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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丈夫由房东变成了房客
我复职之初，就有人怀疑我和老头子的婚姻能否继续，还有同情我的好心人劝我给老头子些钱，让他另娶个老婆离婚算了。待到我申请调回南京，村里的人们纷纷向老头子进言，叫他防备我远走高飞不管他了，连我畜牧兽医站的领导也说，魏老汉不同意，他们是不能替我呈报调动申请的。老头子知道后，特地来到站上表态，将他能说会道的本事又展示一番。他说：“给老母养老送终是儿女的义务，我不能阻拦。至于她以后管不管我，是我自己的事，与你们公家不相干，即使不管我了，我也不会来给你们找麻烦，你们不用顾虑。”说得站领导对他大加赞赏。回来后他又对我吹嘘一番：“为这事，给我出谋划策的人多了，我一向遇事都是自己考虑，用不着请教别人。我又不是那种糨子脑袋，我还不会分析问题了？”我看他自以为是的样子，便问他怎么分析的。他说：“第一，你没有娃，将来就得指靠我娃给你养老。”看我没表态，接着说：“第二，你年纪也不小了，不会想去另找老汉了！”看我还没反驳，他更自信了：“第三，你已经过了时了，兴不动人了。你想另找个人，人家还看不上你了。”陕西人所谓的“兴”，就是迷惑人的意思，“兴不动”是说我没有魅力了。我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回敬他说：“你分析的这三条都是屁话，我指靠你娃养老？你能不能指靠得上还都不一定。还说我兴不动人，我马上去兴一个，管保要比你强。主要的你都没分析出来，我就不是那种不讲信用、不讲道德的人！”
我对于婚姻还是严肃的，即使没有爱情，也是一个契约。这老头子没做什么伤害我的事，十来年都和平共处，不能因为我现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提高了，就和平共处不了，就得断绝“外交”关系。社会地位的高下是当政者予以的，自己还是那个自己，并没有什么可自诩的。再者，这老头子已老，没有劳动力了，我有义务养活他。人受教育的程度和出身环境、经济条件及社会进步程度有直接关系，文化程度有高低，但人格是平等的。老头子的天赋不低，社会经验比我丰富，我们道德观念基本一致，在一起生活，互相都没有压力。但许多人都不能理解，好几个朋友都问：“你怎能和这么个老头子一起生活的？”觉得不可思议。我实在地告诉他们，我们并不像一般夫妇那样，而是各按各的生活方式活着，打个比方，就像房东与房客般的。媒体还以《房东与房客》为名做了一档节目，在中央台的《家庭》栏目播出过。在陕西，他是房东，我是房客；在南京，我成了房东，他是房客。
老头子是1982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户口农转非迁到南京的，只因已过60岁，不能安排工作，便在我们农科院干临时工。好在是农业单位，他在这里养过羊，养过猪，还在园林队种过树栽过花，作为农民他都得心应手。有人问他：“你老婆每月给你多少钱？”他答：“我自己挣，不用她给。”人再问：“你回老家呢？”他就说：“儿子给。”维持他那大男子主义的精神。
科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师范学校，分配到临潼教了三年书，老头子希望他留在陕西，可是年轻人向往大城市，1986年因独生子女政策调来了南京，1988年在南京结了婚。老头子70岁那年，小孙女需要人管，便不再干临时工，在家带孩子了。儿媳宣布她的发现：“爸爸比妈妈会管孩子。”孙女上学后，老头子也帮助我照管我老母亲。老母亲95岁去世后，我就回农科院和老头子和平共处。科科一家为了上班上学方便，住到了城里我母亲的房里。
1996年，和魏老头儿游句容茅山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我们生活也不再拮据。我陪老头子来年回官村老家一趟，可惜他的亲友们寿各长短，愈来愈少了。小孙女陪他坐过一次飞机，由南京到西安，他从未享受过这么周到的服务，对空姐大加赞赏。我还带他去过一回北京，他除了认为天安门还“收拾得不错”，别的都不以为然。在他脑中，陕西的关中才是最好的地方。2004年，我还特地带他从周至县翻越秦岭到洋县住了几天，打听到他小时候当小长工的高家庄，去了一趟，可惜村里上80岁的人已稀少，没人知道有三个女儿的“蛮娃”一家的情况。毕竟七十多年过去了。但村子的地形、村东的小河还和从前一样，高家庄就在龙亭镇北二里，距县城30里，与老头子的记忆相符。
老头子2006年死于脑梗，享年85岁。我也75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