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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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初八) 阴 微雪

按古历计算,今天是耘儿的满月了。

天气很阴冷,夜间落了一些雪粒。我的脚上,手上,唇上的小疮渐好了,鸣儿的疮也渐好。

芬说我、她加上耘儿全属羊,去年正是羊年,所以是倒运气的一年。——这种迷信说法对于我是不适宜的,因为我总在倒运着。

读完第一段《反杜林论》。

范乡长虽然来到刘庄,但他却没给我借来粮,我也就不再去寻他,决心拿了准备卖的一丈二尺布去碾庄贺家。路上遇到王兴姚,被他拉到家里去吃了两碗饭,那里正有两个剧团上的人在吹牛皮,谈着他们如何和日本兵打仗,摸手表等。

从贺家借到三升粮,他们又给我装了一些荞面。我托他有时间去把布卖了。

临行时他同平常一般,直立在门前,眼送我转过了山崖脚。

这样又可以支持半个月了,随便公家怎样处置罢,无论如何我不能被屈服,被战败。

人生就是战斗,只有“死”才是离开这战场,如果是作家,他将要一直战斗到他的作品失了时效。

二月二日(正月初九) 雪

刘永廷老婆来,讲着她丈夫恋爱的故事:1,一去年她丈夫要和她离婚,和刘大的老婆结婚。2,刘大的老婆送饭到山里与刘永廷发生性关系。3,一同到李村集上吃饭馆子,被同志批评了。4,看戏时给钱。5,过年时在刘家过夜。6,受训回来不砍柴,不乐意劳动了。7,粮食不够吃。8,刘妻在次女家住了二年,被打。9,她幼年时曾在天主教堂读了二年书,供吃、住,教书者为老姑娘。10,她对于洋堂还存着留恋。11,过门时曾给过一对银儿环、首饰,却被贼偷了。教堂的地毯、花布也被偷过。

这村中妇女分成两派:刘大老婆,贺四老婆,刘怀亮老婆,吴永贵老婆——浪漫派;刘怀民老婆(现在又有了五月娠),刘永廷老婆古典派。

贺家要分家了,因为贺四赌钱,吃洋烟(鸦片);贺大,贺三好劳动。有三头键牛,两头驴,一群羊。原来由安塞等处移到这里——数年(民二十)由他们母亲后老汉李为订婚。现在李老汉已经另居。贺家有地约六十垧。

刘怀民家也要分家,这是刘怀亮老婆主张。

夜间又落雪,在高家,我谈了一些党和政府组织,关系,以及村长的道理,卫生,我自己的职业等,也鼓励他建立厕所。

我谈话时努力平简,控制感情,观察对方接受程度,感情反映……这是不很容易的事。他说自己起始被选时有些人怀疑他不能读书,能力差。

刘光喜,刘怀宝全做过村长。

二月三日(初十)

上午把过去《文艺月报》整理一番,还有二十份合订本的样子,余的订了两本日记簿。

我是像一条冬眠的虫似的生活在这里——要生活两年,也许还要多一些。

从刘永廷家借到一本天主教的《日课要选》,上面是一些经文之类,而且是文言翻译。真中“耶稣受难始末记略”却比较其它福音书写得好,动人,使人感到一种形象的忍耐的力量。

信、望、爱这是天主教基本的教条。……

二月四日(十一日) 寒

天气陡然寒冷起来,比去冬还要冷些。

我们预计到一月以后如公家仍无明确表示,就搬家去碾庄种地,目前的柴我早不砍了。我对回公家除开不用自己张罗柴米而外,实在无任何兴味。他们是不会很快有什么回答的,他们是想治一治我,又怕长了我的威风,他们是被“权威”冲昏了头脑了。总之,无论他们如何处理对于我全是一样,我必不可被屈服于一些可怜的压力之前。同时他们对我也无聊,我知道得越多一些,多住一日乡村就多认识一分,反正我是要胜利的。

总结起过去一些事,那些和我斗争的人如今全露出了自己的狗尾巴,这证明我是对了―但还要忍耐,还要斗争下一去。

等到月终如他们仍无消息,我就决定执行自己的计划——去碾庄种地。

迟缓的决定这是一种“无知”的表征。共产党对一些事总是如此“拖”,“迟缓”,如果不夸大说,这正表明他们底能力薄弱,对一件事不能够马上采取决定的办法,这决不是一个所谓掌握马列主义,科学方法,工人政党的作风,这正是农民性的小有产者的作风。

读了“抗战中中国政治”关于边区部分,我更要切实懂得边区一切历史和机构,这对于我目前生活上成为必要的知识。

《反杜林论》我终于又抛开了它,那种生硬无味的引章摘句实在不能忍耐。

二月五日(十二日)

我不能靠着作家的热情来生活了,必须要用政治家的方法,哲学家的头脑——聪明和智力——以至于一个真正劳动者的力量来生活了。我应该很好利用生活四周的矛盾,使自己不至为外力所压倒。

开辟的路要多些,再多些……

昨夜去冯家,拿回两个南瓜来。他们虽然贫穷,但在过年时却赌了钱,老冯因此欠了债,在为贺家去推土。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生有一双大眼睛,是个聪明有趣的小家伙。

今天上午读完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中的“列宁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党底斗争文件”。

这些文章总是千篇一律地在引用固有的几句话,解释几件事,公式地用着:天才,伟大……等修饰词句来赞叹马、恩、列、斯,此外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了。读完了觉得什么也没有获得,只是加了一些历史记忆而已。——这些哲学上的训诂者!

本村行政村主任来(姓郑的住在南义沟)求我给他写了一封催柴的信。

晚饭前领鸣儿去王家沟看延安县宣传队的秧歌。这是粗陋的,不能和鲁艺的秧歌队相比,但这里的人们为了“寂寞”的缘故,却男女全去看了。

夜间在高村长家,还有老冯在那里,我给他们讲识字的用处,他自愿要跟我学字,我答应从正月十六日起开始教他。

二月六日(十三日)

来到第六乡整是三个月了。——这是艰苦的三个月。

上午读毕一篇高尔基:《一个人底诞生》,这使自己的快僵硬了的感情被柔软了一回,闷塞的气息疏散了一次,文学和艺术它们是和我生理结有血缘了,它们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

从自己为耘儿接生的经验,印证着高氏的经验,他也确是做个“产婆”的。

芬在家洗衣,我领了鸣儿去后面沟里拾一些引火的柴枝回来。这孩子是聪明的,他也在学着拾,这使我触起一种淡淡的悲哀的感情。我何尝不愿过一个“作家”的生活:工作,读书……而如今却把整部精力消磨在担水,烧饭,拾取小柴枝的上面来了!

又开始读一篇哲学论文《科学的预见》。

早晨芬去乡长处,他不在。我明知找他是无益的,但我必须要弄得清楚明白,究竟他们管我不管了?明白以后,为了自尊的缘故,我也就决定不再寻求他。

这是个最不行的一乡,无论乡长以及其余的人,全是庸懦无能,不求进取的人物!

二月七日(十四日)

我和鸣儿全剃了头发,他已经三个月没剪发,我也两个多月了。

李老汉来,他诉说自己的孤独,今年已经五十七岁。

贺家兄弟最大的二十七,其次三五岁全由他经过二十年抚养成人,娶了老婆,如今他不能劳动了,被赶出来。答应一年给他一石五斗粮,今年也不给了。他自己已有一头牛,几只羊,缝了一件大皮袍(四千元)种了一些瓜豆。过年时量了一斗麦子要磨面,贺家只给了他五升,两块豆腐,几个油馍。——人类的情义不存在了,只有利害和力量!

贺家的弟兄是不讲情感的犹太型的人。

夜间洗了一次澡。

二月八日(十五日)

上午同芬和鸣儿也抱了耘儿一同去碾庄。

贺忠俭的妻子和住在他家的那四川人有暖昧关系,这使我很久感到不愉快和有一种恼丧感情,觉得自己有一些太猛浪,这也是自己对于一切事看得过于严肃,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性。其实即使如此——为了生活关系——也是平常的。这更加增加了我对贺忠俭底同情。

我曾答应贺,将来如果我有了办法时,我愿他做我书店的老板,并负责他的儿子一切教育责任。我愿我这话能实现。贺我始终认为这是个明白的有骨气的人。人看人总是取其大者。

他和我诉说过去生活上的折磨,眼睛是含着泪的。我知道他有悲哀!……

晚饭后夜间我去王兴姚家,那里有些人正在吃洋烟。一个喝醉酒的剧团上的大队长、张老汉、王兴亮,里面屋里我也听到带鼻音说话的老冯。

这里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鸦片和赌博困迷着,虽然他们逢人诉说自己生活无办法,但却要从麻醉和侥幸中拯救自己,我感情很不愉快。

我所听到的事情:

一,李兰英是那个醉酒的大队长的干女儿,还盗了他二钱鸦片烟事。

二,中农王兴甲骑着马看地回来了。他们为了消极反抗公家对他们公粮出得多,估计地不公平,他们要到南区去开荒了,不种这里的地了。王兴甲打算:带着十四岁女儿去开几响荒地(不纳公粮),种下棉花(不出税),把碾庄一些较好的地留下种,不好的地就不要了。要搬家的:

刘家-―他儿子是自卫军排长,他怕当兵,担心内战。

常家―一个青年爱赌博的人。

大约有七八家要搬开碾庄。

这却是一个题材。

夜间有狼到庄,一个羊在生羔,每家全挂了灯,生起了簧火。

他们背地里评论我是好人,对人客气。

王兴甲大声地述说自己听过吴满有演说的意见:

“……这吴满有就是拦羊的吴只X的儿子,他上台说话了:‘……我们出的粮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们要好好生产……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粮食……’我听了连手也没拍就走了,他在说风凉话么!……”

接了他们就讨论公家给吴满有的东西:

“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刘……”

……

农民究竟不是进行革命到底的阶级呀!

二月九日(十六日)

早饭吃于王家,这里有一个剧团的团长,是个瘦瘦的有两穗胡子的老年人―姓曹。做过小学教员,县政府科员的政治指导员,因为他们谈着一些事务上的事,我很快吃完就离开了他们。

同芬回来路上遇到刘永廷。

贺忠俭坚决答应他供我粮食,布还没有卖出。我竟在这贫穷人生上寻到自己一条唯一的生命线了。到月底如公家无消息,我就准备搬到碾庄去种地,要长期战斗下去。

夜间在高家我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并鼓励他们识字,讲了苏武牧羊,哥伦布发见美洲,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故事,但这里的人是缺乏进取心的!这是农民的特征:“得过且过”、“好疮忘疤”自当他们的生活一人到“饱和状态”就不再进取了!所以他们不是执行革命基本的阶级。

二月十日(正月十七日)

早晨碾庄一个姓贺的青年农民来,他说到延安去见他本家一个做副教育厅长的亲戚―贺连城―那人曾提到我:

“人家萧军同志是最进步的文化人,如今竟第一个下乡种地去了,你们更应该好好生产了!”

我这次下乡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号召,如果他们党方面若是聪明,应该利用这机会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利用做一番宣传,同时好好帮助我种下一年地来,也可让我担负副乡长和文书的职务。―这是最合适、聪明的办法。但他们却常是走愚蠢道路的人!

午间到李家村去了一次,要买点灼‘油也没买到,只是买了二斤盐―四万元,把鸣儿过年时挣下的一千元花了。一碗面条一百元,一斤饼二百五十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早晨托姓贺的带给王兴姚一封信,预备一月后我们去碾庄,请他给留下窑洞。我估计可能今年能种地了。关于我给边区政府的信,大约他们在行政会议上讨论过了,我底种地已经成了公开的事情,想不久关于公粮事他们也许会有个回答。

夜间领鸣儿到冯家,老冯是个聪明人,他和老贺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后者很具备艺术和气质。他是这刘庄优秀的人物。

鸣儿胃口不大好,夜间吐了,我起来几次照顾他。

这村中开始在做生产计划了,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百姓对它并不感到兴趣。

我很想以这村为背景,预备写一篇东西,但还没定写什么“主题”以及以什么为题材,写什么人物。

二月十一日(一月十八日)

早饭后去拾柴,三个孩子——钱,跟弟,云星——围绕着我,替我拾柴。我仰卧在一棵大槐树下面,透过那些垂着淡黄色槐籽的枝呀望着蓝静的天空―忽然被一种可怕的寂寞困惑着了!我开始大声地唱着歌。

槐树上有着三个鸟巢,一只红嘴、百胸、长尾鸟飞来了,它落在高高的枝讶上,叫了两声,就飞向了天底一边去。

我仍然是寂寞地唱着歌……

回来读了几篇鲁迅论文集。

又和芬谈了一些文学上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底不同点。她很不满意托氏安娜克列林娜结尾底那般写法。我也不满意,这破坏了气氛,限制了读者的想象力。

一个穿红袄,蓝围裙,黄色花鞋的“新娘子”,是个没了娘的女娃,虽然今年一}一九岁,她的样子却还不成人。她曾在鲁艺为贺绿汀引过两年娃娃,梳了一颗假发髻―她被自己的姑夫―狗娃大―骂得哭了。

把一份有做“农户计划”的群众报抄了一些摘录,我在随时留心收集一些零碎的材料,准备写作的一天。

夜间到刘永廷家里坐了一刻,问了他关于做生产计划的情形。贺三家种熟地四十响,开荒五晌,种棉花二响。我叫他们给我做个计划,他们全不信任地笑着―拐腿李老汉也在那里,李二月也在那里。

我来种地是正当的,如鲁迅先生所说:这个时候文学是没用的―主要的扫’粮食喂肚子。

革命前有文学,革命后有文学——革命中是没有文学的,现在正是革命中,种地和打仗才是第一等重要。

“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状况不可,没有时间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为沉寂了。”——《革命时代的文学》

这是对的。

真正工农作家产出在中国来说,一时还不容易,因此文学大众化这口号一时还不能兑现。社会状况不改变,教育不普及,生活无余裕……“文学大众化”“大众化文学”是谈不到什·么的,仅仅也只是点缀而已。

“……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到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

鲁迅先生这话如果在现在说出,一定要被“流行的革命家”们批评得狗血喷头。他们是在奉命写文学作品,也一直在向别人命令着。

我一生还愿意遵循“自然流露”这主张的。

二月十二日(正月十九)

又读了《大灾星》,因为没有文艺书读,这次就更细心些。仅此我知道一般读者对读书是如何粗心,知道一个作者给与读者一种完整的具体的一目了然的情境是如何地困难。虽然我曾努力想象但对这篇作品的环境还是不清明。

午间又领鸣儿去拾柴。

二月十三日(二十日)

摘记

从碾庄贺家又背来三升米。

把那一丈二尺布留给贺生大穿,他的衣服实在是破烂不堪了.又由他那里借来三升米,这样一来又能够支持几天……

我是一支孤军被他们包围在这里,他们最后用饥饿来压迫我,这是可耻的啊!……这是我和他们较量意志的时机了,我看他们还有什么更无聊的办法对付我。

在我和贺谈话时,我曾答应在我离开边区以后,只要稍有余裕,我愿他到我那里去,我知道他不会相信这样的事,但我检点自己,确实是经过理性、无邪地约言。但这人是自尊的,高傲的,他却不会依靠别人去生活。那时候我也仅能从金钱或物质上来回报他对我的情义!不管将来如何,他或有什么缺点,但仅仅这一阶段我认为他是值得相处的人。

中农王兴甲骑了一匹小马从后沟跑回来了,这是个狡猾得如狐狸,阴险得如小母狗似的人。

碾庄又在开始唱戏了。

忍耐时间是不容易的事!

听王兴姚说碾庄剧团中又发现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共产党正在经历着一个可怕的实验!

二月十四日(二十一日)

如果搬到碾庄,我去牧羊,贺生大(“贺生”是贺忠俭儿子的名字,“大”是陕西方言“父亲”的称谓―编者)去种地,这样生活也是充实的。如何解决就在三月十五日以前,总之我不再希罕去过那机关无味的生活,这还不如放羊有诗意些……

从各方面估计一,我这样拖下去对于我是有害的,更是这样对于文学写作和逃开那入党等的麻烦。但我知道他们却不肯让我这样拖下去,我要求的是“明确”,而他们却总是用些可笑的暖昧的鬼鬼祟祟的方法,但我也只好勉强应战着。

二月十五日(二十二日)

早饭后和鸣儿去南山拾柴。读了两篇哲学沦文一一《实践在认识上的作用》;《辩证唯物论的概念论的基本要点》——前者在证明概念一定要与实物联系起来,而且是辩证地发展着,否则即是唯心的,形式主义底。

概念“应该同样是国情的,驯服的,灵活的,相对的,互相联系的,对立中统一的,以便拥抱世界。”——列宁。

夜间领鸣儿去到李兰英家,她那戏子丈夫病着。接了他吹起牛皮,说白己如何会打架。

刘光喜原来是赌徒和巫神出身,最近还在贩卖鸦片烟。他向那戏子比着手势,买了六两鸦片.三万多一两,后来赔了,说卖了老婆也补不上等等。他们对我是生疏的,以为我是书呆子,我也乐得“呆”,多看,多听他们一些故事。

这里的乡村和我过去的家乡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烟和赌博到处暗流着。

“心里有苦,就能受苦。”——李树声父亲讲。

“算账不留情。”——李老汉讲。

乡长标准:公正,廉洁,热心抗日,赞成民主,热心地方事业……

二月十六白 半阴 (正月二十四日)

寂寞和荒凉的岁月

要忍耐地一步一步走过去,

只有忍耐——

才会战胜一切!

还要忍耐一个月寂寞和荒凉的日月,才能决定种地、拦羊或者又去回到公家。

早晨一个姓常的女人来了,她哭诉着自己一个三个月的娃给了人,如今她感到后悔。

天气阴下来了,我的心境也阴下来了,真是沉闷得要死……顺便散步到常家——第一次去——那女人的娃娃竟被送回来了,她在欢喜闭不起了嘴,这人家该是这村上最贫穷的一家。

在刘怀宝家抄录了一些种地的常识,一个在桥儿沟开饭馆的商人在这里。我问他杜矢甲还欠他的钱不?他说还欠二百元,但已好久不见到他……,我忽然猜想他也许坐了运输机去苏联了。

在这里居然相隔不足几十里,但却比一个世界隔得要遥远!——这就是政治!

不愿看书,什么也不愿做。

糖房李家老大,民国九年由米脂逃难到安塞——他十三岁,今年他三十六岁——九岁为人拦羊——每年两串钱——十七岁种地。到刘庄时,正赶上革命,他们由四月在山涯里住到十一月,参加赤卫军,夜间配合游击队去攻延安城。那时他没土地,但每年可打二十几石粮。有羊五六十头,牛三头,革命什么全光了,待杨虎城队伍到来,才安定,只有两石粮,两头牛。如今又有了牛三头,驴一头,羊几十只,他的腰作了病,不能重劳动,婆姨死了。……有地七八十垧。他对生活前途并无信心,不相信世界会好起来。

二月十七日(正月二十四日)

为了芬的动作迟缓和鸣儿底调皮,早晨常常使我按捺不住怒气,但勉强忍耐着。我必须忍耐啊!愤怒和责怪女人孩子们是愚蠢而无用的,他们在跟着我受难,虽然我把精力全浪费在一些可怜的生活琐事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整个世界底人全不能做自己所乐意做的,全在受难中,我又怎能例外呢?

我们决定要早几天——到月底——搬到碾庄去,不管公家如何决定,有消息或无消息,搬家即是第一件重要的事。除开鲁迅研究工作和教书挣几斗米而外,我宁可种地或拦羊,不愿再回到那些无味的土牢里去了——虽然我现在也是“牢”似的生活着。

把存在的一些旧刊物检点了一番,又一读了一遍,茅盾的《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中国文化第五期)除开作者作了一些历史底叙述·和凡部旧小说―水浒、西游、红楼―简单分析一番以外,并没什么更深刻警辟的意见,只有对“文艺自由”的主张,作者还隐隐地透露一些。他先主张“学”,而后“创”。王实味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中国文化第六期)我又细心地读了一番,实在还寻不出他的“托派”和“特务”的主张在哪里,而且我也同意他的主张。若非说是“反革命”,只是这作者对于共产党两位愚蠢、武断、机械论者的“理论家”——陈伯达,艾思奇——做了批评,如果若不是“断章取义”,我认为也是该当的。至于对胡风那文句和“左倾”的意见,我也是同意的。但他却一直被认为是“托派”而被绑上了“刑场”——也许是政治上需要这样一个“牺牲者”罢,但我却一直怀疑着。如果为了玩“政治戏法”而出此,这是一种可怜的方法!不能否认这作者是聪明敏感的,较之陈、艾之流是超过的,虽然有时还闪露一些“才子式”的锋芒。我知道无论什么党,他们唯一需要的是“愚蠢的忠心”,其次才是其它。他们决不愿意真正为真理而战斗的人在自己营内,这样一来他们就要咬死他。

一个人总应该勇敢坚决,透过一切舆论、障碍来抉取真理,而主张它。虽然有时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可以不夸张它,但不诚实的种子,总要传出同样的苗芽果实来,今天眼前的便宜,是无好处的。

夜间看着鸣少L睡着的小脸,他的小手握着我的手,心里感到很酸,要哭的样子——这孩子也在跟我受难了!竟吃不到一点肉。

刘永廷又打了他的老婆,脖子上打了一烟管,紫了!我帮常家的小姑娘推碾时听到了她的哭声。原因是刘的那个拼妇大约因为什么被自卫军——刘光喜的——绑起来——后来被乡长大放了——他感到了难受。

刘大的婆姨义使李兰英夫妇吵架了。

烟和赌在这村几乎公开流行着。

二月十八日(正月二十五日)

早晨一个姓杨的人,找我替他被推死的儿子写张呈子,我答应了。

拾了一次柴回来,一气把那呈子写完。

夜间很疲倦很早就睡下。

二月十九日(正月二十六日)

早晨做罢饭,即忙着抄呈子。替前院木匠老婆写家信。

午间去碾庄和贺生大谈了关于我移住碾庄的事。我预备搬过以后即开始动手把附近荒地开掘,不管公家如何,我是要动手准备自己生活的路了。

回来路过王家坪,遇到那性高的青年人,到他家坐了一下,喝了两碗稀饭。那女人是年青的很胖大的女人,五十天的男孩子,有一双大眼睛。

鸣儿正在街上玩,见我回来,赶了来。

仅有的一块羊肉,还被老鼠拖去了,如今我们就一滴油水也没有吃的了。

——又开始了贫乏的日子,我却只想鸣儿。

二月廿日(正月二十七日)

对生活不应失掉希望

但却不能存着:

偶然降来的幸运,

过于美丽的幻想。

从今天起我将根绝一切任何念头,只是像在流戍地一般,在这乡村度过两年,这是没办法的,也是必要的。根据过去我和共产党之间的一些纠葛,虽然那样,我还是存着感情上的依恋,还存了些可笑的希望别人来理解自己的幻想,以至于盼望意外地某友人到来,带来一些温暖!如今我却完全斩断了这些念头,只当过去的一概死灭了―不管友人和敌人,仅此,我将安静地度过这两年生活―决不为任何引诱所动摇,任何阻碍而灰心―和一切取着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这是十分必要的。

人只有在真正“断念”以后才是强健的,幸福的。昨上午同鸣儿去南山拾柴,和他在地上睡了一刻,晒着太阳―感到幸福。

近来因为时令不正,一家人全在伤风,耘儿的右耳似乎在发炎。总之,无论发生任何痛苦和不幸,我全预备愉快地承担,忍耐着生活过去。

昨上午在刘永廷家,为一姓郑的讲说生娃娃问题,这是重要的,不独影响了将生产的后备军,而且影响人们生活和生产积极的情绪。每个乡派一个助产士帮助和训练妇女们生娃娃,这是能办到的,但他们却不办―只有需索,没有给与!人民对这样的政府将渐渐断了关联!

我给写呈子那姓杨的人,听说还要给我钱,我严厉拒绝了,虽然我真的需要钱,但却不愿用这种钱。

读着“叙述与描写―卢卡契”。这是一篇驳斥苏联一些作家对于“自然主义”可怜的怀恋及对于“形式主义”怯懦底追随倾向。作者严格提出了现实主义经行底路线―荷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一直到和生活认真地结合,艺术进入于大胆的,多样的,超俗的,史诗式的古典作风底建立―我是全同意这主张,也正在运行着这道路,一面克服遗弃从各方面承受下来的不良质底影响。但我还没能够完全地把握这方法―仅是有了一种创作态度底确信―以至写出这样一篇自己认为满意的作品来。无疑四十岁以后,我将要在这条道路上或多或少地产出一些作品来。

晚间领鸣儿到李家,看这孩子新获到一种玩具―一面小鼓―地喜悦―小眼睛奇怪地亮着、转着―使我很抱歉,处在这样贫困的生活环境下,竟不能给孩子弄到一件像样的玩具,对于父亲的责任感到心酸……

我和芬说:如果一个人底生活真是这般度过“一生”,我是愿意自杀了。

芬在和我讲着关于一些“食物”的梦。

二月二十一日(正月二十八日)

早晨异常寒冷―我们照样是烧火、煮饭、被烟和蒸气熏蒸着,孩子啼哭,芬和鸣儿争吵着……我则是一个殉教的志士似的,忍耐着一切:一个战斗的兵士似的战斗着。

为了消除情感上的烦躁,又去和鸣儿拾柴,这孩子已经懂得“狼牙刺”的名字了。

和芬谈将来一切卖完而后,就“卖艺”走出边区去……。读了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与“米开朗基罗”两篇文章,觉得这两位天才者所遭遇到的磨难和命运和自己是相类的(虽然本质有着不同),但自己的苦痛的量,和这两位人一较,那仅是大海中的一滴!―这更给了我底坚定和忍耐。

“而他之所以那么驯服地接受主子们所命令的工作,与其说是屈服于权威,不如说是忠实于工作,忠实于艺术。他是骄傲的,虽然他有时流露出了生性怯懦的弱点,却绝不是协肩谗笑,以纸权威的靴子为光荣的小人。”

只因为我骄傲,我要主张一个作家应有的“权限”和“尊严”,我不愿无必要地服从那些狭小的偏私的市侩和流氓等的“命令”,我要忠于“艺术”,忠于真理……不愿做那些软骨吧儿式纸权威的一一不管他是代表着什么阶级或名堂―靴子尖的小人,他们便不给我米吃了!“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底真面目,―并.且爱世界,而应该改造它。”

“将赤条条的身体,站立在锋利而移动的飞箭面前,在通红的血泊的气味里,露出从容的微笑。”

“不想满足自己的天才而只求取悦于俗物的人们,决不是一个高卓之士。”

“我所应允的,我将冒着一切患难而实践,我将做一番全意外大利(全中国―萧)从未做过的事业,如果神助我(如果我能生活下去―萧)。”

“品性不伟大的处所

,没有伟大的人,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和作者……”―罗曼罗兰《悲多芬传》。

夜间领鸣儿去李家串,因为第二次取烟袋,竟被狗咬破了衣服。在刘永廷家和他们讲了

们所看的戏《回龙阁》所引起

些人生的道理和三国演义等故事,这由他

二月二十二日(正月二十九日)

刘永廷处借得了撅头一把。

范乡长、米指导员、刘永廷他们在刘家门前议着什么,我和范谈了关于我底搬家,种地,食粮的问题,从他那无心少肝和暖昧地和米指导员挤眉弄眼的样子,我知道他们对我底“阻碍”并没有放弃,据我估计,他们是要我给他们做文书,但又不肯明一说,所以用这种方法―不管一切―来挤我,我也要看看这些小鬼们究竟有多少花头,要冷静地对付他们。

人不要先说出自己的给与,而等待需要罢。

下午天气渐暖,和芬及鸣儿出外做了一次散步。读了有关列宁的几篇文章:列宁一论文化与艺术,列宁与儿童,列宁论艺术。

这是个真正的“诗人”,灵魂是透明得如水晶,我喜爱他像一件古希腊的雕刻品,而且是能动的。

感到很疲乏,夜间睡得很早。

本来要去碾庄贺家取米,因为鸣儿底纠缠没能去成。

二月二十三日(正月卅日)

摘记

1,从贺家又背回五升米。

2,听说王兴甲因了“投毒案件”被押到了县卜。

3,姓白的青年农民借去我的绑腿。

一早起去贺家取米。两条狗跟我到半里路。

贺家的小孩在病着―咳嗽―他们夫妻担心他会死掉。那孩子样子不甚好,也只好勉力安慰他们。―这是他们底第六子二’""

我看

个孩

我说话有时还是过于直率,此后还应该谨慎些,免得惹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碾庄姓郭的那个剪发女人,因了谋害丈夫的嫌疑被捕去四天了。丈夫夜间睡觉从她的衣袋中发现了一包药末,他便告到了乡上,乡上认不出,到区上,县上,他们全认不出,拿到了万家沟区院,也认不出,后来由县上做了几个摸,给鸡吃,一只鸡死了!这证明是毒药。这女人平时和王兴甲有关系,丈夫便告了她。其实这女人并不爱王兴甲,另外爱着一个木匠,只为了王兴甲底势力,只好应付。但王这人是诡一诈的,平时对政府抱有敌意,这一面如果此药真属王给的,那就有了政治嫌疑,因这类药除开汉奸不会有。据我和贺的估计,可能这药是那木匠娇夫―他去年和正月全来过,被村人所反对走了,现在延长一带―给的。

平时这女人和丈夫几乎不交谈。

据说县政府谋害丈夫的案件还有几起。一个女人谋害死了丈夫,待她生产以后才能判刑……

姓郭的女人和刘庄刘大的女人,这全是有坚强性格,生活欲望极强烈的女人,也能干,但一个却演了这时代的悲剧。如果遇到合适的环境,这全是于社会有用的不凡的女人们。

她们吸到了新鲜的革命气息,不满于自己现存的环境,又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于是走向了这可悲的路―企图谋杀丈夫和毁坏自己的肉体;吃洋烟,性底放纵。

这是买卖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

从全般“人”底观点来看,她们是无罪的。

那姓郭的女人孤独地被锁在了女牢中,没有任何人底探视和送一条被盖。

几个青年受训练的自卫军农民,因为他们要检阅,借去我的绑腿和皮带。

我正在积存着一些生活上的印象和事件,准备写作一点什·么―这必须要在这村中生活一年……

冬天打算把那件皮袍卖脱,买一头毛驴,准备将来离边区时用。我为贺讲了一些外面生活的情形,他很感兴趣地听着。.月...........,卫.-

盛,

路上我做了一些幻想,我将来必须要好好报答这个牧羊人。

二月二十四日(二月一日)

中国是爬行的社会,因此中国人也就不能跳跃着走路。我是一条冬眠的虫!还要蛰伏两年,还要爬着行走下去。读了关于马雅阔夫斯基和高尔基两篇文章,我感到外国再倒霉,作家的运命也要比最好的中国作家的运命强!他们至少能旅行,能过一个作家的生活,连马雅阔夫斯基全做过不止一次外国的旅行。把鲁迅先生一幅石膏像送给了刘永廷,并解说了先生的生平,虽然这人还不懂鲁迅是什么人,但他却是乡唯一有文化的人,我就把先生的种子带给这片“荒田”罢―虽然它也许不会抽出什么芽,但我却应该信徒似的宣传我的道。

午间领着鸣儿去拾柴,我的心情很悲怆。

听着一些人在吹牛皮,自己在旁边静静听着怪有趣―当他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和价值的时候。

夜间领鸣儿在刘永廷处,他讲说一九二六年左右,延安城里学生如何对他们宣传。“五个背枪骑马的学生”“见神父就下跪,叩头,称自己为罪人。”“他们被处罚了”。队的秘书―被东北军捕去了―由天主教徒的联保主任等保出―红色游击队把人民赶开了白军边境,不让送粮草等。

他曾相信“报应”和“灵魂”。

二月二十五日(二月二日)

早晨去碾庄,为了探听剧团搬家的消息。

贺家的那小娃终于死了,使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接了就想到耘儿和鸣儿,这两个孩子万一有一个有了好歹,那对我们将是一种难忘的伤痛!但人却应该对任何不幸挺起自己的胸膛迎接它,中途软弱下来这是可耻的失败啊!

这乡上的干部―乡长,指导员等―几乎全是流氓成分,鬼鬼祟祟,全无正气。因此我想到,共产党如果不认真励精图治,训练、筛选、提拔……像样的干部,它负起改造中国的大任是不可能的,将要有新的力量代替它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那是不能谈的。吃着老百姓的公粮,而不给老百姓办事―这是可耻的啊!我已经大致猜出了他们对我的战略:1,割绝我的一切社会关系。2,扰乱我生产计划和生活平安。3,穷贫我不给我米吃。4,利用乡村干部和我斗争―长期的―使我筋疲力竭,好让我告饶投降。因此我想到搬家和土地决不会顺利解决。

我也决定我的基本战略:1,尽可能不发脾气,忍下一切侮辱,执行韧性战斗,拖延时间。2,多方面发展社会关系,以为支柱。3,纪录下他们的劣迹,准备“反驳”的证据。4,无论如何要强硬坚持下去,但却应该讲究“策略”一些。5,拼了一切忍耐要体验他们对于我会用出一些什么下流和可耻的方法来,这会使我更深一层对于这个党底认识以及它前途的发展。

到冯老汉家,他们夫妻似乎正准备吸鸦片,我抽空躲出来。郭长庚的老婆案件还无消息,已经四处在查拿她的木匠拼夫。为了不使鸣儿在家感到空虚,我由那个青年贺家为他要了四个窝窝回来。―为了孩子竟不能不使自己降低下来!心情很不愉快地走回来―戏已经开场了《金沙滩》。夜间我深深思考着,并向芬解说搬到碾庄可能发生的困难和危险:

那里是孤零零地四临大路的旷野,我预感到这村将要有个更坏的事情发生,因为这村的人民甚复杂,鸦片、赌博、娟、奸情、害命、偷盗、斗殴……是公开地存在和发生,警卫力量是薄弱到不存在,乡上的干部―乡长、指导员又是受命令对我们各方面刁难―即使不如此,他们也是无用的。

“我们不能勉强贺家和我们搬到一起,因为我们是无定的,三天五日我们回公家,抛下人家怎样办呢?这扰害了人家的生活,我不愿意。其次,那里是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的―强抢和偷盗,其实更坏的事情―杀害―因为城内在肃奸,一些坏分子将要流窜到乡村,尽可能做些坏事情;孩子被狼吃了……疾病,食粮……”她开始恐惧了,但接了她又声明愿意“听天由命”,但我却不能这样“听天由命”下去。

我夜间深深思索了,就现存的各种恶劣条件来看―粮食无办法,土地无着落,住居不能忍耐,芬底多病,孩子病,我决定回公家去。勇敢地放弃无益的固执,这是应该的啊!何况我和共产党并非是原则上的对立,这种意气的坚持是不必要的,并且我对此地的乡村已经有了一些大致认识,我也失去了在此生活的兴趣。

二月二十六日(二月三日)

和芬大致说了,我去县上会王巫年。他们正在作基干自卫军的检阅,我草草地和他讲了,看了他那“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就没讲什么。给他留下一封信,说我放弃了种地的计划,准备回公家去,他说要和乡上商量。我知道回去也决不会如何顺利,他们要刁难我,冷落我,甚至用各种方法折磨我……我准备忍受——我必须忍受——从这“死泥潭”里拔出去,为了我将来的工作,我不能筋疲力竭在这里,以至毁灭在这里。……

从刘永廷处知道,这乡乡长是个赌徒,指导员吃洋烟,因此和他们不和。

二月二十七日(二月四日)

两天来心情很不安,这也许是为了要回去的缘故。

下午,我忽然发生了这样的想头,如果他们把我放在研究院,我就出他们不意,作这样的声明:

1,对于过去无论在思想上做过任何论争,感情上有过任何冲突,我一概抛弃记忆和成见,重新以一个同志来相处。

2,对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对共产党拥护终生。

3,必要时还可以暂时放弃文学工作。

4,不管对我过去、现在、将来任何人可以毫无容情地批评——我要在这整风后以群队中来整自己。

这当然是一时的想法,还是取着很浓的“英雄”气氛,“披罪”的形式,甚至“机会”主义的成分,但我如果真的如此说了,一生我也将如此做,但这是不容易的啊!

芬是愿意我加入党,她各方面劝我——为了我的快乐,省得浪费精神,为了鲁迅先生精神的发扬,为了人民大众,……她的意见是对的,可是我还不愿放下这可怜的“自己”最后一块盾牌,还要拖延下去,虽然这已经到了应该我入党的时候了!

二月二十八日(二月五日)

心情很想念罗烽、舒群、又然……以及一些其它友人们——感情上我是这样一个软弱的人!

并且决定,如果到一星期王王年无回信来,我还预备写一封信给陈云,说明我回去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好的一方面——也许他们无消息来,我就从此种地下去,再也不和他们发生关联,这是个可怕的转挟期啊!

耘儿还在咳嗽。我的心情很焦躁、寂寞、不安……。

晚间领鸣儿去刘大家坐了一刻,刘永廷也在那里。我本想研究刘大女人的一些历史,结果并未能知道些什么。我感到这对夫妻并不如一般舆论说得那样不如人。

二月二十九日(二月六日)

又写了一封信给王工年,托刘永廷带去。要回去我们愿意早一点回去。

去贺忠俭家,把我要回去的事向他说了,他很高兴,并且说他待我回去安定了,他们也来城居住。我答应下了他的儿子将来我负责教育长大,我也决定将来就请他为我家中管理人。这不是一时感情冲动。我相信,这对夫妻,他们对我是热情而真一诚的,这友谊是可贵的。

从那里拿来:五百元钱,预备后天做路费去城里,仅有的一点荞面也拿来了,他们对我们什么全无吝惜——虽然他是那村上最贫穷的人。

王兴姚夫妻也在吃洋烟,一两洋烟一石小米!

王兴甲是难民,革命后来碾庄,革命给了他土地和窑,如今多出几斗公粮,他却怨恨起政府来了。这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到了满足状态,他们的革命性就消灭了,甚至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一定要建立在无产阶级肩上的道理―这倒是一篇小说的主题,但我还不满足这主题,还应该再深刻些,人性些。这要慢慢思索,获得。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三月