前合影。徐是歌星成方圆的母亲
胜利的欢庆没持续多久，除了同学们分别的惆怅，就是丢失了蒙古的阴影。哥哥把地图画了个大黑边，还写上“桑叶缺了”四个大字，慷慨激昂地说：“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了，我们浴血奋战，是胜利国，而国土反倒丧失掉！”重庆还搞了个声势浩大的反苏“二二二游行”。南开也参加了，但限于初三以上的班级，我不能去，还觉得挺遗憾的，因为我也恨苏联，它挖走了我们的蒙古，还抢走了东北的机器。游行之后，特务砸了七星岗的新华书店，把书扔了满街。我也恨国民党，因为新华书店的书我都爱看，一个暑假里，我几乎天天都去那里站着看一两个小时。那时的我真是浑浑噩噩，一点儿政治都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